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现状、潜力及顶层设计

所属栏目:国际经济贸易论文 论文作者:/
论文摘要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一) 引言

  中国和东盟①山水相依、 文化相近、 人缘相亲, 自古以来经贸关系十分密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日益紧密。 2000年 11 月,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首先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 2002 年 11 月, 我国与东盟签署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着中国—东盟正式启动自贸区建设进程; 2004 年起 “早期收获计划” 开始顺利实施, 有效促进了农产品贸易; 2004 年 11 月, 双方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 于 2005 年 7 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 2007 年 1 月, 双方签署自贸区 《服务贸易协议》, 于当年 7 月顺利实施; 2009 年 8 月,双方签署 《投资协议》。 在一系列精心准备的基础上, 2010 年 1 月 1 日起, 一个涵盖近 19 亿人口、6 万亿美元 GDP、 4.5 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建成②, 目前区内国家经济总量已超过 10 万亿美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作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建设的第一个自贸区, 是目前我国参与建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之后的世界三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 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深化升级中国—东盟跨境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变革的重要途径, 对我国和东盟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自 2000 年 11 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概念提出至今, 双方贸易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双方贸易规模扩大迅猛, 从 2001 年的 415 亿美元快速增长到 2013 年的 4 436.57 亿美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 20%, 超出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复合增长率 2.5个百分点。 二是双方贸易增长阶段性特征明显,2001~2003 年双方贸易处于提 速阶段, 超出我 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速 5 个百分点, 2004~2008 年双方贸易步入稳行阶段, 与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速基本持平, 2009~2013 年双方贸易进入提升阶段,增速高于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速近 3 个百分点。

  三是我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额个体差异明显, 2013年,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印尼、 越南分列我国与东盟贸易伙伴国前五位, 占到中国—东盟双方贸易额的 87.25%, 其余 5 国仅占到 12.75%。四是双方贸易差额形势由我国逆差转为我国顺差,2001~2011 年, 我国在双方贸易中始终处于 逆 差地位, 2012 年后转为顺差地位, 2013 年顺差达到443.83 亿 美 元 , 占 2013 年 双 方 贸 易 总 额 的10.03%。 五是东盟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截至 2013 年底, 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第四大出口市场、 第二大进口市场(见图 1)。【1】

论文摘要

  
  (二) 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大多认为贸易创造效应十分明显。

  自由贸易区对双方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影响是贸易创造效应的基础, 龙云安 (2013) 应用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证明 CAFTA 加速了成员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 通过自由竞争机制和成员国政策协调机制减少冲突、 避免产业畸形, 从而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趋向平衡。 陶岸君和孙威 (2010) 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广西、 云南等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有利。 徐婧 (2008) 指出 CAFTA对中国从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尼、 泰国等东盟五国的进口比出口具有更大的扩大效应,CAFTA 对不同东盟国家影响不同, 菲律宾和泰国向中国出口的增幅较大, 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向中国出口的增幅较小。 陈雯 (2009)运用 2002~2006 年的贸易数据分析中国和 133 个贸易伙伴国数据发现 CAFTA 有很大的贸易创造效应。 戴卓 (2012) 通过分析国际贸易网络结构的决定因素, 计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贸易网络密度得出整体结构较松散的结论, 其中中国、新加坡和越南是核心国家, 其余国家为边缘国家。

  程伟晶和冯帆 (2014) 基于 1995~2001、 2002~2009、 2010 ~2011 三 个时 段 的 实 证分析 表 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显着促进了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 具有比较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对中国与非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有限, 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具有显着为正的贸易效应, 对东盟国家更加有利, 中国具有相当比较优势的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 东盟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部门。

