2012年中国与西方经济体相互投资占比变化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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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主要是实施“引进来”战略,合理和有效地引进与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大规模引进外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虽有发展,但一直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举,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其中,1979 ~2012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761 亿美元; 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取得长足发展,201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创纪录的 848 亿美元,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5300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 13 位。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和发展中国家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来源国。
  在“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投资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在 1979 ~1999 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与中国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现象: 一方面,中国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欧盟、美国的直接投资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蛇吞象”式的逆向并购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主要外资来源地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体上出现了下降趋势。虽然部分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比 2011 年略有回升,但远未达到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最高水平。对此,国内外学者尚缺乏专门的研究,仅在个别学者的研究中涉及到相关的内容。如聂聆( 2008) 认为近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减少的原因包括美国经济不景气使其对外投资大大减少,对华投资因而受到影响; 美国的投资政策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发达国家交叉投资的上升对我国吸纳美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对华实施贸易制裁、限制的政策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带来消极影响; 入世后美国对华投资的深度一体化战略削弱了一些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积极性等。竺彩华( 2010) 认为妨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非市场因素主要包括中国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与知识产权问题、美国方面的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导致对华投资企业竞争力下降和与中国贸易摩擦升级引起在华美资企业的经营风险上升; 而影响中国对美投资的主要障碍包括美国的市场准入限制、商业行为政治化倾向。本文认为,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除受到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直接影响导致对外投资全面收缩之外,还存在东道国市场成本上升、政策红利衰减以及投资国市场存在的基于投资保护主义等的政治风险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拟在对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相互投资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相互投资的对策思路。

  二、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投资: 经验分析

  ( 一) 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发达经济体开始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并迅速成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从总体上看,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经历了 1985 ~1991 年的初步投资阶段、1992 ~ 1999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00 ~ 2005 年的稳定发展阶段以及 2005 ~2011 年的下降阶段,2012 年虽略有反弹,但趋势尚不明显。本文重点利用2002 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来进行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虽在个别年份有升有降,但总体上却呈现出下降的发展趋势,2002 ~ 2011 年降幅接近 15 个百分点。这种下降趋势在不同的发达经济体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降幅较大的发达经济体包括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也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最为主要的三大来源地。其中,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自 2002 年的 7. 17%上升到 2005 年的 8. 83% 之后下降到 2011 年的 4. 54%,降幅超过了 4 个百分点; 美国从 2002 年的 10. 28%一直持续下降到 2011 年的2. 04% ,降幅超过了 8 个百分点; 日本从 2002 年的 7. 94% 上升到 2005 年的 10. 82% 之后持续下降到2010 年的3. 86%,降幅接近7 个百分点。虽然2012 年欧盟、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比 2011 年略有回升,但远未达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其次,降幅相对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其中,加拿大经历了从 2002 年的 1. 11%一直下降到 2008 年的 0. 59%,2009 年出现短暂的反弹之后又连续两年出现下降,一直下降到 2011 年的 0. 40%; 与最高的 2002 年相比较,降幅达到 0. 71 个百分点; 澳大利亚在 2002 ~2006 年先后出现先升后降再上升的不规则变动,从 2006 年开始出现连续下降趋势; 与最高的 2003 年相比较,到 2011 年降幅达到0. 84 个百分点; 新西兰则在 2002 ~ 2005 年出现上升趋势,之后在 2006 ~ 2008 年逐年下降,2009 年和 2010 年出现小幅反弹,2011 年又出现下降; 与最高的 2005 年相比较,降幅为 0. 16 个百分点。最后,除上述发达经济体以外的四个发达经济体包括挪威、瑞士、以色列和百慕大群岛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比较稳定,虽有升有降但幅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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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明显地反映了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所有发达经济体还是不同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总体上都体现为一种下降的趋势。
