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近代以来中国金融业的三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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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一、引 言

  研究近代以来中国金融史的文献很多,大多聚集于某一时期某一特定行业 ( 银行、证券、保险与信托等) 的史料。用一篇论文理清中国百年金融发展的历史是困难的,本文尝试用近代以来的三个特殊历史时期重点阐述百年中国金融发展的脉络。之所以选取这三个特定时期,首先是受许章润一个观点的启发。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三次“改革开放”: 第一次始于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至 1895 年甲午海战,以洋务运动为骨干。第二次从晚清 1903 年至 1928 年国民党统治的确立。这是一个中国向旧帝制、旧文物告别,而引入一个新制度、新文物的时代。第三次自 1978 年“三中全会”至今,也已逾三十年。对照近代以来的中国金融业,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三次改革开放中金融业发展也是最快的,不仅表现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数量的急剧增加,也表现为金融市场的大发展,而且每一次都表现为与前一次质的突变——— 作者将其归纳为三个转型: 对应于第一次改革开放 (1865—1895) 是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的转型,表现为英国及各主要列强在中国纷纷设立银行等特征; 对应于第二次改革开放(1897—1927) 是外来金融向本土金融的转型,这一时期中国人开始创办自己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也开始兴起; 对应于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 (1979—) 是动员金融向配置金融的转型,这一时期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的背景下寻求更大发展的一次主动的对外开放。

  近代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是复杂的、多线条的,然而我们从“银行业”找到了贯穿不同时代的线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金融业滥殇于银行业,而且我国金融业一直来以银行主导型为主要特征,因此,从银行业的发展基本也可以看出整个金融业的发展脉络。杜恂诚(2008) 根据制度环境变化,将中国银行业发展归纳为五个阶段: 1912 年前的发轫,到 1912—1935 年的蓬勃发展时期,到 1935—1949 年的官僚资本体系,到 1949—1978 年的出纳机构、财政的附庸,再到改革开放至今的重建国有金融体系五大阶段。本文的“三次转型”与杜先生“五阶段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在五阶段中,银行大发展主要集中于第一、第二与第五这三个阶段,这正是本文集中讨论的三个历史时期。

  二、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的转型:1865—1895

  ( 一) 中国的土壤为何产生不出现代金融

  中国传统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金融体系。货币经济在先秦时期就达到一个高峰,唐代出现飞钱( 早期汇兑) ,北宋就发行交子( 最早纸币) 。传统的信用机构( 钱庄、银号等) 在明代甚至更早已大量存在。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银钱业进一步发展,除钱庄、银号以外,清代出现票号、账局等,并逐渐发展了存贷款及汇兑业务。但现代金融业始终没有在传统中国社会产生,而只能是一种舶来品。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还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钱铺不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金融机构。然而以西方经验看,现代金融业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现代金融业可能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条件而非结果①。中国现代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外来冲击后一个外源性的制度变迁。

  无论是钱庄还是票号,都没有完成向现代银行业的转化,原因很多。首先地区间货币不统一,各种货币之间的换算过于复杂,大大削弱了民间的储蓄倾向。古代中国人有了银钱一般埋藏在墙壁间或地下②。直到明清,金银窖藏仍是地主、官僚和商人保藏财产的最好办法,这对原始积累起一定的破坏。本来,传统金融机构资本就很少,加上民间没有储蓄,存款有限,资产总额难以扩大。同时,这些机构不注重资本积累,每年盈利用于分红,没有提取公积金和增加股本扩大规模。这样每家钱庄的资本总维持在二、三万两,难以从事较大规模的信用业务。19 世纪早期,专门从事汇兑并兼营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产生,凭着与清政府的密切关系,通过汇兑官款以及垫解京协饷而勃兴。他们或许最有可能转化为现代银行,但由于它们自身的保守性,最终与现代银行业失之交臂③。

  以上是间接金融的发展状况,从直接金融看,由于中国古代王朝社会建国后长时期处于和平状态,加之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国家对信贷市场并没有太大的需求。同时,商人有“宗族网络”代替金融组织,因此古代社会几乎不存在公共信贷市场。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并不是没有尝试建立金融市场,由于缺乏产生资本市场的政治条件与社会环境,这种尝试也没有获得成功。

