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军事思想在监狱监管中的应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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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理论,注重对事物整体与动态的把握,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慎战”与“善战”的战争观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术原则等治军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灵魂。监狱要实现监管安全的全胜战略,除了批判地继承自身传统的管理思维外,还需以东方古典军事哲学思想为管理智慧。笔者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试图揭示监管安全控制领域的系列矛盾关系,阐述孙子军事思想在该领域的应用规则,以具体指导监管实践

  一、利与害———安全控制与风险控制

  孙武指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强调“不要寄望于敌军不会来进攻,而要依靠自己坚固的防守,攻不可破”。他还告诫君主和将帅应知晓“军争为利,军争为危”的道理; 对待战争要懂得如何“杂于利害”与“通于九变”; 应把握“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原则。这些军事思想就是“利与害”相统一的国家安全战略。而监管场所实际上是司法领域一种特殊形态的“军争”之地,这种“军争”体现为警察维护刑罚秩序与囚犯破坏监管秩序的势力抗争与智力较量,因此,监狱执法主体应跳出惯性思维,看清安全领域还存在着囚犯的“弱势”之利与警察的“强势”之弊,懂得如何去变不利为有利,有效实现安全控制与风险控制的有机统一。

  ( 一) 监管安全控制理念的“利与不利”

  目前监狱的安全控制理念,主要取决于“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 强调落实“防控、排查、处突、责任、研判”五项机制; 试图执行各项监管措施来实现安全目标。这种控制思维侧重于公开化的行政管理,但对“情报信息主导监管安全”这一新型警务战略,监狱还有很大的认知差距。基于孙武“军争为利,军争为危”的思辨统一观,考证上述“五项机制”与“情报主导”模式的利与不利,就是追求监管场所“风险系数准归零”与“安全系数最优化”的动态平衡。“情报主导安全”模式,强调在网上进行终端信息碰撞与情报对接,全天候实现对警囚资源等信息的综合研判; 对突发事件通过网络实现远程指挥与精确处置。该模式克服了传统安全模式的诸多弊端。军事决策没有“经之以五事”,必将导致“不知者不胜”; 监狱如果没有情报信息,狱政管理就是粗放被动的管理,狱内侦查也是“盲人摸象”的侦查,它难以满足“准确识别风险与精确打击控制”的警务要求。现代监管安全战略,应在一种“大情报、小行动”的战略高度,通过网络化与集成化的情报工作来实现具体控制目标,而不是单纯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力、制度、物防资源的管理模式。

  ( 二) 风险决策应“杂于利害”、“通于九变”

  监狱危机事件的随机性、多变性、冒险性,客观上决定了监管决策的慎重权衡与灵活多变。管理者除了应根据既定程序来控制安全外,在特定条件下的风险性决策,往往还应遵循孙武所言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是否应当反思过去的一些监管制度过于教条与僵硬? 为何一些制度或机制在基层有时行不通? 因为狱情不断变化导致了安全控制向风险控制的转移。事实上,安全领域常会面临一些两难的思维选择,如狱情中“利与害、胜与负、进与退、攻与守、动与静”等二值矛盾现象需要我们作出利弊权衡。监狱的基层指挥员在“战地”如何正视风险、“通于九变”是取胜的重要条件。孙武所言的“圮、衢、绝、围、死”五种地形,以及“涂、军、城、地”四种情形,引申到监管领域,就是监狱重点部位、危险囚犯、围墙电网、监控死角等诸多可能危及监管安全的风险性因素。所以,我们只有先“杂于利害”,方能“通于九变”。执法主体在有利条件下,要看到各种不利的潜在危害; 在不利条件下,应认真分析各种有利因素并灵活选择正确的方法,并善于抓住时机促使事态向好的方向转化,这便是“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 三) 现代战争悖论对控制监管风险的隐喻