  这种作为世界上主要外资流出大国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投资的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来源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 二)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逆向投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开展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逆向投资无疑存在诸多的障碍与困难。即便如此,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历程。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逆向投资快速增长,并掀起了第一次逆向投资高潮。但这一时期的逆向投资规模相对较小,投资方式也较为单一。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逆向投资又出现了第二轮投资高潮,特别是在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逆向投资更是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具体来说,从流量上看( 如表 2 所示)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逆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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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动性明显,从 2003 年的 7. 3%持续下降到 2006 年的 2. 5%,降幅接近 5 个百分点; 2007年出现大幅反弹,升幅接近 8 个百分点,原因在于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711%;2008 年又出现下降,降幅超过 5 个百分点; 从 2009 年开始连续三年持续上升,2011 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逆向投资已占全部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 18%; 2009 ~2011 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分别增长了535. 1%、101%和26. 8%,对美国的投资也分别增长了96. 7%、44% 和 38. 5% ; 2012 年,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分别增长了 123. 5% 和 47. 8% ; 2012 年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虽略有下降,但趋势尚不明显; 从存量上看( 如表 3 所示) ,从 2003年开始连续三年小幅上升,2006 年出现小幅下降,2007 年又出现大幅反弹,升幅达到 2. 6个百分点; 2008 年又转向下降,并从 2008 年开始,连续五年持续大幅上升,升幅超过 8 个百分点。2012 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逆向投资存量占全部对外投资存量的比例已高达13. 7% ; 从投资方式上看,中国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并购剧增,并屡屡上演“蛇吞象”的大戏。大型的并购案例有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日本 NEC 电脑业务、海尔集团收购日本三洋电器集团、海航集团收购全球第五大集装箱租赁公司 GESEACO 等。2012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并购势头更加迅猛,很多收购对象都是全球一流企业,包括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大连万达集团收购美国 AMC 的 100% 股权、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 Nexen) 成为中国企业迄今最大海外收购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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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投资
  对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互投资情况,可以通过图 2 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2002 年,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所占比例已接近三分之一,高达 28. 67%; 个别年份虽有小幅升降,但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降幅仅在不同年份存在一定差异; 与 2002 年相比,2011 年已下降为 13. 67%,降幅竟高达 15 个百分点。反过来看,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无论从流量来看还是从存量来看虽有升有降,但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且对发达经济体投资流量虽波动较大但上升幅度较大,趋势也更为明显,而对发达经济体投资存量的变化相对比较平滑,但依然可以明显看出上升的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流量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比重已连续两年高于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对发达经济体逆向投资的增长,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却出现下降,二者呈现出明显的背离现象。
  此外,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投资情况还可以通过衡量不同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相应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比率来进行分析。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α =FDI 流入额/FDI 流出额=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如表 4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大多数时期,发达经济体对于中国的直接投资明显超过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逆向投资,这些投资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对于具体的发达经济体来说,情况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在 2003 ~2011 年,包括美国、日本、新西兰、瑞士、以色列和百慕大群岛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数量上明显超过了中国对上述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数量; 其余包括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在多数时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数量也超过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数量,但是,欧盟自 2010 年以来、加拿大分别在 2007 年和 2010 年以来、澳大利亚自 2007 年以来、挪威自 2010 年以来都存在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小于中国对上述发达经济体逆向投资的情形。这充分说明自 2010 年以来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互投资出现了转折,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逆向投资高速增长与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下降导致了这一转折的产生。同时,也再一次佐证了图 2 中二者在 2010 年前后相交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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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投资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背离?