  甲午战争之后,清廷被迫赔款 2 亿两,政府财政无力承担。清政府决定发行“昭信股票”筹资。昭信股票发行突破了王朝国家通过税收手段来筹资的惯用手段,以及捐输、报效等额外的落后筹款方式,这在财政史上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然而当时的中国不仅缺乏发行国债的政治制度,也不具备发行国债的社会环境。国债尽管在形式上是国家所负之债,但实际上朝廷仍然将其视同“捐输”,并屡屡提出“奖叙”。购买债券的王公大臣将正常认购称为“报效”,在心理上并未摆脱旧制度的约束。由于行政手段及技术有限,加上官吏专业化技能及素质偏低,又缺乏监督机构,结果公债发行变成地方官吏中饱私囊的渠道。由于发行不力,再加上各种弊端丛生,政府只得下诏停止。其时募集额只有 1000 万两左右,只实现预定的十分之一。武昌起义之后,垂死的清王朝又发行所谓的“爱国公债”,也几乎遭同样命运①。

  ( 二) 作为一种舶来品的现代金融

  中国的现代金融业起源于 1860 年代,它是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从外国强行殖入。从 1845 年丽如银行在中国成立分支机构,到 1865 年英国成立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期间,是外国银行在中国立定脚跟、开始举步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被英国垄断,其他国家( 除法国) 还没有插足的力量。随着西方列强经济侵入步步深入,从 1860 年代开始,外国银行数量渐成规模,并成为当时一股新的金融力量——— 这也正是本文之所以将 1865 年视为现代金融业发端的原因。此后的 30 年间,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形成鼎足之势。

  由于外国银行的进入,由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占主体的中国金融业,开始演变成外国银行和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而外国银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外国银行是因洋行在华进出口贸易需要金融调度发展起来,起先以汇兑为主。1870 年代以后,外国银行开始吸收存款,并为外国企业融通资金,展开证券和投资业务。由于外国银行一般都资金雄厚,加之各地拥有分支机构,开始对钱庄融通资金,加以发行纸币,逐渐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不仅如此,外国银行也成为清政府重要的筹资来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已查明的对外借款 90%是借自外国银行。

  随着现代银行的进入,中国金融业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种转型与中国工业化起点( 洋务运动) 在时间上似乎有着高度一致性,但有意思的是,这种一致性可能更多地是历史的偶然。中国现代工业与现代金融业的起源虽然都与外强入侵有关,但它们发展脉络是两条平行的线索: 前者是由洋务派在外强入侵压力下由上而下的自强运动,但后者是因为列强侵入从外而内的舶来品,两者似乎并无太多的交叉。

  从国外经验看,金融业与实业之间总存在互相促进的因果关系。无论是原发性工业化国家英国,还是后起之秀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都曾经伴随着金融业兴起,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早期工业化起了重要的融通资金的作用。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却是另外一幅图景: 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主要服务外国企业及政府借款,它和中国的工业化几乎是割裂的。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的经费早期主要来自政府投入,而且基本上是以“垫借”方式出现。这些垫借的官款来自关税、饷款和报效等,需要归还且付利息。洋务运动中后期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事工业,除部分是官方垫付以外,其余主要通过募集商股实现,少有银行为之提供融资。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随之进入中国,相继成立股份公司,因此也就出现股票市场。开始并无固定场所,股票交易也不规范,但有了早期股票市场的雏形。股票交易市场始兴的时间大概在 l9 世纪五六十年代。1882 年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上海股票平准公司。1918 年才有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是近代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但这时已经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了。
  
  三、外来金融向本土金融的转型:1897—1927
  
  ( 一) 本土金融业何以姗姗来迟

  虽然有识之士自开埠以来一直有设银行、兴实业的主张①,但中国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这种主张长期没有得到实现。直到外国银行进入中国的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才仿照西方模式创办自己的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这家银行成立的时间点(1897) 是颇耐人寻味的。此时,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但这家银行仍不能不说是洋务运动遗留下的产物。

  中国新式银行的兴起不是直接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产生,它是在外国银行势力扩张的刺激下,因洋务派兴办实业及清政府财政上的需要产生的②。中国人自办银行出现于洋务运动失败之后,与洋务派当时对金融业的认识不足有关。洋务运动源于“自强”愿望,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制器又必须开办铁厂,开办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办了铁路又不能不办银行。这完全是一种因短视而形成的逆向思维。直至洋务运动后期,原本只认为器物技能重要的精英分子认识到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变革,将成为洋务事业的障碍,因此在思想上经历了深刻转变,着手创办自己的银行。但此时兴起的现代金融业对于中国民族工业可谓姗姗来迟,这也可能是导致洋务运动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③。中国的现代金融业虽然自西方银行业进入中国便存在,便金融业自主现代化过程却在这时才真正开始。自此开始了外来金融向本土金融的转型。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现代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层面”,而非“器物技能层次”的一项重要变革④。

  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使当局认识到通过官办方式并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发展起来,所以在成立中国通商银行的同时,政府对民营银行并不采取压制政策。中国本土银行从产生之时起,就存在官办( 官商合办) 银行和民营银行两类不同银行。