  监狱如何降低或化解风险? 在此可用现代战争悖论来分析监管安全控制模式。第一,传统军事理论认为打击敌人主要依靠暴力冲突与物力较量,而现代战争悖论则强调通过和平竞争与智力较量来进行。监狱对囚犯不仅依靠国家机器的暴力惩戒与警戒设施的严防死守,更应通过分类控制、现代信息、心理矫正等技术来主导监管安全。第二,传统战争强调在空间上依靠硬件驱动来实施破坏与攻击; 而现代战争悖论则主张,应在时间上依靠软件来创造一种平衡过程。如利用网络平台来开展狱情研判,通过多媒体软件来覆盖囚犯教育时空。第三,我们应当承认犯罪社会学规律在监狱的客观存在,正视一些囚犯在狱内犯罪心理的反复与冲突行为的发生; 切实解决好监狱风险性控制的历史目标与现实考核目标存在的隐性冲突。第四,应将过去重在谋求打击、战胜对手的动机与手段,转变为主要依靠民警的人格魅力、精神力量来控制与挽救囚犯以避免失败,最终实现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反思以往一些监管事故,由于责任民警对“冷处理”与“丢面子”的界限认识不清,没有遵循“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处置策略,常因“怒而兴师”将事件苗头酿成本可避免的监管事故。

  二、阳与阴———公开控制与隐蔽控制

  阴阳是我国古代传统哲学和文化思想的基点,阴,具有寒冷、黑暗、向内收缩、向下运动的性能; 阳,具有炎热、明亮的性质,有向外扩张、向上运动的性能。一切事物均是阴在先,阳在后,合称为“阴阳”; “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能相互转换。从监管安全控制的形态看,凡用人力资源、规章制度、硬件设施等要素通过外显扩张力公开施加于管理系统的状态,我们称之为公开控制; 而利用情报信息、技术手段、软件设备等要素通过内隐收缩力秘密控制监管系统的形式,我们称之为隐蔽控制。

  ( 一) 孙武“阴与阳”的军事思想概要

  孙武《虚实篇》指出: “五行相生相克,四季相互交替,没有哪一季是不变的,日照有短长,月亮有晦明。”他主张在对敌施策时要“功其不备,出其不意”,并树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的战略思想,这便是先阴后阳的理念。在两军对峙时,他强调应及时把握阴阳关系的相互转换,即“用兵的方法,十倍于敌人就包围它; 五倍于敌人就攻打它;少于敌人要能摆脱它; 不如敌人要能回避它”。他提出的“形人而我无形”,实质是从作战态势上使敌人由阴至阳,使自己由阳转阴的谋略。在统军艺术上,他强调应善于以阴治阳,即“善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对方士气疲怠衰竭时再打,这就是掌握士气的方法”。以上军事思想生动体现了孙武朴素辩证法中关于两点论的哲学观,也是有效指导监管安全防控的思想瑰宝。

  ( 二) 安全控制应实现“公秘结合”模式

  监狱选择公开控制或隐蔽控制模式,应根据安全管理的性质、对象、任务等要素而定。孙武认为“管理人数多的军队同管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这是军队有组织编制的缘故”,他主张军队应从组织编制、指挥方法、战术应用三个层面来“造势”。监狱的队伍建制、三大现场管理、罪犯集体教育、刑罚执行、警戒设施运行等模式属于公开控制的范畴,它应追求“对人的编制、对事的管理、对物的分类、对场的控制”等公开效能的最优化。如数字监控系统对于囚犯、警察与媒体而言,它具有公开的性质; 但同时该系统的具体技术与情报策略又具有隐蔽控制的特点。要实现“形人而我无形”,数字监控应与信息管理一体化,并实现与监区网络终端对接; 与集成式信息分析软件对接; 与地理图像扫描系统对接; 与自动报警信息对接; 与场所控制信息系统对接。这种公秘结合的控制模式便是司法领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善战”思维体现。

  ( 三) 安全控制应“以阴制阳”与“蓄势隐真”