  为什么在 2002 年以来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投资会出现明显的背离现象? 回答这一问题似乎不太难,大多数人认为,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诚然,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引发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都出现大幅下降。从世界范围来看,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发布的 2010 年和 2011 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2008 年、2009 年全球 FDI 流量分别为 19288 亿美元、11010 亿美元,比 2007 年的 22675 亿美元分别下降约 15% 和 52% ; 尽管 201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流入量上升了 5%,达到 12400 亿美元,但其仍比危机前的均值低 15% 左右,比2007 年时的最高值减少了近37%。据欧盟统计局( Eurostat) 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2008 年欧盟对外投资下降了 28%,从 2007 年 4960 亿欧元降至3540 亿欧元; 吸收外资也下滑了 57% ,从 2007 年的 4000 亿欧元降至 1730 亿欧元; 而2009 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为 2630 亿欧元,比 2008 年减少 24% ; 2010 年更是大幅下降62% ,吸引外来投资也骤降 75% ; 2011 年这一下降趋势得到改观,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双双实现大幅增长,其中,对外投资同比增长 154%,这是四年来对外投资的首次增长; 吸收外资同比增长 117%; 2012 年欧盟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又双双趋于下降,其中对外投资的降幅极大。具体地说,2008 ~2012 年,欧盟对外投资额分别为 3540 亿欧元、3160 亿欧元、1460 亿欧元、3700 亿欧元、1710 亿欧元,而外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分别为 1730 亿欧元、2340 亿欧元、1040 亿欧元、2250 亿欧元和 1590 亿欧元。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2008 ~2012 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为 3083 亿美元、2670 亿美元、3044 亿美元、3967 亿美元和 3289 亿美元,同期吸引外资分别为 3064 亿美元、1436 亿美元、1979 亿美元、2269 亿美元和 1676 美元。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出现了同步的趋势,双双在 2009 年出现下降,之后在 2010 ~2011 年出现小幅反弹,在 2012 年又趋于下降。
  然而,从图 1 可以明显看出,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下降并不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才出现的,2005 ~2007 年降幅甚至远远超过了金融危机以来的下降幅度。就国别而言,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自 2002 年以来连续下降,而欧盟、日本与新西兰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则是在 2002 ~2005 年呈上升趋势,2005 年之后才转为持续的下降。因此,我们认为,探讨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相互投资出现背离现象的原因,既离不开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存在包括中国作为东道国的市场成本变化、政策红利衰减以及作为投资国的发达经济体存在的政治风险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第一,东道国市场成本上升与竞争加剧。首先,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中的发展中大国,市场的变化更为明显。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市场的情形与东亚国家发展的初期相类似,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发育不足和市场残缺,市场规模的扩大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市场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正常运作的程度。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市场不会自发形成,中国的市场从无到有是在政府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完成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市场规则的完善、市场秩序的规范、市场缺陷的弥补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加入 WTO 以来,市场逐步与国际接轨,更是加剧了市场竞争的程度。从总体上看,在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的作用正经历由“弱市场”向“强市场”的转变。其次,企业生产成本明显走高,并进入一个长期的上升通道。在中国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作为构成市场要素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生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改革初期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减少: 2012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逐步临近。
  由于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导致廉价劳动力的缺失与工资大幅上涨、工业利润受到挤压和投资下降,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电价、水价、土地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攀升,也推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00 ~2006 年,中国居民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 11. 2%,工资平均增长速度为 11. 6%。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外商投资企业( 如制鞋、服装、玩具等加工贸易企业) 而言,2004 年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以来,大量使用农民工企业的工资大幅度上升。以珠三角为例,2006 年,深圳、东莞的最低工资比 2004 年上升了 33% ~53%,绝对数额增加了 200 ~240 元。与此同时,2005 年 7 月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使得人民币持续升值,开始进入升值通道。与 2005 年汇改前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8. 2765 相比,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 6. 2578,七年来人民币累积升幅逾 32%,创 19 年来新高。汇率升值同样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在客观上降低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阻碍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从而给中国引进外资带来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成本导向型的外资企业,这种影响就更大。从长期来看,“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居民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速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双同步”的目标,这意味着到 2015年,在中国的用人单位需要为新增劳动力成本再支付 1. 5 万亿美元,工资持续增长将使劳动力成本占 GDP 的比重增加1 倍,从目前的15%提高到2015 年的30%。最后,企业间竞争明显加剧。自加入 WTO 以来,中国不断降低外资准入门槛,使得外资企业在中国日趋活跃。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实力的增强,国内企业也逐渐成长壮大,并在多个领域开展与外资企业的竞争,致使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从而使得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竞争压力增大。