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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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重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体看来,其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包括2008年经济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促使人们重新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和预言;学理的原因是,在近几十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很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等思想上,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所忽视。但是对文化等研究的重视,依然没能破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逻辑,也没能找出社会发展的新路径。而且,文化等研究往往从改良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批判性的继承。如果对学理方面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可以看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忽视,与一些学者试图寻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缺点有关,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对劳动概念的质疑和批评。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马克思的哲学在卢卡奇那里被强调与黑格尔联系密切,甚至从黑格尔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对并不重视。而哈贝马斯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劳动范式,需要用交往范式补充甚至重构。一些学者认为在当代互联网技术发展、信息社会逐渐形成的背景下,相较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劳动的内涵和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他们意识到非物质劳动的日益普遍“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概念化”,[1]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获得关注。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发展、演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从这一概念出发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代重新获得重视甚至复兴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关劳动和服务的论述开始,探讨当代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界定,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在这种视野中,奈格里和哈特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政治哲学意义进行了探讨;高兹也注意到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意义。这种以非物质劳动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当代研究有一定的推进。这一视角也引起当代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发展、政治、民主等问题的理解的变化,但这些探讨也存在一些问题,其教训值得吸取。
  
  一 劳动、服务与非物质生产劳动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从现实出发,揭示了资本的秘密,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指明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的方向,提出了实现新发展的革命主张。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与劳动有关。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直接对象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建的劳动价值论,但认为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直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具体劳动不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一个目的是在交换关系中孕育出更多的经济权力。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起点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劳动的二重性。他指出,具体劳动是通过改变物的形态和特性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劳动,创造出不同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通过交换实现对其他人的支配权力。物质生产劳动不仅创造出能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而且生产出在交换中实现的权力关系。
  
  马克思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劳动出发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关系已经深深打上了资本的烙印。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生产的内部结构,也最终决定产品的分配和交换。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即绝大部分私有财产作为资本被控制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仅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在交换中获取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资本是带来价值的价值,其本质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支配关系。马克思强调,资本家通过资本支配劳动生产出其所需要的剩余价值,通过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进一步增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资本积累的不断加强会激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激化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生产条件的不断改进,使得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出现相对过剩,而这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支配程度的增强,使得更多的劳动者远离自己的劳动果实,这必将激起劳动者的反抗,并将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成功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并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重构,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大方向,比如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资本主义未来必然会被新的社会代替等,使之成为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宏大叙事中的重要篇章。
  
  尽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指向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劳动,但也曾明确地把“服务”作为一个生产性概念引入经济领域,指出“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 ‘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2].马克思认为存在两种服务:第一种服务生产的结果是商品,如作家的书、画家的画等都可以脱离艺术家而单独存在。第二种服务是以“活动”形式提供的,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这种服务“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结果”[3],例如,舞蹈家的表演让观众赏心悦目,舞蹈家与其表演合二为一,为观众服务的是舞蹈家引起人们视觉反应的活动。
  
  马克思在阐述服务劳动的基础上区分了两类非物质劳动:生产过程中“一般智力”的应用和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服务劳动。在马克思看来,第一类非物质劳动以“一般智力”应用的方式融入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成为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生产形式。而第二类非物质劳动则存在于物质生产劳动领域之外,就整个生产劳动领域而言,这类劳动的数量和地位都可以被忽视。马克思指出,两类非物质劳动都是商品生产劳动,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一方面,作为非物质劳动成果的“一般智力”是“由积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社会智力”[4],是直接的生产力。随着“一般智力”逐渐融入机器化大生产中,自动化机器系统将取代活劳动成为生产的主体,脑力劳动将不断超越直接的体力劳动而成为主要劳动形式,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显着提高。马克思指出,虽然“一般智力”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强制劳动转化为自由劳动成为可能,但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吸纳“一般智力”,使其由物质变换关系中的生产要素转化为资本的要素,这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资本在创造出愈来愈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同时,又把这些自由时间变成剩余劳动时间,促使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走向崩溃。[5]
  