  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潜力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尤其是 2010 年 1 月 1 日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以来及未来潜力预测问题。 对双方贸易流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 谢娟娟和岳静 (2011)认为以口岸效率、 海关环境、 国内规制环境、 电子商务应用等为代表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流量影响显着, 关税税率差异也会影响贸易便利化; 沈铭辉 (2013) 基于微观层面自贸区利用率问卷调查却显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利用水平较低, 原因包括缺乏 FTA 信息、 取得原产地证书太慢或涉及费用过大、 FTA 提供的降税优惠幅度太小、 提供原产地证明文件很难、 对方非关税壁垒太多等, 影响了企业利用自贸区优惠关税的积极性, 而扩大宣传和行政便利措施可以释放贸易潜力; 李红和方冬莉 (2010) 指出人民币汇率变动、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等为中国—东盟贸易发展提供空间。 对双方贸易潜力的研究方面, 张彬和汪占熬 (2011) 基于 1995~2008 年 HS92 商品分类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贸区组建之后, 整体上各成员国贸易效应系数为负值, 产业内贸易水平下降, 各成员国获取长期经济动力来自于深化分工以充分利用自身禀赋优势,同时也意味着不对称需求冲击出现的概率较大;赵雨霖和林光华 (2008) 对中国与东盟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和贸易潜力的分析表明东盟各国存在差异但总体上潜力巨大; 程伟晶和冯帆 (2014)证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和建成之后对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都有贸易创造效应, 没有发现贸易转移效应,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过程中和建成之后对双方贸易总额的促进作用分别为0.82%和 0.716%。

  贸易引力模型是贸易流量测度和贸易潜力估算的重要方法, 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贸易引力模型源于物理学领域着名的理论万有引力定律, 指任意两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质量成正比、 与距离正反比。 20 世纪 60 年代初, Tinbergen 和 Poyhone 开创性的将其引入经济领域用以解释贸易流量及影响因素, 结果发现两国贸易流量与经济总量成正比、 与距离成反比;Anderson (1979) 在产 品 差 异假 设 下 通过 建 立 了替代弹性不变的效用函数进而构建了引力模型的微观基础, 进一步夯实了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石。 贸易引力模型的经典表达形式为: Tradeij=A(YiYj) /Dij, 其中, Tradeij代表 i 国与 j 国的贸易流量, Yi和 Yj代表 i 国和 j 国的经济总量, Dij代表两国之间的距离。 在此经典表达式基础上, 许多 学 者 结 合 研 究 区 域 的 特 殊 性 , 引 入 了 人 均GDP、 人口数量等变量以及在贸易边 界 问题 、 两国收入比值、 关税水平、 贸易摩擦水平、 社会福利评价、 侨民及语言一致性等方面的研究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贡献很大 (Inmaculada, 2003;Anderson, 2003; Edward , 2006; Peter, 2011;Lee, 2005)。 我国学者对引力模型的理论 研究 以及应用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方面也有丰富成果,郝景芳和马弘 (2012) 梳理和总结了引力模型在需求结构型引力方程和生产结构性引力方程两个方面的进展, 模型的线性化和数据的面板化已经1易安排、 经济质量制度等因素也加入到引力模型中 (邓慧慧, 2012; 谢孟军和王立勇, 2013); 一些学者针对中国与俄罗斯、 中国与智利、 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的研究采用了经典形式的贸易引力模型 (郝宇彪, 2013; 李亚波, 2013; 程伟晶和冯帆, 2014)。

  综上所述,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热点问题,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①研究所采用数据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 绝大部分仅研究了 2011年以前的情况; ②贸易引力模型的变量选择、 样本国家选择存在较大差异, 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值得商榷; ③中国与东盟 10 个国家的贸易是否存在个体效应研究尚无定论, 实证方法上选择混合最小二乘法会忽略许多个体信息; ④区分进口和出口贸易测算双方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潜力尚缺乏实证研究。 同时, 在当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潜力变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本文将以跨境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效应为基点, 运用研究双边或多边贸易流量问题的经典范式引力模型, 选取 2001~2012 年中国与东盟 10 个成员国和非东盟成员 33 个国家的贸易流量面板数据, 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效应进行检验, 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潜力进行测度, 并对优化贸易政策顶层设计、 进一步激发贸易潜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命题提出及模型构建

