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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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0.4.1主要研究方法
  1、新政治经济学方法
  中国经济改革的彻底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所表现出的持续性,构成了中国近一阶段最令人惊讶的两个方面。中国一贯的“渐进主义”改革思想很符合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领导人的需要。实际上,中国改革的主要政策内容,虽然在不同阶段差别较大,但大多可以归结为权力结构的变迁和中央集权体制中的领导人所作的策略性权衡。
  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它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30年前还是封闭经济体。在启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之后,中国集结构调整、对外开放和制度转型这三大艰巨任务于一身,而这些任务必须以“三合一”的方式进行处理,这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今天表现的更为突出。中国推行的增量式、实验式的经济改革战略,以及实用主义的、渐进式的自由化进程是极其特殊和非正统的(林毅夫、王燕,2009)。这是一套渐进、局部、增量式、实验式的改革方法。它没有受现有理论的制约,也没有沿着既定的蓝图前进,但中国的实际表现非常出色。因此,对其经济转型过程的考察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
  2、归纳分析与演绎分析
  相结合演绎和归纳是理论研究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从本质上讲,归纳是从对众多经济现象的考察分析中找出一般结论的研究方法,演绎是从假定前提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推理得出新的结论。在理论研究中,这两种方法密切相关,不可分割。许多着名经济学家都曾强调这两种方法同时运用的重要性。归纳法体现了理论对现实的抽离;演绎法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但其基本假定却离不开归纳:实证分析的过程本身就是归纳与演绎的统一。
  在本文,对于理论的回顾和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成本收益的分析中,更为侧重的是归纳分析方法,但是在中国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以及中国如何进行主动调整以修复经济的内外失衡并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时,演绎分析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发展本身是个充满不确定的过程,经济转型的过程尤其如此。由于这样的不确定性和国情的差异,发展必然是一个学习、选择性适应和创新的过程。改革伊始,中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国家领导人自然而然地推行了实用主义的改革战略,允许全国范围内的试点和试错,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策略,摒弃不合适的策略。
  3、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相结合定性分析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分析和逻辑推导。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历史文献和数据资料进行处理,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的目的。定性分析常被用于对事物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它主要是解决研究对象“有没有”或者“是不是”的问题。
  要认识某种经济现象、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认识这些经济现象之间所具有的性质特征,以便把它与其他的经济现象区别开来。所以,定性分析是一种最根本、最重要的分析研究过程。定性分析有两种不同的层次:一是本文的一些研究的结论本身就是定性的描述材料,是在前人文献基础上的逻辑推演,没有数量化或者数量化水平较低,如在本论文的第一章使用最为广泛的就是此种方法;另一种是建立在严格的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这种方法在本文的第三、四、五、六章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从科学认识的过程看,任何研究或分析一般都是从研究事物的质的差别开始,然后再去研究它们的量的规定,在量的分析的基础上,再作最后的定性分析,得出更加可靠的分析。
  定量分析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本文中得的定量分析主要有数理模型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目的是为了验证第一章提出的结论。事实上,对事物的定性分析必然导致对事物的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更精确地定性,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该是统一互补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定量,而且容易导致伪回归,得出并不可靠的结论;定量分析则是定性深化与验证,它可以使定性分析得出更精确的结论。
  5、科学历史观与发展观的有机统一
  拥抱全球化,渐进的融入全球经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的国情与不同的发展阶段,最适合的调整方式和调整速度理应存在差距。
  运用科学史观,从全球经济动态调整的角度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在科学历史观和发展观的框架内,将制度变迁因素纳入到基于新的经济体制转型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总体特征关系的分析中。
  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放弃了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空间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放弃了把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分析完全脱离的人为界限,把制度溶入历史之中,运用制度的分析来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给出了一个一致的、有逻辑性的解释。新经济史学或计量历史学的贡献就在于它以制度观念为基础,将系统的理论分析运用到历史中去,并将复杂的数量技术应用到历史模式的构建与说明中去,从而充分体现了在经济发展中,历史的重要性。用诺斯的话来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
  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将制度整合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中去.是推进理论与历史的实质性的一步。”