  另一方面,存在于非物质生产劳动领域的服务劳动是生产特殊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即劳动者创造出特殊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具体劳动,亦即凝结在服务这种特殊商品中、通过交换实现价值的抽象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生活服务也沦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虽然由于时代所限,第二类非物质劳动并没有引起马克思的重视,但马克思始终强调,任何劳动都是物质规定性与社会规定性的结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也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7].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这种服务劳动也不能逃脱资本逻辑,必然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从学理上看,当代非物质劳动概念就是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的有关论述出发进行新的探讨的。这当然首先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有关,也是当代条件下一些学者重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原因。
  
  二 非物质劳动及其类型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信息化产业的迅速崛起,掌握高新技术的“知识型劳动者”日益成为劳动者的主体,大量的劳动力由第一、二产业转向知识产业,生产中体力劳动的投入越来越少而技术知识的投入越来越多,从事体力劳动和简单再生产的工人越来越少,传统的制造业正在被新兴的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取代。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在1959年就预言“知识劳动者”将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体,认为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新的知识经济将严重依赖知识工人。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在1962年《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 “知识产业”术语。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知识、科学与技术将在未来后工业社会中占主要地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1982年《大趋势》一书中指出,我们正在走出产业行业而进人思想行业,“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8],必须创立知识价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知识产业的发展促使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与产品的社会化程度与日俱增,劳动者可以不再局限于操作特定生产过裎而控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生产程序,劳动主体性日益增强。知识资本比物质资本更利于实现资本的全球扩张。知识产业结构的发展使得劳动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物质劳动的作用日益下降,管理劳动、科技劳动、服务劳动、知识劳动等非物质劳动作用逐渐凸显。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提升和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劳动,转向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非物质生产劳动。服务在劳动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学术界对它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强调“社会所产物品与劳役乃一不齐性的复杂体”[9].随着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将服务视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
  
  非物质劳动理论是在以知识经济和第三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背景中提出来的。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一般智力” 一词的启发下,结合意大利区域自治的发展,提出和使用了 “非物质劳动”概念。这个概念首先是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提出的,后来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以及他的合作者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将此概念进行了深人探讨,使得这个概念变得流行起来。拉扎拉托针对当代西方社会知识化的新中间阶级队伍的壮大和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萎缩,指出“非物质劳动”概念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商品的‘信息内容’的活动,它直接涉及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的大公司内工人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在那里,与直接劳动相关的技术逐渐变成由控制论和计算机控制(以及垂直的和横向的交流)的技术。另一方面,关于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行为,非物质劳动包括通常不被认为是‘工作’的一系列活动--换句话说,指大量界定和确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的活动,如果从战略高度说就是界定和确定舆论的活动。”
  
  拉扎拉托强非物质劳动并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而是将那些被物质生产遮蔽的创新、生产、消 ‘费等资本关系凸显出来。哈特和奈格里继承并发展了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概念,认为劳动不仅具有生产物质产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生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意义,“经济的服务部门展现了一个生产交流的更加丰富的模式。大多数服务的确以信息和各种知识的持续交换为基础……我们将这一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11].
  
  哈特与奈格里将非物质劳动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指存在于已被信息化的大工业生产中的通讯技术服务劳动,通讯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得生产与服务逐渐融为一体,生产的非物质倾向日益凸显。第二种指分析符号、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既包括智能与创造性的控制,又包括日常的象征性任务。第三种指身体模式上的劳动,包括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社会的互动与合作[12],与感情的生产与控制有关。他们认为,脑力劳动和认知劳动只是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非物质劳动”概念表面上与“知识经济”概念相似,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知识经济”.非物质劳动之“非物质性”是就其产品的非物质形态而言的,仅指其产品的直接形态具有非物质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指其涉及的所有因素都是非物质的。
  
  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和探讨有重大的意义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变化呼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归,非物质劳动所包含的人类解放潜能成为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旨归。
  