  (一) 命题提出

  首先, 一般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促使各成员国之间减少乃至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从而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自由流动, 增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贸易创造效应的产生是指成员国原来由自己生产并消费高成本、 高价格产品, 转向进口成员国低成本、 低价格的产品, 从而提高消费者剩余; 同时, 将节省的资源和人力用于生产相较其他成员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出口, 从而提高生产者效率。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可以解释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扩大效应。 第二, 东盟 10 个成员国之间国土面积、 人口数量、经济发展、 距离中国远近等差异明显, 以经济总量为例, 2012 年印尼 GDP 是老挝的近 100 倍,由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与东盟 10 个成员国的进口和出口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第三,从市场规模来看, 中国相较于东盟任何一个成员国乃至整体而言都十分庞大, 对东盟国家而言巨大的中国需求市场极具吸引力; 从产业竞争来看,中国出口贸易可能对东盟国家产业形成绝大冲击。

  因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能有利于东盟国家, 也可能有利于中国。 第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倡导发起到正式建成历时近 10年, 建设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对东盟国家实施关税减免政策, 建设期间及建成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 等多边合作框架, 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税水平和贸易壁垒下降明显,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可能削弱区内贸易创造效应, 但综合效应尚无法确定。 由此, 本文将划分三个时段, 第一阶段为孵化期 (2001~2003 年), 第二阶段为建设期 (2004~2009 年), 第三阶段为建成期 (2010至今),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在三个阶段应有明显变化。

  依据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有待检验的命题假设:

  命题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显着促进了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进口和出口, 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命题 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口的促进作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加有利于中国;命题 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与东盟 10 个成员国的进口和出口不均衡, 存在显着的个体效应;命题 4: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三个阶段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创造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二) 模型构建及变量设定

  贸易引力模型应用于贸易流量测算的准确性取决于模型构建、 变量设定和样本选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进口和出口贸易方面的巨大差异, 不区分进口和出口而考察贸易总量对分析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潜力并不科学, 因此, 本文将传统贸易引力模型改造为进口和出口贸易两个引力模型。 变量设定方面, 经济总量变量一般有 GDP、 人均 GDP、 人口等选项,兼顾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 本文认为选取 GDP 作为经济总量的代表更合适; 空间距离变量测度的是两国的贸易可达距离, 本文选取两国首都之间的地面最短距离, 事实上我国沿海省份和西南省份与东盟国家贸易往来更为密切, 选取北京到东盟各国首都的距离为变量可以避免空间距离的高估; 检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对东盟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应有所区分, 因此, 设置相应虚拟变量 (各变量含义参见表 1)。因此, 线性化的进口贸易引力方程设定为:

  lnIMit=α0+α1lnGDPCt+α2lnGDPIit+α3lnDISTi+α4ASEANi+εit(1)其中, i=1, ……43; t=2001, ……, 2012;α0, ……α41it为随机误差项。

  线性化的出口贸易引力方程设定为:

  lnEXit=β0+β1lnGDPCt+β2lnGDPIit+β3lnGISTi+β4ASEANi+μit(2)其中, i=1, ……43; t=2001, ……, 2012;β0, ……β4为系数, μit为随机误差项。

  (三) 样本及数据选择

  根 据 《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2013》 中 2011 年 、2012 年中国与世界各国 (地区) 海关对外贸易排名选取靠前的国家 (地区) 以及东盟 10 个成员国。 东盟 10 个成员国包括: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文莱、 缅甸、 柬埔寨、老挝、 新加坡; 余下的 33 个国家包括: 印度、 伊朗、 伊拉克、 日本、 科威特、 阿曼、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 韩国、 土耳其、 阿联酋、 哈萨克斯坦、 尼日利亚、 南非、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芬兰、 波兰、 瑞典、 瑞士、俄罗斯、 乌克兰、 阿根廷、 智利、 墨西哥、 秘鲁、委内瑞拉、 加拿大、 美国。 上述中国的 43 个主要贸易伙伴合计贸易额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约85%, 根据此样本集数据估算中国对外贸易引力模型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本文收集了上述 43 个样本国家 (地区)、 2001~2012 年 12 年的面板数据, 有效样本共 516 个。 采用面板数据的优势在于涵盖更多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规避单一数据类型的时间和个体差异, 增加模型拟合的效果和准确性。 关于进口和出口引力方程变量及数据来源等信息见表 1。 上述模型和数据的处理采用 Eviews7.2 软件。【2】

