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的角度重新看待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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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2014 年是中国改革的转折之年,在经济领域尤为如此, 其突出地表现为执政者开始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在 201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 “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要保持“合理增长”。 而所谓的“合理增长”,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保持一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以稳定劳动就业、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二是要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三是经济发展不能有后遗症,不能破坏环境,不能有损社会公平。 也就是说, 发展不再是简单的GDP 数字的增长, 而是变成为一个衡量国民社会总福利改进的综合性指标。从 2008 年提出的“保增长”到 2011 年提出的“稳增长”,再到 2013 年提出的“合理增长”,折射出执政者对社会财富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这种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与时俱进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最大亮点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本质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就是不断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地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因而,初期对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难免有失偏颇。 已有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市场经济, 忽略了对人性的制约和市场伦理的建设,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有差距。

  一、对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究其根本,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可以激励人们更加勤奋。 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 主要在于它没有价格信号,也没有竞争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 而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无立足之地的,勤快的人可以根据市场信号不断地扩展事业。 所以,市场经济会促使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市场弊端;而法律的严厉惩罚,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 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情况下, 合同很难是完全的, 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经济,因为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增加, 贵得让人无法使用,最后或许自行崩溃,就如在拉美的市场经济中那样。 况且,市场经济的动态均衡只是效率的优化,是在竞争的压力下对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的均衡,市场经济只能保证经济活动的最优配置, 但是却不能保证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行为最优化。 即市场经济不能保证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不去欺骗,不去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损害社会利益。

  中国的市场经济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这样的困境。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朴素地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进而许多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就是“挣钱”,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承认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合法性开始的。

  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越穷越光荣”一下子转变到“致富才光荣”,这使得许多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下海”和“挣钱”, 反映在国家层面上就是一味强调 GDP 的增长。 “一切向钱看”这样的描述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却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因素就是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 菲律宾、印尼,或者拉美等国家,特别是印度,不仅具有上述条件,还拥有西方式的民主和政制形式,但只有中国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还有很浓厚的经商文化和经商氛围,也就是有“一切向钱看”的大氛围。 这种“向钱看”的氛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向钱看”,二是地方政府的“向钱看”。 这恰恰反映出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不够,这些传统观念上的“市场经济”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二、对市场经济认识的不足
  
  上述将市场经济等同于“一切向钱看”的传统观念,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不足:

  (一)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缺乏深入认识

  众所周知,“挣钱”是自古至今都存在的现象,但是“挣钱”不能等同于市场经济,如果说市场经济就是挣钱,那么市场经济应该从古至今就有。可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除了其经典着作《国富论》,还着有《道德情操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着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代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着有《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些着作阐述的是同样的道理: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明不仅要讲究“挣钱”,更要讲求“伦理”。 也就是说,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不能只顾挣钱,心中要有所敬畏,心里要有底线。 市场经济中的“利己”要有制度(法律)的约束和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否则,“利己”就可能会鼓励人们为了经济上的“利己”不择手段地去挣钱,追求高效的市场经济,便可能变成不择手段的市场经济。

  (二)有交易就是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

  《卖炭翁》中“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一车炭的交易行为似乎发生,但这种交易并非是市场经济,因为它少了交易的基础———“公平”。 可见“挣钱”和一般性的交易经济都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除了交易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交易一定要公平;第二,市场主体要具有持续不断扩张事业的动力。 在这两方面,我们还有差距。

  1.公平交易“公平”在中国目前仍是较缺乏的。 国有企业的出让、国有资产的转让以及国有银行的融资也不公平,所以才引发了国家市场化、私有化合理性的争议。靠垄断强买强卖,或靠与政府的合谋挣钱,或靠占有土地、金融、矿产等稀缺资源挣钱,都不算公平的市场经济。

  2.市场主体有持续不断的扩大事业的动力虽然看起来不言而喻, 市场经济中各个利益主体都想挣钱, 钱没有挣够的时候, 所以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事实上却很困难。 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想做事,即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很多人下海,一开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 到一定时候,温饱问题解决了,甚至面子上的钱也足够了,其动力也就消耗殆尽了。

  总体来讲, 我们扩张事业的动力是远远不够的,这与我们发展市场经济背后的动力有关。 表面上看,这与美国人并无不同,同样是在做生意,同样是在搞市场,但究其根本,这后面的动力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前面提到的市场经济的两个特点,一是要公平的交易,二是要有持续不断的扩张自己事业的动力, 这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并不完全具有,所以,中国虽然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经济也曾一度繁荣,但是我们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一事实也证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生产力。 我们过去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存在偏颇的。

