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中关于生产力建设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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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约公元前180~122年)及其门下宾客所集体编写的一部书。

  刘安是刘邦的孙子,受封于淮南地区。《史记》记载:他“好读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着书立说。《淮南子》是他所主编的一部重要着作。过去有人以为《淮南子》书中谈的都是道家哲学,对之不够重视。研究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学者甚至不把它列入参考书目。其实不然。这书内容丰富,说理透彻;其中保存了不少当时江淮一代新兴地主阶级一些新颖而精辟的社会经济观点,值得我们注意,如《把论训》一章有关生产力发展的论述便是一例。

  我们知道,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和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小上表现出来,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是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的根本原因。这些浅显的唯物的真理在今天己经家喻户晓,但在两千年前要为人们所认识却十分不易。我国古代出现过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可是他们在谈论社会经济间题时,却往往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相应而生的社会变化。他们常常把社会生产力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常常止于赞赏“有巢氏”架屋、“隧人氏”取火、“神农”或“后樱”教民稼稽、“黄帝”或“螺祖”教人成衣;对于后人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改良和进步,却不予注意。因此,先秦思想家大多美化过去、磋怨今天,或多或少带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悲观情绪。即以颇有进取精神的韩非为例,他在着名的《五蠢》篇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而今天则“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他在这段话中虽也试图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但由于仅仅看到人口的增长,看不到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看不见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因而就得出了人多“不免于乱”这样一个悲观结论。这结论掩盖了“争”的真正原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专制君主的残酷剥肖J开脱了罪责。

  《淮南子·祀论训》的作者却对问题提出了较前人不同的看法。

  第一,他们在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看到了生产工具的进步,看到了产品质量的改良,也看到了劳动效率的提高;总之,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首先以织布成衣为例说:“伯余之初作衣也,纹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抒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体御寒”.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人们开始制作衣服时,把、续麻等植物纤维搓成条缕,用手编织;织成的布稀疏得有似“网罗”,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后世有所改进,用“机抒”代替手指织布,人民才得以“掩体御寒”.接着作者又举例说:古人“炎J粕而耕、摩屋而褥,木钩而樵,抱甄而汲”,即用削尖的木棒耕地,用磨利的蚌壳除草,拿着木钩打柴,抱着土罐极水。这时,“民劳而利薄”,既劳累费时,又效益不高。“后世为之末、相、粳、锄;斧柯而樵,桔棒而汲”,工具有了这些改进,才“民逸而利多焉”.作者还说:古代山川阻隔,人民步履艰难,后世发明舟车,“民以致远而不劳”;古人难以抗拒野兽,后世“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

  显然,《淮南子》作者在以上事例中肯定了后世的生产工具较古时进步,劳动效益较古时为高,后世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较古人为强。“古者……民劳而利薄;后世……民逸而利多”,我们试将这段话和前所引韩非的话“古者…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后世“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观点的分歧。《淮南子》作者所具有的是一种生动活泼的生产力进步的观点,而韩非所有的则是一种沉闷悲观的生产力停滞论。这是《淮南子》作者较韩非等人进步的地方。

  第二,《淮南子》作者不把生产工具的改良和进步归功于“圣人”或“帝王”,而把它归功于普通的劳动人民群众。他们在列举了上述各种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改良和进步之后,总结其原因说:“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把论训》)。意即:人民遇到困难或为患难所迫,总是千方百计度过难关;人人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消除祸害,求取利益。做事不可墨守成规,器械也不可因循守旧。人民群众的这种不断克服困难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意志和能力就是工具器械不断改良、不断革新的根本原因。

  《淮南子》作者的这种肯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能力的观点比之古代有些思想家把任何发明创造归功于“帝王”和“圣人”,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听人摆布的“群氓”或“愚民”的观点要高明多了!《淮南子》的思想较他们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和人民性。

  第三,《淮南子》作者在指出了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并得出了“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的结论之后,紧接着说:朝廷的“法度”也要随以上情形而“移易”.他们反对沿袭一切已经过时的礼法制度,主张“因时而变”,而这种“时变”又以有利于人民和有便于事为原则。用《祀论训》中的话来说就是: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着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

  这是多么明确而痛快的语言!我们知道,先秦思想家如荀况、韩非以及汉初的陆贾等人都曾主张不法古、不循旧,也说过诸如“应当时之变”(《荀子·儒效》)、“因世而权行”(陆贾《新语》)这类的话。但他们的议论都不是立足于生产力发展这一坚定明确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之上的,因此与《淮南子》上述言论相比,就显得不够有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梗桔。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在这段话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出了社会制度发生变革的根本原因。生活在两千年前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淮南子》作者们不可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可能得出“社会革命”的结论,但他们却也试图从生产工具改良或生产力发展这方面来论述“礼乐”和“法度制令”相应变化的原因,这一思想在古代经济思想史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注意分析。

  《淮南子》作者上述思想的产生与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密切有关。汉初人民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元气得到恢复。西汉前期的经济在各方面都有迅速的发展。吴、蜀、江淮、南阳一带大规模采矿和冶铁手工业的兴起引起了人们对工具改良和技术更新的注意。商品经济的繁荣造成了工商业者的富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济形势的这种发展日渐和汉初所遗留下的某些旧的轻商、贱商的法律制度发生矛盾,引起了某些守旧人物的恐慌。如晃错即惊呼:“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己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在这种情况下,《淮南子》的作者回顾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回顾了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进步,并响亮地提出了“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着之”、“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的口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进步意义的。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宾客本身不是工商业者,而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但他们能从生产实际出发,从社会经济利益的总体出发,兼顾到工商业者、小生产者以及有市籍地主的利益,不惜和守旧分子对抗。因此说他们是当时江淮一带地主阶级中思想比较开明的一派,是恰当的。

  《淮南子》上述思想也和作者善于选择继承前人的成果有关。诸子百家各有短长,互可补充。善为学者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用《淮南子·要略》篇中的的话说,便是“弃其珍絮,斟其椒静”.先秦思想家很少注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其共同缺陷,但其中黄老学派善于观察自然,试图寻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孟柯一派时时为“民”着想,主张“民贵君轻”,不盲目崇拜“大人”;荀韩一派则对人性“趋利避害”的理论有所贡献;思想家的这些优秀成果在《淮南子》上述理论中得到了综合表现。有人说,先秦百家思想发展到西汉时期,已进入了互相取舍交融的新阶段,这话是不假的。由此也可证明:思想家只有把理论同新形势结合,参考并接纳各方面的学术成就,才能有所创新和发展。《汉书》的作者班固把《淮南子》一书列为“杂家”,并说“江淮间多轻薄”.班固是个思想守旧的史学家,他所谓的“轻薄”实际上是“大胆创新”的意思。西汉以后,正是这些“杂家”和这些敢于创新的“轻薄”之士,才往往能在思想界放出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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