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管子的军事情报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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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生态等多个方面,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虽《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著作,但其主导思想为法家思想,其中的关于谋略、布阵、用兵的军事思想极为丰富。

  关键词管子;用兵;军事

  《管子》虽非兵学著作,但其军事思想内容丰富,是先秦除兵学著作之中论述兵学内容最为丰富之一部,且成就很高。梁启超在《管子评传·管子之军政》中高度评价说:“然管子之论兵术与治军政,皆有非后人所能及者。”正因为其军事思想丰富,成就突出,有的学者冠之以“管子兵法”。“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七法》),故本文拟从治军、用兵、战争三个方面对管子的军事思想进行探析。

  一、治军之要

  军队的战斗力决定着战争的胜败,而战斗力的生成来源于军队治理。故管子非常重视军队的治理。《管子》以“强其兵”作为其治军的主导原则。

  (一)装备精良

  《管子》十分重视装备建设,“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参患》);认为只要认真考察武器装备,就能预知胜负,“审器而识胜”(《兵法》);“器械巧,则伐而不费”武器精巧,才能征伐顺利,(《兵法》)“备具,胜之原”(《幼官》),所以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存乎制器,器无敌”。主张“聚天下之精材”(《七法》),“来天下之良工”(《七法》)进行武器装备的制作。军队能够做到“器成教施,教器备利,”(《兵法》)就可以分兵则敌人不能防备,聚兵则敌人不能测度。兵的进退都会像雷电一样,而没有停滞和溃散。而好的武器应该“利适,器之至也,”否则,“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适”(《兵法》)。

  武器是作战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但由于作战装备材料有限,齐国也重视对于武器材料的征收。“桓公曰:‘皮、干、筋、角之征甚重’。”(《轻重甲》)齐桓公认为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由此看出齐国对武器装备重视。

  (二)训练有素

  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定选士,胜”(《幼官》)还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幼官》),“三官”,即鼓、金、旗三种指一挥号令工具,鼓是为了鼓舞、作战、进攻而用;金是为了防守、退兵,停战而用;旗是为了出动军队、节制军队、抑止军队而用;“十号”,’即各种号令;“九章”,即各种旗帜,士兵们根据不同的旗帜含义做出判断选择。例如,举日章,白日行军;举月章,夜里行军;举龙章,水里行军;举虎章,林内行军等,有九章的规范,士兵的行止就不会越轨。“十器”,即各类兵器;“五教”,是对士卒进行目、耳、足、手、心五个方面的训练。即教战士眼看各种形色的旗帜,听各种号令的数目足走前进后退的步伐,手使各种长短的武器,心想赏罚制度的必行。五教熟练,战士就有勇气作战了。训练还要注重方法,“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兵法》)。“因便而教”、“教无常”,即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不拘常法,灵活施教。“三官、五教、

  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运用三官、五教和九章,要做到起始于没有开端,结束于没有穷尽。始于无端,好比“道”;终于无穷,好比“德”。因为道是不可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动兵或息兵都有成效。

  不仅是士兵,《管子》也十分重视将帅的培养和使用,它认为国家的安危常取决于将相大臣,“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权修》);“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并“以战功之事定勇怯”(《明法解》),来考察将帅的实际能力,而将帅本身也必须具备知彼知己,多谋善断,爱兵抚民,严明执法等优良品德。若敌方以良将,而我军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立政》)为避免军士覆亡而将领被杀们就要选择培养任用正确的将领。“审地图,谋官日,量蓄积,齐勇士,知天下,审机数,”(《版法》)这些都是统帅的职责。只有将领们做到“务时因,终无方,几行义,理名实,急时分,事察伐,行备具,原无象,本定独威,定计财,定知闻,定选士,定制禄,定方用,定纶理,定死生,定成败,定依奇,定实虚,定盛衰”

  (三)依法赏罚

  《管子》强调军队纪律,也十分重视严明赏罚,因为信赏必罚关系到军队的存亡,“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八观》);赏罚严明关乎军队的战斗力,“赏罚明,则勇士劝也”(《兵法》),“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权修》)“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兵法》)。“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七法》)”所以它主张以法治军,信赏必罚,令行禁止,“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械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重令》)。而在对士兵的“五教”中,也着重教育士兵对赏罚制度的铭记于心。《管子》的严明赏罚正是法家明法守信、法不阿贵思想的体现。

  二、用兵之道

  所谓“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凡是用兵,都有几项重大的考评。必须首先考评武器,考评士兵,考评将领,考评君主。因此,武器粗恶不良,士兵不可用,主将不懂用兵,君主不能坚持不懈地注重军事,就等于将士兵、主将、国家拱手让人。“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无战心;二器成,惊夫具,而天下无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首要条件武器装备精良后,将领、君主不懂得用兵之道,依然不能打胜仗。“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九变》)这是用兵上三种昏庸的表现。因此,谙熟用兵之道,“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兵法》)这样才能获取胜利。

  (一)先知敌情

  《管子》提出“遍知天下”的作战指导原则,指出“为兵之道……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

  (《七法》)“遍知天下”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还要对所有相关国家的态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等情况作全面了解。要“遍知天下”就要做到“四明”,即“必明其情,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事前不明了敌人的政治,不能进行战争;不明了敌人的军情,不能约定战争;不明了敌人的将领,不先采取军事行动;不明了敌人的士兵,不先摆列阵势。从而做到“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七法》)。

