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体制与中国改革变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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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微观经济学论文推荐研究范文10篇之第十篇:农村经济体制与中国改革变革的研究    197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是从农村经济领域率先突破的。以安徽小岗村自发实施“大包干”为开端,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开始从此前的人民公社制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农村经济变革构成了我国此后系统化经济社会变革的“触发机制”。在改革开放推进到40多年的重要时刻,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站在新的起点,并面临着新的问题和历史使命,“改革开放再出发”是回应内外部新挑战、实现更高远目标的内在需要。我国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仍需确立适当的触发机制,而以加快农村经济变革为切入点、率先推动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则具有可行性和紧迫性。经济增长   农村经济体制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变革逻辑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严峻情形下启动了系统化的经济转型,这种转型涉及方向和策略两个关键问题。就方向而言,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经济状态转向开放经济格局是这种转型的基本趋向。就转型策略而言,中国经济转型存在着率先启动某些领域的改革、然后利用触发机制驱动更广泛领域改革的结构传导特征。   在中国这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采取由点到面、由面到体、逐步传导和扩散的渐进式转型策略是理性务实的,而触发部门的选择或形成则对这种转型策略的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978年我国启动的改革开放战略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尤其是农村经营方式变革)作为突破口,农村经济体制变革是70年代末期我国系统化经济转型的触发部门。这种策略选择是特定经济结构衍生的产物,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就实践绩效而言,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导致了多方面的连锁反应。第一,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农村可在保持农业产出稳定的前提下,向非农产业或城镇部门领域释放更多的劳动力,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首先在农村内部进行,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第二,农村生产力发展改变了农产品的长期短缺格局,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城乡居民越来越普遍地采用市场机制自发开展产品交易。第三,城乡产品的交易活跃加剧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可以跨城乡、跨部门进行频繁流动,这导致户籍制度的就业管控功能弱化,并从要素供给角度支撑了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发展。第四,在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频繁且所有制多元化的背景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推进,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则加速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五,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使我国应对冲击的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以此为前提,中国更有条件推进后续国企、金融、财税、外汇等诸多领域的经济改革。第六,从制度变迁的示范效应看,农村经济体制变革表明:政府对各类微观主体放权让利、并转向公共产品供给是提高经济增长的关键,这种思路随即成为了后续我国推进其他领域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基准”。   概括地说,我国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突破口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整体战略,这个触发部门的选择体现了两个基本原则:影响力原则和利益结构原则,即从那些影响人口相对较多、但利益格局变动相对较小的领域率先推动改革,进而通过触发机制中触发部门和扩展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推动整体发展。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作为触发部门最终启动了经济体系中不同部分之间的传导机制和链式反应,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的主要挑战及其根本性质   现阶段中国经济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推进到40多年的特定时期,我国需要厘清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及其根本性质,进而采取契合于当代实践的触发机制去实现更为高远、多元的发展目标。在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体系不同部分之间失衡格局却在衍生、累积和加剧,结构性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因素。   这些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在增长动能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密集投入,以创新为支撑的要素组合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度相对有限,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构成了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在需求结构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的持续提高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占比的相对下降,在最终消费支出中则表现出政府消费支出占比的相对稳定以及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显著下行。在资本配置结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不断加剧,生产要素成本逐步抬高,且金融和大城市房地产领域则通常拥有更高的行业收益率,这样经济体就衍生出过度金融化和“脱实向虚”问题。在收入分配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时序意义上改善了居民的收入、消费和福利水平,但不同社会群体并未相对均等地分享增长的成果,收入分配差距演变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重要表现。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来自于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均发生在一个正处在体制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且均面临着中国仍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共同背景。我国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很多维度,但这些问题往往具有共同的实践背景和形成因素——城乡二元结构。我国的经济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在非农领域或城镇部门(例如:资本配置的“脱实向虚”),但这些问题往往是“表象在非农领域,根源在农村部门”,就非农领域或城镇部门去解析这些结构性问题是言不及义的。   从投入结构来看,现阶段制约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要素的再配置能力、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素的再配置能力取决于农村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的对接程度,市场规模扩大则应需注重户籍人口仍占多数的农村居民的需求扩展,而人力资本提升则高度依赖于农村内部和流出劳动力(农民工)的劳动素质变化。从需求结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下降,快于农村户籍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下降,当前我国经济的高投资率、低消费率主要导源于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约束。从要素配置的角度看,资本进入农村部门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面临着土地制度、人力资本供给以及其他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难以在不同用途之间自主转换。在企业从事制造业遭遇市场逆转和利润下降的背景下,上述格局就会加剧城镇内部资本从实体经济向虚拟部门的流动。就收入分配格局而言,我国总体的居民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多个方面,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是总体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总之,结构性问题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理解这些挑战必须将其嵌入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特定背景之中,并由此把握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根本性质:表象在非农领域,根源在农村部门。这种性质使得我国的结构性问题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类似问题区别开来,进而对我国确立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触发机制产生了丰富的实践含义。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对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触发功能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背景下,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严峻挑战,回应这些结构性问题需要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要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就必须重新审视经济体系中触发机制,并通过重新启动农村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凸显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触发功能来实现改革再出发。