基于上述生产成本上升与竞争压力加大等原因,占比较大的部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出现撤资或将生产区位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导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下降。事实上,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从 2003 年开始,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了 27%,达到 190 亿美元,流入南亚的外资增长了 34%,达 60 亿美元。从这一时期开始,流入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的外资保持了长达六年的连续快速增长势头。2009 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外资流量经历了自2001 年以来的最大下滑,下跌近17%,但2010 年又开始上升,升幅达 24%,达到 3000 亿美元,接近全球总量的 1/4; 2010 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直接外资流入量翻了一番以上,达到 790 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吸引外资的传统国家如中国正逐渐被其他东南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取代,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样的东盟国家已发展成为低成本的生产基地。
  第二,东道国政策红利的稀释和衰减。所谓“政策红利”,是指由于政府推行的政策给一定的产业或行业和特定区域带来的好处,既包含顶层宏观政策红利,也包括底层微观政策红利。殷华方、鲁明泓( 2004) 运用 1979 ~2000 年的资料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必然对外商直接投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有效吸引外资,在政策体系上,中国遵循了“区域优惠---普惠制---产业引导优惠---国民待遇”的路径演进。改革开放初期,在外资政策方面推行的是区域优惠政策,通过区域政策上的落差来实现吸引外资的目的。随着对外开放度的逐步提高,区域优惠政策逐步演进为普遍适用的政策,其他地区也能吸引外资。同时,先行一步的地区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发展极”。这时,利用外资的政策开始向产业引导优惠政策过渡,即利用外资主要服从于产业升级和产业布局的需要,并最终为引进技术服务。加入 WTO 之后,为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开始与国际惯例接轨,取消外资企业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或“低国民待遇”,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成为利用外资政策演化的最终目标。
  从政策红利的角度来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对外资求之若渴。
  由于实行“区域优惠”的外资政策,各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大量优惠。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着比本土企业更为优惠的政策。特别是由“区域优惠”的外资政策走向“普惠制”之后,这些优惠政策更是普及至在中国投资的所有外资企业。因此,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外资企业在中国享有极其优厚的政策红利。加入 WTO 之后,中国按照 WTO 框架下的国民待遇原则,取消了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让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与此同时,按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外资政策进行调整,对引进外资有所选择,实行产业引导优惠与国民待遇,特别是近年来从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到反垄断法,再到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一系列政策措施显示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逐渐成熟,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在保持开放基调不变的前提下,已进入从“量”的剧增到“质”的飞跃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外资政策的调整,对外资的优惠政策逐步减少,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符合产业引导目录的外企不仅得不到优惠政策,反而可能在中国市场的优胜劣汰中被淘汰出局,那些从事粗放型、低附加值产业投资的外资企业生存势必较过去更加困难。因此,中央政府外资政策的调整与国民待遇的实施使得外资企业在中国能够享受到的政策红利逐渐稀释并大幅缩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下降。
  第三,投资国的政治风险。虽然对政治风险的定义存在不同的界定,但通常认为政治风险是由东道国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引起的,而这种不确定性会给企业的预期收益与资产安全带来波动与损失。对政治风险与 FDI 之间关系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厄舍尔( 1965) 、鲁特( 1968) 等分析了新兴国家主权独立运动时期的国有化浪潮和政权不稳定引起的政治风险对于 FDI 的影响。后来,东道国政府的腐败行为、官僚体制运行效率、政府管制行为、国际恐怖主义以及不同国家政治风险对 FDI 的影响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阿格沃尔等( 2007) 认为东道国政治的稳定性是除了进口限制、资本流出限制和东道国态度之外对 FDI 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资本流出限制和东道国政府态度是影响 FDI 的两大主因,而政府的政策和政治气候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 FDI 的流动。马利阿等( 2008) 则建立了东道国政府的没收行为、国内福利最大化及外商 FDI 选择之间的动态博弈均衡。对于不同类型国家存在的政治风险,相关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易于出现战争、内乱、东道国违约和蚕食式征用等极端型政治风险,而发达经济体的政治风险更多偏向于非极端类型,包括劳工权益引发的暴力风险、贸易保护政策、环境标准变化、民族主义风险以及歧视性政府干预等( 颜晓晖、聂名华,2007; 聂名华,2011; 桑林、姚琦,2011; 2012) 。吴雪涛( 2012) 认为,当前发达国家存在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包含反倾销政策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包含制度与文化差异和国有企业身份等在内的意识形态差异、包含反垄断审查与临时性法律法规等在内的歧视性法律限制以及多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等四大类。葛顺奇和阎大颖( 2012) 认为中国在美国投资的风险包括外国投资者会把关键技术带回本国,这种担忧尤其针对中国以及被过度夸大的政治因素,这是中国长期回避不了的潜在阻力等。英国大型基金赫尔梅斯表示,当前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超过过去20 年。还有一些研究着重对发达国家存在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障碍进行研究( 如张建红、周朝鸿,2010; 崔文娟,2010; 梅新育,2011; 李金珊、张默含,2012) 。然而,上述大多数研究局限于探讨政治风险与障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对政治风险与障碍对投资母国资本流出的影响则明显重视不够。我们认为,政治风险对于发达经济体的资本输出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论战结束后,以主要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长期妖魔化中国。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与综合国力的增强,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率先复苏,并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发达经济体又老调重弹,鼓噪新版“中国威胁论”,其目的就是束缚中国的手脚,不容许中国发展。这是一种冷战结束后长期主导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思维,并深刻影响着西方发达国家和美国的对华战略。这种思维反映在经济领域,存在各种形形色色的版本,如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双反”调查蓄意制造贸易摩擦的贸易版、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和否决中国企业开展正常对外投资活动的投资版,等等。