  三 资本批判与“大众”的民主革命
  
  非物质劳动概念受到重视,促进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的回归。这种视野的回归,形成了对当代社会理解的重要变化,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这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经济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劳动在世界经济中日益显现其霸权地位。在他们看来,“这一霸权劳动方式的强势并不建立在数量的优势上,而建立在它对其他劳动方式施加的转化能力上。”[13]就像19世纪工业劳动曾经掀起了全球工业化浪潮一样,非物质劳动也将成为各个生产部门共享的特征。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的普遍化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深入所有生产部门,而且还渗透到劳动者的私人生活中,使得资本剥削无处不在;非物质劳动并没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共享社会,而使得整个社会被资本全盘掌控。[14〕非物质劳动显现出的共享性和内生的合作性,使得生产与生活无法区分。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对人的生产劳动力的有限约束,非物质劳动剥削形式的普遍化导致资本对人的生命力的全面控制,整个社会以及它所有的生产和再生产系统的发展被吸纳到资本与国家的统治之下,[15]生命f然成为被完全投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机器。[16]
  
  哈特和奈格里借用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研究生命政治的内在动力,强调非物质劳动推动了权力范式的转变,是生命政治的动力之源。福柯从上层建筑层面论证了生命政治的内在性,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生命是作为权力管控的对象,被动地呈现出控制机制的内在化和生命化的。哈特和奈格里则注意到当代劳动形式的新变化,将生命权力定位于社会生产层面,强调非物质劳动在生产主体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孕育出生命权力,即在反抗单向控制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内化合作的权力机制。在他们看来,只有将生命政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才能寻获客观基础和主体力量,使其释放出解放潜能,并由此开启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旅。
  
  哈特与奈格里试图在非物质劳动基础上重构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以生命政治学的视角来理解这种新的劳动形式。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具有生产的维度,不仅生产满足人需要的产品,而且生产社会关系,甚至在最终意义上生产社会生活本身。n7]哈特与奈格里强调,非物质劳动孕育出新的资本剥削形式,即一种新的生命权力结构--帝国(Empier)与大众(Multitude)0在他们看来,帝国是资本博弈的结果。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使得资本日益“去中心化”[18]、流动性日益增强,资本向全球扩张使得资本之间的博弈已经溢出主权国家的范围,全球资本替代国家资本成为生命权力的控制主体;大众是生命权力结构下生成的新的革命主体。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使得资本剥削不仅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而且广泛存在于服务劳动、知识劳动等非物质劳动过程中,甚至渗透到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资本剥削的普遍性促成了 “大众”这一集体生命的生成。
  
  哈特与奈格里借鉴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完成了革命主体的建构。他们强调,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使得人的主体性日益增强、社会关系日益丰富,“大众是所有这些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19]一方面,在这种集体生命形式中,“所有的差异都可以自由、平等地表达” ;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内在的合作性使得个体之间的交流与共识的达成更加顺畅,“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21]这样,新的民主自由形成了,新的解放的可能性形成了。
  
  哈特与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条件下人类解放的基本路径进行了初步构想,提出了大众民主自治理论。在他们看来,随着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日益彰显,资本逻辑不再仅仅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二元对立,而是逐渐激化为全球化背景下帝国与大众的对抗。大众民主自治的基本路径是劳动者通过潜在自主性的发挥,拒绝资本对劳动力日益加强的控制,在此过程中发现并建构可以让他们的生产能力得到实现的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生命形式,[22]重构集体生命的共同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自由解放。
  
  从整体上考量奈格里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发展,可以发现在其三部曲《帝国》(2000)、《大众》(2005)、《共同福祉》(2009)中有一个变迁甚至所谓的“辩证的三位一体”:非物质劳动形成了大众;大众受资本的剥削,资本是作为全球化的帝国组织起来的,大众其实与资本内在是矛盾的;解决矛盾的办法是由于非物质劳动而形成了共同的福祉,形成了一个自我管理的新的社会,出路在于这种非物质劳动为核心的基础上形成所谓的自治社会。[23]这种观点在一些学者那里也可以找到相关的论证,甚至其论证比奈格里和哈特的论证有更多的说服力,高兹即是如此。
  