  三、从伦理的角度重新看待经济发展

  (一)重新认识市场经济

  要保持“合理增长”,中国人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要重新认识“向钱看”的阶段性和局限性。首先,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钱”对于人的激励作用是非常大的,而时至今日,中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6000 美元,很多国人的追求目标不再只是金钱,还有美好环境、和谐社会、个人自由和心理幸福感,这也正是执政者强调发展不能等同于 GDP 的背后意义。其次,更要强调市场经济中的财富伦理。市场经济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促使人们更加勤奋,这是因为竞争的原因。 但市场经济本身却不能减少欺诈等不道德行为,所以需要市场伦理来补足和修复市场的缺陷。

  (二)从伦理看经济

  我们再来看市场伦理对市场缺陷的补足和修复。 笔者曾经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就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市场经济会逐渐使大家都变好, 追逐私利的结果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最优。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只要存在着委托代理必然造成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这样就会出现坑蒙拐骗。 如果完全没有人心的自律,就要靠一系列的制度,再加上法律的监督来防止市场经济的弊端,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成本无穷高,高到运行不下去。 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无法解决,任何机制设计也无法解决,而需要市场伦理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存在大量的一次性博弈。 经济学讲,如果是重复博弈,双方就会比较遵守协议。 重复博弈主要是利益考虑,使得交易双方来遵守协议。 但是重复博弈的情况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普适现象。 恰恰相反,在全球化市场导致的交易基数巨大的情境下,重复博弈的基础反而是脆弱的。 现实的市场经济中更多的是一次性博弈。 比如很多专家的讲座就是这样,他讲完就走人,如果缺乏认真态度的话, 他就可能不负责任地随意而言。这种一次性博弈,不能单纯用利益来维持。

  市场经济是脆弱的,它本身必须建立在起码的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建立在信任精神的基础上。 西方市场经济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的,以新教的信仰为伦理基础的宪法宪章,同时通过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分权制衡等方法确立了社会伦理的约束机制,在此之上才建立了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 正是在这一伦理基础和道德约束之下,市场经济的快车才能基本沿着良性的轨道运行。

  (三)从伦理看发展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将“自由”的维度引入发展,而市场伦理对于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市场伦理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涵,它应该和自由一样成为人类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涵。

  首先, 伦理之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类最早的市场经济不是来自于正式的制度建构,而是来自于前制度即伦理的建构,它是清教伦理的一个副产品,现今席卷全球的市场化运动说起来只不过是遥远的人类一场宗教与伦理变革的回声罢了。 事实上,伦理建构不仅像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导引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西方是“荣耀上帝”,在中国是勤奋、节俭、进取的传统文化),仁爱、和平、正义、良善、宽容等人类的优秀伦理更导引于人类交易行为所赖以进行的合作与诚信。

  其次,伦理对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十分丰富。例如,1.伦理与合作演化(共同信仰和伦理有利于群体更好地学习与演化效果);2.动力机制(伦理是个人和社会乃至一个国家事业动力的最终源泉);3. 合作博弈(伦理资源可以激励诚信行为,共同知识更有利于形成更加合理的理性预期、声誉模型,从而导致更多的诚信);4.“第三者”功能与冲突的化解(伦理作为第三者的介入,有利于提供公平感和正义感,释放冲突压力);5.来世期盼与行为长期化(对“来世”的期盼有利于克服行为短期化);6.“第三律”与自我制约(个人道德是法律、公司治理之外的“第三律”);7.优序安排与平衡机制(在宗教、家庭和个人之间合理顺序的安排有利于个人与企业、社会平衡关系的形成);8.和谐机制与长治久安(宽容、仁爱等伦理资源的充足供应有利于减少冲突、形成社会和谐和财富保障)等。
  
  最后,除了伦理对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伦理的不断提升实际上也是发展的题中之意,因为美好的伦理(如仁爱、和平、公义、宽容、合作、勤奋、节俭等)本身就是人与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 过去,经济学主要分析市场中的交易行为,但现代经济学也越来越展开对非交易行为(如婚姻、犯罪乃至“冲突”等)的分析。 经济学家们甚至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只存在于交易中的“卡尔多一希克斯增进”的“交易惠利(transaction benefits)”的概念,即人类不仅可以从彼此的公平交易中获益,甚至可以从非同寻常的“给予”这样的行为中彼此获益。 这表明,爱、给予、馈赠等传统经济学分析较少的人类行为虽然与传统交易行为有着大相径庭的表面,但其实质都是能够极大地增进人类福利的活动,而伦理的提升恰恰有利于这些行为的出现。 这就表明,伦理是一种重要的看不见的精神资源。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已有 30 多年,但经济转型对于我们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等待中华民族的将是文明的转型。 现在是经济改革遥遥在前,政治、法律变革相对滞后, 至于信仰、 文化和人们精神的变革,除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在其他领域还较少具体涉及。 但是中国的变革一定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变革,而会是文明的转型。只有将市场伦理融入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中, 中国经济才会迈进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生活才能更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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