论文摘要

  
  (二) 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结果 (表 3) 可以看出, 第一, 混合效应、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 F 统计量和 Prob 值表明三个回归方程显着, 调整 R2显示拟合优度较进口效应回归方程有明显的提升, 三个回归方程的调整 R2均在 0.85 以上。 第二, 在 99%的置信水平下, 三个回归方程中的各变量系数都非常显着,出口贸易额与经济总量成正比、 与空间距离成反比, 符合模型设定预期, 与实际的经济含义完全符合。 第三, ASEAN 变量的拟合系数也通过了显着性检验, 无论是在混合效应回归方程还是随机效应回归方程, 都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显着促进了中国对东盟成员国的出口贸易。

  第四, 混合效应回归方程显示中国对 ASEAN 成员国出口比非 ASEAN 成员国高出 80.99%; 第五,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中国对 ASEAN 成员国进口存在个体效应,随机效应回归方程显示中国对 ASEAN 成员国出口比非 ASEAN 成员国高出 88.78%。 因此, 可以认为中国对 ASEAN 成员国出口贸易创造效应十分明显。【3】

论文摘要

  
  (三) 分阶段进口和出口贸易创造效应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三阶段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和混合 OLS 方法对进口和出口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三阶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口贸易创造效应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存在微弱的促进作用,各回归方程的调整均未超过 0.7。 三阶段随机效应拟合结果显示, 第一阶段拒绝了随机影响, 第二、三阶段接受了随机影响, 可见 ASEAN 变量对中国从东盟进口贸易影响并不显着, 未通过检验。

  三阶段混合效应拟合结果显示, 第一、 二阶段ASEAN 变量对中国从东盟进口贸易影响在 95%置信水平下显着, 第三阶段则在75%置信水平下显着 , ASEAN 变 量 回 归 系 数 呈 现 减 小 趋 势 。 因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演进过程中, 中国对东盟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较为微弱, 逐步弱化。

  从三阶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出口贸易创造效应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除第一、 三阶段随机效应回归方程调整 R2为 0.7左右, 其余均超过 0.8, 拟合效果较好。 三阶段随机效应拟合结果显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存在随机影响, 在 99%的置信水平下 ASEAN 变量对中国向东盟出口贸易影响显着, 第一阶段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高于对非东盟国家出口 89.26%, 第二阶段高于 89.04%,第三阶段高于 76.48%, ASEAN 变量回归系数呈现减小趋势。 三阶段混合效应拟合结果显示, 在99%的置信水平下 ASEAN 变量对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影响显着, 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高于对非东盟国家出口 80%左右。 因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演进过程中,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创造效应十分明显, 但也呈现了下降趋势。

  由此来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更有利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 这与整体数据分析的结果相一致。【4】

论文摘要

  
  综上所述,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口和出口贸易创造效应的整体和分段实证检验结果证明了命题 1、 命题 2、 命题 3 和命题 4,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显着促进了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进口和出口贸易, 且分段效应差异明显,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加有利于中国, 对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进口和出口创造效应不均衡, 存在显着的个体效应。

  四、 潜力系数测度及结果分析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可以用来估算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贸易潜力系数。 基本思想是, 在进口和出口贸易引力方程的基础上植入研究对象的个体效应值, 获得被解释变量的预测值, 并将其作为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在已有贸易环境下的理想值, 再用实际值比上理想值, 求得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贸易潜力系数 ( 见 表 5 和 表 6) 。 根 据 赵 雨 霖 和 林 光 华(2008) 对双边贸易潜力系数的分类: 潜力再造型(潜力系数>1.2) 表示与贸易伙伴之间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已经用完, 需要培养新的积极因素再造贸易潜力; 潜力开拓型 (0.8≤潜力系数≤1.2) 表 示 与 贸 易 伙 伴 之 间 贸 易 潜 力 尚 未 充 分 发挥, 还有一定的扩大空间; 潜力巨大型 (潜力系数<0.8) 表示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潜力远未发挥。