  对于中国而言,突出历史的重要性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方面,同任何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从过去的历史、甚至是从非常漫长的历史中走来的,现在乃至未来的发展会不容置疑地受到在历史上沉淀的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在研究中国目前发展问题时,不能脱离对中国的传统制度因素、经济发展的背景的分析,要找到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之时,改造传统制度的途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过去都是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它们曾经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目前正在走的道路。因此,在讨论经济体制转型视角下的中国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外汇储备的关系时,也要注重对发达国家过去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轨迹的研究,吸取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以避免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发展市场经济中走弯路。
  0.4.2论文创新之处
  在本论文已经阅读的大量文献中,绝大部分是考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问题或储蓄行为的分析,也有部分论文考虑了中国高储蓄问题的特征事实和成因问题,另有少数文献从开放经济的视角讨论了全球的储蓄过剩问题(也包括高外汇储备问题),但很少有把这些问题作为总体来考虑,采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解释的研究。本文试图将对该问题不同侧面的考察放到同一个框架下进行讨论,试图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的经验分析中找到理解中国经济总体特征关系的核心要素。归结而言,本论文试图从以下角度展开创新。
  1.试图
  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视角,围绕高增长、高储蓄、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外汇储备的关系建立一个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合宜分析框架。
  提出虽然高储蓄是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储蓄率也不是越高越好,实际上各个国家都存在一个社会最优的储蓄率。本论文创新性地对中国的最优投资率、消费率、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例以及最优的储蓄存量率进行测算,发现这些最优值大都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环境、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相关。
  2.运用
  历史和比较分析方法,创建中国高增长、高储蓄、低消费、高投资、高外汇储备的部门分析框架,从供求两个方面剖析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以及各部门储蓄率之间的联系。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创新性地提出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中国一方面是自身拥有较高的储蓄总量,另一方面又大幅度吸引FDI到华投资的根本原因。自身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畅通,使FDI由于中国的开发战略和各地方政府对投资的追捧成为一种对国内投资的替代。症结之一可能是中国中央与地方分权过程中,宏观机制的形成与安排是更多的受中央部门管理的影响,即中国的条块分割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与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直接融资所占比重较低,缺乏一个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有关。国内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的低下有其必然性,是在增长共识下的中国政府理性选择,是中国选择性金融抑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并且与中国增长过多依赖高投资和出口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高度相关(实际该选择是一种次优的选择)。
  3.运用开放宏观经济内外平衡
  理论和政策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在开放背景下将对我国储蓄投资失衡分析从静态拓展至动态分析,考察一段时期内经济内外平衡状况的运行轨迹,分析经济动态调整方向的变化与经济政策的联系,综合考察了估值效应的金融调整渠道、汇率调整渠道和贸易调整渠道对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作用机制,考察了国民收入各部门收入份额的比例变化对储蓄投资转化以及我国长期储蓄投资失衡持续存在的影日向。
  0.4.3主要困难与研究的不足
  首先,在已经有的大量文献中,主要讨论改革年代中国经济总体特征的某个方面,比如经济增长与储蓄、投资或外汇储备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关系,而对于将几者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放置于一个统一的基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框架内进行的讨论,相对比较少,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写作的难度。
  其次,就社会最优投资率、消费率和储蓄率的测度而言,我们很难确定合理的指标和限度来界定什么水平下的、存量是合理的,而在什么情况下其是过剩或不足的,这一点对于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讲尤其困难,给出合理的界定和指标并进行动态的调整,无疑需要我们大量的定量化分析,在数据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我们关于各种社会最优存量的模拟测度分析将面临挑战。
  第三,本文试图突破原有的分析范式,努力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储蓄、消费、投资和外汇储备的关系分析放置到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从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开放视角对既有研究进行拓展和丰富,无疑具有一定的难度。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鉴于中国数据统计资料的不完整性和可信性方面的原因,本研究最大的不足在于对中国数据的搜集与整理。此外,有关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动态调整以实现内外均衡从而保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应该还有很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余地,也是本论文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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