  孙武的《形篇》强调: “要想不被敌人战胜,在于如何防守; 想要不被敌人攻破,在于如何进攻。”监狱如何悄然积蓄威慑力量、强化基础防范措施打造平安监狱,实质上是公开控制模式与隐蔽控制技术如何科学配置与合理构造的命题。以往的安全控制模式表现出更多的“阳盛阴衰”: 如公开控制囚犯的物防设施成本高昂,但警务信息系统的科技投入严重缺位; 民警重复劳动导致的倦怠感突出,安全系统漏查率较高; 狱情研判与处置行动被动滞后; 一些基层民警将内部监管文件随意暴露给囚犯等。相反,少数惯累犯或流窜犯极善于观察、揣摩民警习性与监管漏洞,在悄无声息中能捕捉到重新犯罪的最佳时机。而“情报主导监管安全”的隐蔽控制模式,正是孙武“以阴制阳”思想的现代应用,也是监狱要积蓄与隐藏的威慑优势。可见“蓄势隐真”是如何积蓄并隐藏能量进行有效的防御,它体现了“先为不可胜”的原则; 而“胜于易胜”告诫我们,既要警惕囚犯欲利用或攻击的监管漏洞所在,又要利用或创造有利于自己成功的条件,迅速突破监管安全的薄弱环节,以取得“先胜而后战”的主动权。

  三、正与奇———“正道”控制与“诡道”控制

  孙武在兵法中多次提到“正与奇”的用兵谋略。《势篇》中“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强调对各种特殊战法的比较提炼,找出一般的作战规律以指导具体战役; 同时又要根据战役的特殊性选择具体有效的制胜方法,而不要拘束于以往的经验判断。他在《军争篇》提出的“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等,就是对当时军事战法作出的规律性总结。孙子的“奇正”思想,强调的是既要合理部署兵力,又要灵活指挥作战的辩证思维。这种用兵理念实质上是哲学的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

  ( 一) 监狱“正道”控制与“诡道”控制并存

  监狱的“正道”控制,源于儒家“仁、义、礼、智、信”等核心思想的演绎,其司法价值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教育囚犯转变为有素质、有礼仪的守法公民; 倡导以道德规范来重塑其健康人格。
  这种“正道”企图通过儒家理念贯穿于常规化的教育改造措施,并使这些制度与方法在实践中上升为监狱多年信奉的改造法则。但是,基于犯罪心理动力定型理论与大量犯罪学的实证研究,少数惯累犯的危险人格稳固与犯罪劣根性深重,他们是很难被儒家文化“改造”过来的。因此,对于安全控制而言,监狱仅有“正道”控制是脆弱无力的,还必须采取“诡道”控制法则。孙武《计篇》的“诡道十二法”,以道诡、重奇、立诈等军事思想确立了用兵的诡异之道。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曾在《战争论》中指出: “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为前提,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虽然这些军事谋略似乎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悖,然而对于监狱的矛盾对立双方与尖锐复杂的狱情控制而言,它却充满了深刻的哲学智慧。

  ( 二) 监管安全的“诡道”控制应谋求“兵不厌诈”

  监管实践中,有些囚犯凭借自己在狱中多年的反改造经验与人脉关系,自持智胜一筹,有的对民警不屑一顾,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 有的混淆视听、假痴不癫; 有的幕后操纵、老大自居等。据媒体称,美国马里昂监狱“雅利安兄弟会”的囚犯由于组织严密、异常狡猾,自创密码通信与隐形墨水,还要求成员学习《孙子兵法》,在狱中“自如”运转 40 年,曾让联邦调查局束手无策。因此,监狱警察必须掌握特殊的“诡道”,以应对与打击那些反改造活动。孙武强调的“要打却装着不愿打,要打近处却装着要攻打远处”,这是利用迷惑对方并造成一种假象的计谋来取得有利于自己进攻的条件。它同时告诫我们,在情报与反情报、侦查与反侦查、控制与反控制的行为博弈中,应透过假象去看本质。监狱对囚犯违禁品的搜查、预谋重新犯罪线索的获取等,经常会采取兵不厌诈的具体策略。如果案情真假难辨而线索模糊、证据缺乏而对象狡猾,那么侦查员就应视情先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对方充分暴露; 或公开大造某种声势借以掩盖其他相反的行动。这就是孙武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 三) 危机谈判应坚持“实而备之”与“强而避之”

