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与合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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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对于中国 2013 年上半年 7. 6% 的经济增长,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把关注的焦点主要放在基本认可现有的增长速度和担心速度继续下行等问题上,潜意识中依然希望有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以为,这些都是表面化的认识,核心的问题是要明确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必须搞清楚影响和决定经济增长的本源性问题,然后才能据此科学评估时下的增长,分析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矛盾。

  一、人们为什么需要经济增长

  经济自消费始。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主要从消费开始,人类最初和最终的经济目的也源于消费。非常遗憾,这样一个几乎属于常识性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学家中,消费对于经济的目的性在许多场合被遗忘或淡化。其实,在远古时期,人类祖先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才脱离动物界,通过劳动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从而有了最初意义上的经济活动。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和再生产消费品的环节不断延伸,消费品的生产既包括消费品本身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甚至社会的许多活动都与人们的消费有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消费渐行渐远,许多经济活动看起来似乎与消费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出现偏离、背离消费的情形。但是必须明确一点,任何生产资料的生产都不能完全脱离消费品的生产,否则,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性就值得怀疑。
  以生产消费品为目的的经济为什么要需要增长? 从根本上说,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撇开人口增长的因素,人们对消费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既包括消费品的升级换代,也包括消费品范围的扩展。所以,消费是经济永恒的增长动力。当然,消费品的生产涉及众多的生产与再生产环节,围绕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需要有生产消费品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生产消费品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还有其他为人类消费提供生产的环节,比如,安全的生产、环境的生产等。换言之,围绕消费品的生产需要一系列的社会劳动,都表现为经济的活动。
  但是必须指出,只有以消费为中心促成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那些游离、远离、偏离、脱离甚至背离消费的经济增长,都不能构成真正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为速度而速度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是一种典型的物质浪费,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客观上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如果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或有产出却没有市场需求,或有市场需求可是投资难以收回,这种增长很难讲是真正的增长。有些国家在经济政策选择上,往往将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比如,奥巴马在竞选美国总统时,非常重视降低失业率的问题。而我认为,就业作为劳动的存在形式,劳动力的使用,必须与人类消费品的生产相联系; 如果脱离消费品的生产,为了保持或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增加就业,就会偏离经济增长的正常轨道,出现为就业而就业的情况,这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总是不平衡的,会出现一些缺口,这正是劳动力市场的调节阀和蓄水池。我认为,一个国家除了要保持较高的就业率之外,增强对一定程度失业率的承受能力也很重要,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为民众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而增加就业、减少失业,可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消费目的,未必有利于真正的经济增长。
  此外,站在不同的角度,处在不同的层面上,会对经济增长的目的有不同的看法。就某个个人而言,从事经济活动除了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外,还有超出消费的许多目的,比如积累财富、实现自我价值、进行社会交往、获得名誉、安慰良心等。就企业来说,则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把利润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击败众多的竞争对手等。在国家层面,结合开放的国际环境进行分析,从事经济活动的意义不仅包含满足本国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包括拥有更多的外汇、更多的超出消费范围的财富以及超越别国的竞争力等。但是站在全球层面上,如果将世界看作地球村,看作放大了的个人,经济增长的目的就不再那么复杂多样,就是纯粹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增长。
  那些脱离消费、甚至挤压消费的增长具有明显的非经济性,是对经济的负效应。这清楚地表明,经济学家在个人、企业、国家或全球层面上研究经济,会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

  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站在国家角度上,中国应当如何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实现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 我认为有两点必须考虑: 一是尽可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这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 二是争取拥有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保持对外贸易总体平衡、略有结余的局面。满足这两点,就算是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问题在于受一些因素的约束,实现理想的经济增长并非易事。理想的经济增长必须具体考虑以下六个制约因素。

  ( 一) 居民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
  居民消费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居民消费本身的增长也并非越快越好。一般而言,人类在解决温饱问题,生活设施初步完善以后,消费的增长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时候,人们在消费时更加注重品质、健康、安全和环境等因素,消费表现出科学而富于理性的特点。特别是在没有大的消费升级和更新换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片面追求过高的消费品零售增长,以此带动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同时,消费还受到收入增长水平的限制,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不能指望消费保持高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比较缓慢,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不足,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没有大的增长。

  ( 二) 资源的供给因素
  资源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未必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但这并不能降低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长期发展来看,一个国家如果资源匮乏,自身的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限制,其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该国获得外部资源的能力,以及利用资源的水平和效率。考虑到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非经济增长的速度。

  ( 三) 环境容量因素
  在现代社会,环境已经成为关键的消费元素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必须在保护环境和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之间进行权衡,做出选择。以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经济高速增长,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消费,事实上抵销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比如为了治理由经济高速增长而导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必须投入大量的经费,必然会明显加大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
  所以,工业化中后期,政府必须认真考虑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环境容量有限的国度,更要考虑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刚性约束。

  ( 四) 国际竞争力因素
  对于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会有较大空间和回旋余地,能够游刃有余地利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当国内市场需求疲软的时候,可以在国外市场上争取较多的份额。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在面对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关税壁垒的时候也能保持一定的优势。除了改革驱动和投资拉动外,中国过去若干年里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利用外资、扩大出口,以劳动力的低成本、环境准入的低门槛、土地的低价格促进经济增长。未来一段时期,原来那种有缺陷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将不复存在,过去的增长方式将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我国必须在争取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方面有所突破。