197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突破口,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再出发也需要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切入点,在改革开放推进到40多年的特定时期,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对整体的市场化转型和对外开放仍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从1978年开始尽管已经经历了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迄今为止仍是一个不同部门、地区和群体存在显著差异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再出发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均匀地推进,凸显触发部门-扩展部门之间的触发机制对改革开放再出发仍是举足轻重的。在触发部门的形成和选择中,仍需要遵循影响力原则和利益结构原则两个基准,选择那些对整体改革制约作用较为突出、影响群体较为广泛、且改革震荡效应相对较小的领域率先推进改革仍是重要的,我国仍需强调和遵循从点到面、从面到体进而形成新一轮整体发展的改革策略。   在触发部门的形成和选择中,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对我国整体发展最具有瓶颈制约,它是形成诸多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共同因素。现阶段我国的增长方式、需求结构、资本配置、收入分配等问题均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紧密相关。新时代我国要改进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首先需要深化农村各类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并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优化需求结构首先需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意愿和能力,要实现资本脱虚向实首先需要拓展资本流向农村部门的空间和要素组合类型,要改善收入分配差距首先需要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外,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则需要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和农村人力资本提高,要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也需要关注农村生产生活领域的生态环境改善,这种情形需要将实施新一轮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放在突出位置。概言之,新时代背景下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对改革开放再出发具有触发功能,这种触发功能不意味着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要停滞或中断,而是说要凸显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通过加快农村经济体制变革撬动,加快或驱动其他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思路探究   我国将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作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触发机制,首先需要加快实施农地“三权”分置产权制度改革,以提高土地的市场化进程和土地配置效率,需要将农村土地配置从耕地拓展到农村的所有土地类型(包括耕地、经营性建设用地、非经营性建设用地),需要将农村土地配置从内部的集体-农户承包关系拓展到城乡之间多元主体的关联关系(包括农村集体、农户以及来自城镇部门的涉农企业)。在农地集体所有制给定的前提下,当前我国的农地制度改革要以拓展农户的自主选择权、提高农地的配置效率为基准。   从上述逻辑出发,我国现阶段需要积极推进耕地和宅基地的“三权”分置,耕地要坚持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激活土地经营权,宅基地要坚持集体所有权、落实农户资格权、放活土地使用权。这两类土地改革的核心均是在不触动集体所有制和农户成员权的前提下,通过产权细分来扩大农民的配置土地要素的自主选择空间。针对这两类农村土地,我国应在明确界定农户承包权或资格权的基础上,延长农户的耕地承包期或宅基地占用期,通过发展农村耕地和宅基地产权交易网络的方式,促使耕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实现社会化配置,以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或者资格权)的相对稳定来换得经营权(或者使用权)的灵活配置,借以实现农村耕地和宅基地的市场化配置。   除上述两类土地之外,应从健全城乡统一市场的角度变革农村的经营性建设用地。我国应尽快变革非农业经营必须使用国有土地的严苛规定,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出让、出租、入股等方式直接入市,在非农产业土地需求和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供给之间形成新的对接平台,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我国还应前瞻性地探索农村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城乡非农产业用地需求之间的对接机制,通过整治农村闲置宅基地形成建设用地的后备来源,在城镇建设用地、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之间形成有入市次序、有权利落差但权利落差逐步缩减的改革趋势,逐步打造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升级版”和“扩展版”。   现阶段我国率先推进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不仅涉及农村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和再配置,而且涉及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市场化和再配置。就劳动力而言,现阶段我国需要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将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从放松就业控制功能转变为消减公共产品落差,尽快探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社会保障接转方式和路径。我国率先推进农村经济体制变革,有必要在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十二年义务教育的试点工作,健全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补贴扶持体系,鼓励城镇居民以“新农人”身份进入农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就资本要素而言,我国需要加快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以及农村产业形态变革,为资本下乡提供需求端的“拉力”以及较为稳定的盈利预期。这个过程是一个农村要素组合方式变迁、农村产业形态演变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本流动脱虚向实、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过程。显而易见,我国改革开放再出发要将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作为触发机制,就必须进一步激活农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促使市场在这些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作为改革开放再出发触发机制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不仅需要推动要素的市场化,而且需要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我国农村提供的产品应从口粮为主转向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并重,从注重农产品的食品功能转向食品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并重,从注重农业的末端产品转向前段产品、中段产品、末端产品并重。由此出发,我国率先推进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必须立足于农村产品的多样性和复合性,从土地供给制度、人才供给方式以及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形成制度合力,拓展各类微观主体的市场把握和创新空间,提高其对城乡居民需求结构变动的回应能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以及盈利空间的扩大是各类要素城乡双向流动的前置条件,是整个产业体系重构和升级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规避外部经济冲击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我国发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触发功能还应着力改革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我国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必须改革传统的、按照户籍分别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更多凸显基本公共产品的普惠性质以及国家在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要职责。按照人头原则配置城乡居民相对均等的基本公共产品,同时按照集聚地原则配置城乡居民属地化、有差别的公共产品。在考虑财政收入和物价变动的前提下,我国应逐年提高国家针对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障供给水平,强化国家对城乡居民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质,鼓励不同地区依据自身条件增大对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力度,巩固和扩大农村精准扶贫的实施效力。从长期来看,这是我国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共同富裕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短期来看,这是我国回应外部经济影响、夯实社会稳定基石、激活国内消费潜力的必要举措,也是充分体现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对改革开放再出发触发功能的内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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