  “遍知”还要做到“知形”、“知能”和“知意”。先知首先要“审知地图”,盘旋的险路,覆车的大水,名山、大谷、大川、高原、丘陵之所在,枯草、林木、蒲苇茂密的地方,道里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名城、废邑、贫瘠之地及可耕之田等等,都必须完全了解。地形的出入交错,也必须心中完全有数。然后,就可以行军袭邑,举措先后得宜而不失地利,这都是地图的意义。其次,“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地图》)人数的多少,士兵的精粗,武器的优劣,都应全部了解,这便是所谓“知形”。最后,“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了解敌我双方军事物质力量对比,不如认清敌我双方将帅的才能,而认知这两者都不如预知敌方的战略意图重要。所以,用兵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

  “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全面了解天下情况,明确掌握战机与策略,此乃是将帅的职事。要做到“小征,千里遍知之。大征,遍知天下。”那么,如何先知敌情也是《管子》探讨用兵之法的重要一环。《管子》认为“日一间之,散金财用聪明也。故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制分》)所谓每日频繁地侦查五次,就是要花钱购买耳目。所以,善用兵者,即使没有沟垒工事,也要有从事侦查的耳目。

  《管子》不但主张“遍知天下”,而且还提出了“早知”的概念,“早知敌则独行”(《兵法》),这说明《管子》已经认识到情报的时效性问题。因为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知”而不早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早知”,方能使自己占据主动地位。

  (二)伺机而动

  用兵作战,《管子》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是以圣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时,不空地利,用日维梦,其数不出于计。”(《参患》)圣人总是对小的征战有大的警惧、争取不失天时,不失地利,白天作战夜间就计划好。“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七法》)不普遍了解天下的情况,不能征服;普遍了解天下情况,而不明察战机和策略,还是不能征服天下的。所以,明察战机和策略是用兵的关键。首要的是掌握作战时机,其次是作战计划。“若夫曲制时举,不失天时,毋圹地利”作战的时机,讲究天时、地利;攻战的原则,要求制定计划,然后再举兵出境。计划没有事前确定于国内而竟举兵出境,这是战之自败,攻之自毁的。因此,摆开阵势还没有确定打仗,包围城邑还不能确定攻取,得了土地还不能确定据守,三种情况有一种,就会被毁灭。此外,

  “天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勿为始。”敌方没有天时之灾,不可轻易进攻,没有人事之祸,也不可开始宣战。此时应该“慕和其众,以修天地之从”(《势》)。若“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地图》)所以,用兵应当“静民观时,待令而起。”(《势》)

  (三)一战而定

  《管子》强调“至善不战,其次一之。”认为用兵最好的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定。打破大国,战胜强敌,此为“一之至也”;乱敌不用权变,乘敌不用诡计,胜敌不用诈谋,为“一之实也”,用实力征伐近敌,用号令威慑远国,力量不可估计,强盛不可测度,士气永不枯渴,心智无法捉摸,为“一之原也”;增兵像时雨一样密集,减兵像飘风一样迅速,为“一之终也”。一战而定强调作战行军速度之快,“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兵法》),兵的进退都要像雷电一样,而没有停滞和溃散。能够有“风雨之行” “飞鸟之举”“雷电之战”,军队行进快速,举动轻捷,进攻猛烈,就不怕路途遥远,山河险阻,并能所向无敌。而在战争过程中,《管子》也提出了战法中的“道”,以无形为有形,“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即保持没有方位、没有形体、没有作为的样子,它好像无有而实则存在,好像在后而实则在前,这样的军队用“威”字都难以形容。

  三、战争之用

  “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兵法》),现代用兵的人不晓得用兵是要权衡得失的。《管子》在提到战争时,明确支持战争对国家霸业的重要作用。“谋得兵胜者霸”“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兵法》)。“是故治国有器,”(《制分》),提出国治要有军备,“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认为战争是帮助君王实现国内安定,对外称霸的重要条件。《管子》即使表示主战,但也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于国家人民的伤害。“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这四种情况,是用兵的祸害,四者害其国,没有不危亡的。“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痔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胃子矣。”(《八观》)战争给人民生产带来破坏,所以《管子》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桓公元年至五年,桓公试图加强国内军备,都遭到管仲的反对,“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大匡》)认为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齐国的国家尚未安定,若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那就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但桓公不听,坚持修治军备,欲伐鲁。鲁国不敢迎战,只在离国都五十里处,设关防守。在鲁庄公与齐桓公会盟时,庄公从怀里抽出剑来:“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上前调解,后桓公应允以汾水为界回国。桓公这次回来便努力整顿政治而不再增加军备,自守边境,不过问他人,停止过激行动并息兵罢战了。军备固然重要,但应顺应时势,不可强加而为。

  《管子》中的治军用兵思想对现今的军队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十九大召开以后,我国进入了新时代建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社会改革在诸方面都取得良好成效,而军队改革作为其中的重中之重,从军区的重新划分和兵种的进一步精化,到国产航母的顺利下水,无不体现了改革的初步成效。部队深入贯彻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头脑,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坚持优良作风,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将我国军队建设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 姜涛著:《管子新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

  [2] 李山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

  [3] 梁启超著:《管子评传》岳麓书社,1996年版。

  [4] 胡家聪著:《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王洪武.孙子与管子军事经济思想之比较[J].军事经济研究,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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