  ( 五) 科技创新因素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在消费层面上,还是在生产层面上,科技创新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使用怎样的工艺和设备进行生产,实现怎样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品种、性能如何,都与科技创新有很大关系。科技方面的创新,不可能依靠单纯的引进。尽管在某个历史阶段,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会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没有自身的创新,经济只能出现“懒汉式”、“寄生型”的增长。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具有科技自主创新的环境,拥有创新的人才,并不断提高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趋势,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 六) 制度因素
  经济制度涉及到人的权力、利益和责任,决定人的行为,是约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作为经济制度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能否激励人们追求利益、规范经济行为并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比如在收入的宏观分配问题上,如果基尼系数过高,财富急剧地向少数人集中,多数人无法分享发展的成果,将在事实上抵销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并且,这种分配制度,将不可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甚至有可能成为导致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

  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

  综合考察上述六个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才能分析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这是当前我国必须严肃面对的重大课题。

  ( 一) 突出以消费为目的的经济增长
  中国是超级人口大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以消费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的理念,打破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的增长传统。政府要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方面,注重消费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居民消费质量以及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准。特别需要提高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中,消费占GDP 的比重约为 70% ,而我国不到 40% ,这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为了投资的特征,从反面说明,我国的消费尚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另外,消费安全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缺少安全的消费,任何经济增长都会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之后,不断爆出“毒大米”、“毒猪肉”、“毒香肠”、苏丹红、地沟油等新闻,食品安全问题导致人心惶惶,人们无所适从、无可奈何。这些事件在相当程度上使人们从发展状态一步退回到生存状态,并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敲响了警钟。

  ( 二) 抛弃狭隘的速度思维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改革开放后的 30多年来,各级政府、官员以及许多经济学者灵魂深处的思维,基本上是希望中国通过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来赶超经济发达国家,以前提出“超英赶美”
  的口号,现在则是计算按照前些年和当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推算中国将在哪一年赶上和超过美国。
  作为中国人,我当然希望中国的经济能赶上美国,但是如果脱离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不负责任地幻想,这很可能只是一场“黄粱美梦”。一方面,这给国外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借口; 另一方面,如果事与愿违,没有如期超越某个国家,将会打击国人的信心。其实,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是正常的,不必脱离实际地强求我国一定要赶上和超过某个国家。而且,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过去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除了高于 GDP 二至三倍的固定资产投资外,还包括大规模地利用外资和大规模的出口,GDP 中 30% 左右是外资的份额。不计算 GDP,而是计算 GNP,情况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剔除外资企业的出口,贸易顺差肯定有很大差异。考虑到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因素、环境因素、技术因素等,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不说在技术上超越美国,就是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都比较困难。今年上半年 GDP7. 6% 的增长幅度,这个数字不是偏低,而是仍然偏高,不排除存在经济过热的可能,GDP 的增长幅度还有相当大的下降空间。从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能保持 3%—5%甚至是 2%—4% 的水平,就是理想的增长,哪怕 GDP 增幅降到 1%—2%,只要居民的消费不降低或略有提高,社会也能承受。
  片面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只是图虚名,会招实祸!

  ( 三) 将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增长的首位
  在工业化中后期,环境在经济增长中开始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消费层面上,环境已经成为重要的和基本的消费品。比如,对清洁空气的需求、对干净水源的需求,是消费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只是钱多了、房子大了,但人民生活在雾霾之中,会大大降低消费的质量。发展经济必须放弃“先上车、再补票”的思维,彻底从“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对现有的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等进行全面的普查和认真的评估,坚持严格的环境评审制度。必须根据环境容量,确定经济增长速度; 宁愿经济增长放缓,也要保护生态环境; 先要绿水青山,后要金山银山。对牺牲未来、以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增长,必须严惩重罚,决不能以“下不为例”一笔带过。

  ( 四) 促进以分配公平为前提的经济增长
  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是从结果上反映的生产关系。分配公平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分配公平条件下 5% 的经济增长,可能比分配不公平条件下10%的经济增长要强很多。在这方面,首先要走出西方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的误区。在西方福利经济学中,“公平”的定义是收入均等化,这与我国追求的公平相去甚远。我认为,平等不平均,平均不平等。分配的公平,既不是收入无差异,也不是差异越大越好,而是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不同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认为,应当是“公平优先、促进效率”,因为效率来自公平,公平产生效率。20 世纪90 年代,有些人提出先把蛋糕做大,再公平地切蛋糕,但是,从这些年的情况看,蛋糕确实变大了,可是收入分配却更加不公平。这就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者最有力的否定。联系到这些年居高不下、越调控越上涨的房价,住房问题的背后正是收入的不公平分配。另外,前些年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劳动者工资所占比重畸低,也反映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要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必须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保护劳动者合法的收入; 建立合理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机制,在不搞平均主义、保证投资者积极性的基础上,强调高收入者多交税;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困难群体基本的生活条件和权利;切实处理好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的利益关系,合理调节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

  ( 五) 建立有责任约束的经济增长机制
  经济增长既要有利益激励,又要有行为规范,二者缺一不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比谁都高,不仅比老百姓高,也比企业家高,但是面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分配不公、环境污染、房价高涨等,各级政府却找不到真正的责任主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却往往变成了“高速增长是硬道理”、“上项目是硬道理”、“招商引资是硬道理”。某些地方政府对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投资高负债等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往往是拖延矛盾,只负责借贷,不考虑还贷。
  说到底,还是因为政府缺乏完善的制度约束,没有真正形成对增长负责尤其是对未来负责的机制。
  新时期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一整套强有力的责任约束机制的基础上,一届领导,不仅要对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负责,更要对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偿还债务等方面负责,对任期内自己的决策给后人和未来造成的影响负责。只有真正确立这样的责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只追求高增长却不承担高增长后果的矛盾,让经济增长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 唐越. 论生产资料的增长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消费品的增长[J]. 甘肃社会科学,1984,( 2) .
  [2] 葛守昆.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面临的形势与对策建议[J]. 咨询要报,2010,( 5) .
  [3] 葛守昆,金毅. 生产关系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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