  对监狱危机的临战谈判,我们根据危机事件的现场态势可分为三类,即移动式临战谈判、开放式临战谈判、封闭式临战谈判。以孙武的“实而备之,强而避之”的军事理念为引导,我们应根据紧急事件的性质与等级,合理选配调整谈判人员; 了解现场事态的规模与趋势,确定谈判手的位置; 如在人质危机谈判中,采取“卑而骄之,佚而劳之”的对象,是那些嫌疑人性格存在明显缺陷或心理防范存在疏漏的案件,这时我们可采取三种主要方略: 如探察对方的心理需求与性格特征,选择谈判的切入点; 确定双方谈判的具体条件,采取相应的谈判对策; 讨论谈判提出的具体要求,把握谈判拖延或速成的时间等。并随时与监狱的指挥系统保持情报畅通,做好武力结合的准备。另外,在囚犯攀高谈判、自杀谈判过程中,民警应用“以奇胜”的具体“诡道”,还应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

  四、虚与实———管理控制与技术控制

  “虚实”在不同领域有不同注解。《韩非子》中“安危在是非,存亡在虚实”,该“虚实”是君主对国家权力的掌控度; 《后汉书》中“夫事有虚实,法有是非”,其“虚实”是指事物的真伪。
  哲学领域的“虚实”,通常指人们对客观物质现象在感官上的一种视觉反映,是主观与客观是否同一的认识关系。监管安全控制领域的“虚实”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如监狱信息化的软件开发与网络设计是虚,硬件投入与标准化语言制作是实; 监管安全的战略控制是虚,行动战术是实; 监管制度与法律规章是虚,基层执行与隐患排查是实; 监狱理论研究是虚,将其转化为实践成果是实; 监狱控制的管理活动是虚,安全控制技术是实等。“虚实”之辨既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主观动机与目的,也揭示了客观事物内部虚实的相互转换规律。

  ( 一) 孙武“虚实”思想对监管安全的启示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 “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孙武的“虚实”思想,主要体现在“避实击虚”的三条原则: 即如何在战争中获取主动权,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 如何集中自己的优势,分散敌人的兵力,做到“形人而我无形”; 如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打击敌人,做到“进不可御,退不可追”。中国国防大学马骏教授认为,孙武所讲的虚实,就兵力部署而言,兵力分散为虚,兵力强大是实; 就作战准备而言,懈怠麻痹为虚,准备充分为实等。因此,孙武“虚”与“实”的辩证思维告诫我们: 第一,在监管实践中应积极创造“实”的条件以争取主动权; 在罪犯管理或狱情研判上,应设法主动去了解适应、有效控制狱情发展的变化趋势,科学干预、引导、转化各种危险因素。第二,在侦查活动中,应有效构建防御或进攻的体系与机制,发挥各种潜在的资源优势,充分调动对手暴露或潜伏,以达到“以实击虚”的目的。第三,监管安全控制应做到虚实的“六个统一”,即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的统一、监管战略与安全战术的统一、管理模式与监管技术的统一、总体目标与阶段目标的统一、理论研究与监管实践的统一、无形控制与有形控制的统一。