  高兹注意到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为重建资本逻辑提供了可能性。他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主体性日益增强。非物质资本将不再归资本家独享,劳动者可以成为自己的资本家即“知本家”.高兹预言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社会阶级结构将发生变化。“知本家”阶层的日益壮大将消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二元对立,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统一。在他看来,个人自主开始于每个人能够自由处置时间之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工作中解放,只有在非经济取向的劳动中才能获得自由。高兹认为,当劳动者不再以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薪金)为劳动的目标时,才能消除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区别,实现自主创业。“当付薪劳动不再比在扩展家庭或核心家庭内不付薪的自主活动更’高贵‘或更令人羡慕时,人们才能在后者中找到比前者更大的满足。”[24]高兹强调,只有取消付薪就业,才能使劳动者意识到劳动的目的不是经济理性强调的“更高利润”,而是生态理性倡导的“更好生活”,才能使个体的自主创业真正成为人类的共享成果,促进人类自由解放的实现。
  
  高兹从非物质劳动出发论证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一方面,非物质劳动孕育了新生的社会主体,即实现了资本与劳动内在统一的“非工人的非阶级”--“知本家”.高兹强调,“自由领域不能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成而仅能通过一种有决定权的行动建立起来,这种行动意识到它自身的主体性,断言自身是每个个体内心的终极目的。仅有非工人的非阶级具有这种行动的能力。因为它独自体现了存在超越生产主义的东西:积累道德规范的拒斥和所有阶级的分化。”[25]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导引了人类自由解放的路径。在他看来,非物质劳动的实质是主体的自我生产,自主的“知本家”们可以通过“占领公共领域”来表达个人的美好意愿,依循生态理性建成生态社会主义的自治联盟,消解经济理性支配下的资本统治。
  
  结语
  
  当代劳动形式的新变化吹响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号角。不论是哈特和奈格里对生命政治之内在抗争性的深层剖析,还是高兹对生态政治之自治性的乐观预测,都是以非物质劳动为出发点,将焦点重聚资本逻辑,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危机现象的同时,探寻社会和谐、人类自由解放之路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拓展了政治革命的主体向度。但是他们的批判视角始终没有摆脱资本逻辑,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关系,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其一,非物质劳动只是物质劳动过程中的特殊形式,马克思主义以劳动为起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适用于当代社会。哈特、奈格里和高兹都确认了当代劳动形式的非物质特点或者倾向,认为非物质劳动是生产主体和社会关系的劳动,试图从产品和社会意义层面将它与物质劳动区别开来,这种分析忽视了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内在统一性。物质是所有劳动得以进行、发展的载体,任何劳动都是物质的。非物质劳动只是物质劳动过程中的特殊形式,最终都将回归物质,其产品往往要以物质为载体,劳动的能量也源于物质的生命构造--人类的身体和头脑。物质劳动中有非物质的因素,“所有的物质劳动都有非物质劳动的一面,因为物质劳动不仅改造了直接作用的物质对象,也改造了主体和社会关系。在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之间不存在清晰的差别”.[26]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不仅不会取代物质劳动,反而会促进物质劳动的发展。非物质劳动是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劳动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延伸,马克思的观点仍然可以为理解现代劳动的本质提供理论框架。
  
  其二,非物质劳动理论没能从劳动的二重性出发剖析资本,忽视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打破资本逻辑的关键。哈特和奈格里幻想着在“大众”饱受资本剥削之时,非物质劳动及其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关系使“大众”能够在资本主义内部自然地摧毁资本主义本身,但“哈特与奈格里的乐观主义并不能为我们今天提供一种具体的行动方案”[27].高兹则试图通过非物质劳动激发劳动者的自主创业潜能,以期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统一,但“取消付薪就业”只是劳动者的美好愿景,这种改良主义方案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实现。马克思从劳动的二重性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剩余价值生产,不论在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资本都表现为以物(生产资料)为媒介的人支配人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不在于从主体层面改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在于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从根本上破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关系。非物质劳动理论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本质,劳动的转型只是资本统治形式的变换。如何使非物质劳动成为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新的生产关系替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力武器,成为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复兴的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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