  此外,对人民币升值施压、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反复挑剔中国的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保护、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崩溃论”等都是这一思维的具体体现。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一方面对于技术出口长期推行限制性政策,直接导致资本流出规模的缩减; 对于中国引进和利用外资,抛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藉此打压中国吸引外资的进度和规模,吸引国际资本转而流向欧美,助其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并施压中国政府继续赋予其跨国公司“超国民待遇”,从而赚得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则以“国家安全”、反倾销等为由进行阻扰和否决。在这种歧视性政府干预的作用下,发达经济体流入中国的外资持续下降就不难理解了。

  四、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相互投资的对策

  ( 一) 充分认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相互直接投资的战略意义
  一般说来,直接投资相比国际贸易来说更容易实现互利共赢局面,因为直接投资在给投资方带来相关收益的同时,也给东道国带来诸如充实资本、增加就业与税收、扩大贸易、改善国际收支等益处。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直接投资更是如此。对于中国来说,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和更有战略意义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受益: 在企业层面,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不仅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与持续创新能力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绕开贸易壁垒、适应经济全球化、融入发达国家市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客观需要; 在国家层面,开展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更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扩大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更是中国从对外投资大国成长为对外投资强国的一个必经阶段和过程。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扩大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仅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增加就业机会、迅速走出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困境,而且有利于双边与多边的贸易平衡与良好经贸关系的建立,打造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必须从战略高度上深刻认识相互直接投资在促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关系良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直接投资活动。

  ( 二) 加强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增进沟通和了解,为相互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从总体上看,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直接投资在较长时期内尚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2011 年,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例不到14% ,2012 年,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为 5. 47% ,美国对中国投资占比为 2. 8%; 而 2012 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量仅占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 15. 4%,其中,中国对欧盟投资占比为 6. 97%,中国对美国投资占比为 4. 61%;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比重仅为 13. 7%,其中对欧盟投资为 6. 04%,对美国投资为 3. 27%。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 GDP 的比重还处于较低水平; 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但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历史较为短暂,仍处于对外投资的初级阶段; 跨国公司的发展虽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企业自身实力、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国际化程度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国还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市场的发展与政府的监管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尽管欧盟与美国都属于最大的对外投资流出目的地,但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对资本流出的限制政策、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盛行、发达国家交叉投资的上升以及对华政策变化,都会对流向中国的直接投资带来消极影响。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非经济因素,还有对中国市场发展与市场环境认识上的误解与偏差。比如,对于中国市场中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市场环境问题,未能从发展的角度、从中国市场成长的角度去看待,只是一味地指责和挑剔,这不仅无助于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而且也会给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造成不利影响。而出于冷战思维从政治层面对资本流出的限制与阻碍,更不利于双边或多边经贸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构建。因此,切实增强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增进沟通和了解,克服各自存在的影响相互直接投资发展的障碍,不仅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促进双边相互直接投资的扩大,而且有利于良好经贸关系的建立。

  ( 三) 推进双边或区域投资合作机制建设,为促进双方相互直接投资提供制度保障
  为了有力促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直接投资,加强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世界经济融合进一步加深。据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2 年,我国已签署 150 多个双边投资协定。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国已与德国、英国等多个发达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然而,一方面,中国与美国、欧盟等重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尚未达成相关投资协定; 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双边投资协定与区域投资协定的发展方兴未艾,美国正在力推 TPP 与 TTIP 两大协议的谈判。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要主动参与甚至发起新的双边与区域投资协定谈判,以应对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在中国与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之间,2008 年开启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迄今双方共进行了 9轮谈判,已完成核心议题和双方各自关注问题的初步讨论和技术性磋商。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同意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实质性谈判,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和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及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 负面清单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世界上至少有 77 个国家采用了此种模式。