  从 1897 年到 1927 年国民政府成立的 30 年,以民国成立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之前为官办银行兴起的时期,之后为民营银行兴起的时期。民营银行发展,最终超过官办银行成为本土银行业的主体。民营银行发展首先得益于一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放松对中国经济侵略,国内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所致。同时,这也是由于国内政府控制力量薄弱,官办银行难以形成抗衡之势造成。再有,民营银行兴起得益于当时一批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银行家群体,他们不仅拥有现代金融理念,也具有实干精神和管理能力。由于本土银行业的发展,使中国金融业在第一阶段由外国银行和钱庄“两强称雄”的格局,演变成外商银行、本国银行和钱庄三足鼎立的局面。

  中国的银行主要将资金投资于政府公债和对政府垫款,对企业的融资并不多。因此,1920 年代新成立的银行大多不是设在经济中心的上海,而在政治中心的北京。由于主要从事公债投机,风险很大,有的银行旋开旋闭。与银行业相应,证券市场也主要服务于政府融资。从 1918 年成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到 1937 年抗战爆发,证券市场上占据主角的是政府债券。当时债券持有者主要是银行,流通性很弱。银行持有公债一方面是为获取利润,另一方面是以公债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和纸币,从而使公债货币化。除中国自己的证券市场,还有多家外国人开设的证券交易所,由于交易所滥开滥设,出现多次证券投机狂潮。

  ( 二)1927 年后的中国金融业: 自由型向垄断型转变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府参与经济并介入私营企业,以国家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的倾向日益明显。表现在金融领域,1927 年前自由市场型的制度模式转变为国家垄断型的制度模式。1928 年成立中央银行,改组中国、交通两银行,将这两家银行置于政府控制之下,总部由北京迁至上海。建立“四行两局”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在货币制度上,国民政府于 1933 年“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制。结束了多名目、多类别的混乱状况。1935 年以“白银风潮”为契机,实行法币改革。

  成立四联总处,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的身份兼任理事会主席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势力得以进一步加强,不仅如此,南京政府还向民营银行渗透,通过加入官股、官商合办等形式,加强对民营银行的控制。由于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银行资金主要为政府战争的军费融资,用于工商企业贷款比重很小。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体制得到加强。1942 年起,货钞行由中央银行垄断。国库和政府债券也由中央银行一家代理,对私营银行的管理、私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以及外汇也集中在中央银行。这样中央银行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央行,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垄断的金融体制。这种体制导致国民政府融资模式的转变,由抗战之前以发行公债为主②,转向以发行纸币、借外债为主。由于印钞来得更为直接和便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抗战期间,政府军费增加,政府债信制度和证券市场发育不良,通过证券市场不易筹资,政府更加依赖银行垫款和增发货币融资,这为日后恶性通胀埋下种子。

  四、动员金融向配置金融的转型:1979—

  ( 一) 建国至改革开放前: 动员型金融如何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华外商银行相继撤离中国。外商银行在近代以来至解放前的一个世纪中,凭着政治和经济特权长期在金融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从此划上一个句号。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金融领域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体制。当时对于银行的作用,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都推崇列宁十月革命后对于银行的论述,即要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簿记的枢纽机关”③。因此政府在 1953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银行国有化,对金融业实行严格计划管理。

  首先是对“四行二局”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改造。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停业清理,中国银行改组为专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民营银行通过严格管理和业务疏导,成为公私合营的对私营工商业办理存放款的专业银行。1956 年,公私合营银行从根本上纳入人民银行体系,不再作为专业银行独立存在。自此,中国金融业进入人民银行大一统的体制。这种大一统的金融体制是服务于计划经济一套动员社会金融资源的特殊安排,本质上讲它是一种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的 “动员性金融”。通过国家隐性担保银行不破产的全民储蓄动员进行信用扩张,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金融资源,短期内激励产出规模扩大,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摆脱“贫困陷阱”并完成工业化。新中国的工业化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了将全社会资金动员到重工业行业,让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国家必须垄断金融行业。没有这样一种动员性金融,偌大国家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重化工业投资不可想象。

  围绕着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前面两次转型,金融业与工业化之间关系是脱节的,而只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金融才作为“实业之母”真正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直到 1970 年代末,我国已初步建立工业化体系。但是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再通过动员性金融来提高经济效率十分困难,这就需要资源配置性金融来实现,因此金融改革就显得尤为迫切。

  ( 二)1979 年至今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金融业开始从动员型向配置型转型。如果说,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中国银行业作为财政的附庸仅起到出纳作用的话,那么在改革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金融业仍维持高度垄断,因此只是承担“第二财政”的功能。与 1979 年以前为推行“赶超战略”实行金融控制有所不同,1979 年后继续实行金融控制则是为了支撑经济改革。因为改革开放是“集财于国”到“藏富于民”的过程,主要储蓄来源从政府和企业转向家庭。金融具有很强的聚集金融剩余能力,企业融资来源从政府财政预算转向金融部门。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继介入金融业,通过对金融业的纵向和横向分割,使金融业替代财政功能。