  (一) 中国对东盟成员国进口贸易潜力系数

  由表 5 可知,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进口贸易整体为 “潜力开拓型”, 近年来进口潜力空间增大,成员国个体差异明显。 国家层面,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总体属于 “潜力再造型”, 近年来新加坡、 泰国逐步回归 “潜力开拓型”; 越南、 菲律宾、 印尼、 老挝总体属于 “潜力开拓型”, 柬埔寨、 缅甸、 文莱总体属于 “潜力巨大型”。 时间维度, 进口贸易潜力系数总体处于先上升再下降趋势, 2011 年后所有成员国都处于 “潜力开拓型”和 “潜力巨大型”。 这说明中国对东盟国家进口仍然有较大潜力可以挖掘。

  (二) 中国对东盟成员国出口贸易潜力系数

  由表 6 可知,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整体为 “潜力开拓型”, 较中国对东盟国家进口潜力更大, 近年来出口潜力空间增大, 成员国个体略有差异。 国家层面, 新加坡、 柬埔寨、 缅甸总体属于 “潜力开拓型”, 近年来新加坡、 缅甸逐步回归 “潜力开拓型”; 菲律宾、 印尼、 泰国、 文莱、老挝、 越南、 马来西亚属于 “潜力开拓型”。 时间维度, 出口贸易潜力系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09 年后除柬埔寨外的 9 个成员国都处于 “潜力开拓型”。 对比进口贸易系数, 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潜力更大。【5-6】

论文摘要
论文摘要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关系, 使用引力模型和43 个 国 家 的 面 板 数 据进 行实 证 检 验 , 揭 示 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双方的进出口贸易创造效应, 测算了中国对东盟 10 个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潜力系数。 最终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①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流量与经济总量成正比、与空间距离成反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双方贸易影响显着为正, 其中, 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创造效应比进口更明显, 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更有利。 ②中国与东盟 10 个成员国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创造效应不均衡, 存在显着的个体效应差异, 随机效应模型拟合结果更适宜模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流量关系。

  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三个阶段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创造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总体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呈递减趋势。 ④中国对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潜力总体属于 “潜力开拓型”, 其中, 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潜力大于进口潜力, 不同成员国个体贸易潜力差异较大, 近年来贸易潜力有扩大趋势。

  根据上述结论, 本文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存在的上述特点和问题需要引起我国的足够重视, 尤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出口效应明显大于进口效应使得中国更多获取了自贸区的利益,这一点以 2012 年为分界点中国长期以来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也能体现。 如何防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弱化、 激发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潜力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战略定位层面,应更加重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当前,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 (TTIP) 和多边服务业协议 (PSA) 等多边合作框架大有取代 WTO 之势, 中国应倍加珍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战略地位。 第二, 合作范围层面, 应更加积极开放服务贸易、 相互投资, 共建海上丝绸之路, 增强劳动力、 资本、 资源、 技术自贸区内的流动性, 提高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 消费结构互补性, 提升产业内贸易规模和水平。 第三, 政策优化层面, 一系列深化对外开放政策应率先向东盟国家开放试点, 建设好滇桂综合金融改革试验区, 以东盟国家为切入点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 第四, 利益协调方面, 兼顾东盟成员国在国家大小、 经济发展、 政治制度、 资源禀赋、生产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倡导包容性、 共享性、 长期性经贸合作理念, 展现中国在其中的核心地位, 积极帮助东盟欠发达成员国家加快交通基础设施、 产业园区建设, 妥善处理好领土争端等问题, 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赵 雨 霖 ,林 光 华.中 国 与 东 盟 10 国 双 边 农 产 品 贸 易 流 量 与 贸 易潜力的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08(12):69-77.
  [2] 徐婧.CAFTA 对中国和东盟贸易扩大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 界 经济研究,2008(10):63-68.
  [3] 龙云安. 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与平衡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1):80-86.
  [4] 戴卓. 国际贸易网络结构的决定因素及特征研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12(12):72-83.
  [5] 陶岸君,孙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对策[J].经济地理,2010(5):705-710.
  [6] 周曙东,崔奇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 GTAP 模型的模拟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2010(3):54-5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