这种模式是适应国际发展趋势的需要,有利于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此举意味着中国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将首次延伸至“准入前”,中国外资管理体制也将迎来重大改变,对外资从当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全面转向“负面清单”模式。虽然中美协定谈判还存在诸如市场准入、劳工规则、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和国际仲裁等问题,但一经达成,两国的商业机会均将得到显着扩大,对稳固中美经贸关系、促进互利双赢具有很大意义。而在中国与欧盟之间,中国与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但是这些协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过于陈旧,跟不上国际投资发展的新形势; 二是在这些协定中,中国偏重于保护自己作为投资东道国的利益,在保护自己作为投资来源国的利益方面做得不够。2012 年举行的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已达成一项内容丰富的中欧投资协定将促进和便利相互投资的共识,2013 年 10月,欧洲理事会正式授权欧盟委员会代表欧盟国家启动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尽管欧洲理事会的授权指令包含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内容,将涉及投资保护与中欧对彼此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改善,但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一对贸易投资伙伴,签署新的投资协定对于欧盟与中国而言应该是双赢的。
  2013 年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启动了“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而中国与重要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在贸易和投资谈判方面的“破局”,确立更高层级的法律框架,切实提升中国投资者权益保障水平并确保欧美国家投资者的利益,促进相互投资合作并取得双赢效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放宽投资准入”、“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扩大投资合作空间。”这些内容都释放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强烈信号,为促进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互投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四) “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投资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市场成本的上升与外资政策红利的衰减,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持续下降,同时,许多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加工制造业也出现撤资的风潮; 另一方面,外商撤资虽然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国际收支等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但是,在客观上也使得继续在中国市场投资的外资企业的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更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但是,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下降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要求我们在促进中国对主要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同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进一步吸引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完善对主要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引进来策略。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结合中国的国情,对外资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并正视外资企业提出的合理要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重点考虑和解决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 WTO 框架下切实解决贸易争端; 进一步促进投资便利化,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不断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 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把依法合规经营的主体责任回归到外资企业自身; 进一步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完善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 在上海自贸区启动负面清单管理的基础上,改进外商投资管理方式,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二是加强管理,改善服务,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与美国、欧盟等重要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协定谈判一旦达成,就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企业将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对于竞争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国企业而言是一个严峻挑战,更考验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成效与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大都属于学习型 FDI,这一类型的投资对于后起发展中国家提升竞争优势是一种更具战略意义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此,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有条件的不同所有制企业走出去。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 加强对外投资管理,减少对企业的不合理干预,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 完善对外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 加强对“走出去”
  企业的宏观指导与服务,完善政策促进、服务保障与风险管理体系,为企业提供投融资、信息等方面的灵活、高效和便利服务,增强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 积极支持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培育和组建,增强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的竞争力; 充分发挥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双边和区域对话与谈判机制的作用等。
  总之,积极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积极探索“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的原则和方法,努力深化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投资合作,推动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应自觉增强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互信,扩大双向开放的领域,切实正视并解决双向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与问题,建立促进双边投资合作的体制机制,共同为扩大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互投资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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