  这样一来,中国 30 年改革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半段金融改革主要是为了经济改革起支撑作用。无论是银行改革还是资本市场的推出,在改革初期,决策者主要是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为国有企业解困。因此多年来,金融仍然扮演“钱袋子”而非“资源配置者”的角色,从而使中国金融发展呈现“高增长、低效率”的特征。从 1990 年代开始,金融改革也成为经济改革内容之一。由于当时银行业市场化远低于其他部门,导致银行体系不能成为资源的有效配置者和企业监督者,使企业运转欠佳。因此随着分税制完成、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改革重心也就在 1990 年代后期开始转向金融自身的改革。事实上,银行业效率的提升最主要地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随着各类金融机构不断设立,金融资源高度集中的状况得以打破。因此改革后期的重心在于,通过金融改革提升行业效率反过来进一步提升整体经济效率,促进经济整体发展。

  新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前后两个阶段的转变,正是“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的过程。“金融抑制”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为推行经济赶超战略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而金融深化也是放松管制的过程,包括利率市场化、放开汇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准入控制等。Shaw 和 Mckinnon 于 1973 年提出“金融深化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政策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西方前沿经济理论进入中国,很快被学界与决策层接受①,并成为金融改革的理论先导。

  事实上,从动员型金融向配置型金融的转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这种转型除了考虑中国国情以外,更重要的是向国外学习、参照和吸收。因此,新中国三十年金融改革是“演绎式决策”( 以国外成功经验或经典理论为依据) 与“归纳式决策”( 以事实或特殊国情为依据) 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与整个改革开放进程“归纳式决策”为主导的特征相比,新中国金融改革是“演绎式决策”起到更为主导的作用。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度仍十分低下,今后金融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必定是国际化。

  五、总体评价

  对应近代以来三次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对应这三个不同时期,金融业也经历了三次转型与大发展: 1865—1895 年为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转型的阶段; 1897—1927 年国民党统治确立的 30年,为外来金融向本土金融转型的阶段; 1979 年以来,为动员金融向配置金融转型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不仅体现为银行业,也包括金融市场突破性进展,而银行是贯穿近代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要线索。每一次转型都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背景: 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之初,当时知识分子就提出设银行兴实业的启蒙思想,但直到洋务运动失败后,国人设立本土银行才成为现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由于蒋介石具有金融垄断思想,导致金融体制从自由型向垄断型转变,这也为解放后实行动员型金融体制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建国后动员型金融完全服务于工业化的目标,其指导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金融思想。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当代“金融深化”理论开始成为金融界共识,动员金融开始向配置金融转变。由于大家熟知的原因,本文忽略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铺垫,如果考虑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百年中国金融业在三个时期的跳跃式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社会剧烈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变化的产物。百年中国金融转型其实是关于“政治制度与金融发展理论”一个典型案例①。不仅中国为何生长不出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以及现代金融产生后经历的三次转型,从根本上讲,主要受制于当时政治环境或政治变革。更重要的,由于金融转型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展开的( 改革意味着让利与民,开放意味着外资进入) ,因此每一次转型,都是政府、国内民间力量与外国势力三种主体博弈的结果。但不同时期金融转型的主导力量却不同: 晚清以来直到民国成立,西方列强经济侵略步步增强,清政府软弱无力,金融业主要由外国力量主导; 民国成立,长时间的军阀混战,中央政权控制力薄弱,国内民间力量不断兴起,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集权逐渐增强,金融体系由自由型转变为垄断型,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形成高度集权的金融体制,政府成为主导。

  由于不同时期主导力量各异,不同金融形态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体功能也存在差异: 早期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我国金融业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种外来金融主要服务于外国企业及政府融资; 第二次转型,外来金融向本土金融转型,无论自由型还是垄断型,都主要服务于政府融资; 建国后形成的动员型金融主要服务于工业化赶超战略,通过不断金融深化,金融才回归其资源配置功能,真正服务于经济增长及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 1 ] 许章润 . 走向政治文明,才能走出“历史三峡”[ N ] . 南方周末 . 2009 - 12 - 10 ( C16 ) .
  [ 2 ] 杜恂诚 . 百年银行史: 谁是向上生长的力量? [ EB / OL ] . 21 世纪网(www. 21cbh. com) ,2008 - 4 - 5.
  [ 3 ] 叶世昌 . 中国金融通史 ( 第一卷 ) : 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 [ M ] .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 4 ] 傅衣凌 .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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