  ( 二) 囚犯在监管场所“避实击虚”的沉痛教训

  监管安全的管理控制,主要谋求对人与物、人与事的一般控制与重点控制、模糊控制与精确控制的理性结合。虽然管理层形成了一些有效的管理模式,但有些问题绝不可忽视。如有的监狱无视基层警力不足的矛盾,将原本符合监区 500 人建制的单位“切割”为若干小监区,然后裁掉原监区业务部门与人员编制,但庞大的机关编制数丝毫不减,致使一线控制警力再度分散,真正得到实惠的是想当监区领导而解决待遇的个别民警。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将基层建制由实变虚、由强变弱,严重违背了孙武“以镒称铢”的兵力配置原则。再以狱情分析会模式来看虚实,摸排上来的人员是否就是真正的危险个体? 而没有列险的对象是否就不具有潜在的破坏因素? 坦率地说,我们更多的是依靠基层民警的直观经验判断,然后再上升为“人盯人”的控制模式。这种模式暴露出狱情研判“虚”的成分较多,而精确控制的技术手段所凸显“实”的含量太低。内蒙古某监狱的“10·17”杀警越狱案实际上拷问了监狱的三大系统,即情报信息系统的滞后、人防安全系统的虚弱、门禁识别系统的漏洞导致了血案发生。
  因此,以往大量监管事故警示我们,不仅需要依靠人力资源去摸排危险因素,更需要各种情报技术手段来调整与控制; 不仅要依靠各种方式的直接管理,更需要引入“狱侦刑嫌调控”基础工作的“四率”( 刑嫌列控率、刑嫌失控率、情报利用率、危险转化率) 来衡量安全效益; 不仅要依靠各种教育资源来转化危险对象,更需要科学预警与侦控各种危险因素可能造成的犯罪危害。

  ( 三) 民警应以“知识、情报、技术”来掌控虚实

  监管安全技术控制,侧重于对人、案、物、场的超前控制与同步控制、情报控制与自动控制的科学应用。基层如何对监管安全进行“实”的控制? 关键是将民警的信息化实战、突发事件防范、应急处置等技能的训练计划落到实处,最终建立基层警察职业化与岗位专业化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滞留于多年综合化的“看守”模式中裹足不前。这既是警察能力建设的重点,也是整体提升技术控制效能的有效路径。问题是当前监狱的知识理念还没有全员覆盖,情报力量还相当薄弱、技术系统还相对落后,治狱者总习惯于通过“行政权力”、“经验思维”而不是以知识、情报、技术来管理监狱。如何完成警队观念更新、知识更新、技能更新,其实就是以强警察素质之“实”,击监管隐患与危机之“虚”的战略调整。
  对具体虚实战术的应用也是技术控制的应有之义。无论是孙武的“待敌者佚”与“趋战者劳”,或姜太公的“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还是诸葛亮的“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他们所言的“待”或“机”,就是要善于把握战场上的人机、事机、物机、时机等要素。其核心思想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在监管实践中,哪些情形应“先发制人”,哪些情形应“后发制人”,就要视具体虚实而定。2009 年 2 月,某狱侦民警接到有囚犯参与赌博的线索后,先从众多涉案人员梳理入手,筛选那些年纪轻的初犯作为突破口;在掌握了大量间接证言后,再决定正面接触首要嫌疑人,但该首嫌拒不交代问题。这时该民警突然亲自搜嫌犯的上衣夹层口袋,结果搜出一枚自制的骰子,该囚犯只好交代自己数次邀约 25 人聚众赌博的事实。这里就有一个如何选择正面交锋的最佳时机问题,也有一个如何获取物证以配合审讯的虚实转换问题。要提高虚实转换效果,既可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法对付狱内团伙案件的取证; 也可利用“顺水推舟、将计就计”法促使对手充分暴露; 还可利用“秘密控制、信息主导”法做好危险囚犯的控管等。无论是采取哪种司法策略,都应从具体方法中体现孙武“避实击虚”的军事思想,这样才能掌握“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权。总之,监狱民警应通过“虚与实”的动态博弈来提高战术控制的适变、应变与制变能力。

  参考文献:
  〔1〕百度知道〔EB/OL〕. http: / /zhidao. baidu. com/question/1731432. html. 2005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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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徐正明,徐克林. 监狱警察临战处突中的谈判方略〔J〕. 警察实战训练研究,2009( 3) .
  〔4〕百度百科〔EB/OL〕. http: / /baike. baidu. com/view/243024. html. 2010 -0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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