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美朝停战协定谈判过程中战俘遣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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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长达两年之久,是世界军事史上耗时最长的停战谈判。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的关键原因在于谈判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本来,依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号条款的规定:实际战事停止后,全部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战俘遣返的问题便很容易得到解决。①然而,曾经在该公约制订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美国政府却拒绝遵守公约的这条规定,同时顽固坚持其所谓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把问题弄得异常复杂,使得朝鲜战场上没有尽早出现人们普遍期待的休战局面。至今西方绝大多数学者依然不承认这种战俘遣返政策导致朝鲜停战谈判的拖延。即便其中有个别学者认识到这一点,亦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前提来讨论问题。②鉴于此种情况,本文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从事研究,主要利用美国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包括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的解密档案),深入考察杜鲁门政府如何以及为什么制定所谓的“自愿遣返”俘虏的政策,进而揭示该政策与美国冷战战略之间的关系。

  早在朝鲜停战谈判举行之前,华盛顿高层就开始深入考虑战俘遣返问题。1951年7月5日,美国陆军心理作战部主任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向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提出关于“自愿遣返”战俘的意见。他想当然地预测,许多被遣返回去的中国和北朝鲜战俘将受到严厉惩罚,甚至被处死。在这种设想的基础上,麦克卢尔指出,强行遣返全部战俘的行为必将伤害到美国在未来所发动的心理战,因为它“导致俘虏死亡或受奴役”,从而使得“劝诱(敌方士兵)投降变得毫无意义”.于是,他提出一种解决办法,把不愿意得到遣返的中国战俘遣送至台湾,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把这样的北朝鲜战俘遣送至南朝鲜。在其看来,这样做有助于强化美国的心理战,“因为如果敌人的士兵确信他们不会被遣返,他们就可能宁愿投降。”③麦克卢尔的遣俘方案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一些争议,并一直持续到10月份。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核心的军方要员虽然看到该方案存在的种种弊端,但是仍然倾向于采纳其中的建议。例如,在一份有关战俘遣返的政策性文件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一方面考虑到“自愿遣返”战俘的缺陷:既违背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号条款的遣俘原则,又“为共产党提供政治宣传题材,苏联一定会称美国强迫那些希望回国的人留下来”,并且,“共产党人可能以此为理由,在停战协议签署后,破坏和平谈判,在朝鲜重开战火”,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强调采取这项政策的理由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加强美国未来的心理战,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④不过,艾奇逊国务卿却建议“首要的考虑应是共产党拘押的所有联合国和韩国战俘须立即被遣返。”他指出,假设提出“自愿遣返”原则,那么“很难在不与1949年《日内瓦公约》相冲突的情况下执行这一政策,而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已表示在朝鲜战争中遵守这一条约。

  1949年《日内瓦公约》要求一旦敌对状态结束,应立即遣返所有战俘。……国务院认为,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减轻在共产党手中作为战俘的联合国和韩国人员的困境。是否能使他们重返家园就在于我们是否能继续严格遵守这一条约。在广泛的意义上讲,这符合美国的利益。考虑到未来的冲突,我认为,应该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内容。”⑤在1951年9月17日新上任的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Lovett),支持艾奇逊的看法。他认为,首要问题是保证“联合国军”司令部全部俘虏的尽快遣返。如果进行对等交换,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全部俘虏被遣返回来之前,则很容易将那些不愿再回到共产党方面的敌方俘虏扣留下来;而实行全面交换就完全没有可能了。他提出实行全面交换的可能性大一些。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詹金斯将军在10月初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洛维特的意见时,做了一些补充:如果敌方拒绝讨论其他条件,“联合国军”司令部应做好同意全面交换的思想准备。由于为了恢复8月底中断的停战谈判要准备对李奇微的停战指示进行修改,加之“自愿遣返”又与《日内瓦公约》相矛盾,所以他认为,不应重申这一原则。柯林斯及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僚们亦表示同意。⑥这显然表明,美国军方高层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在接下来的第四项议程谈判中把全面交换战俘作为最后的底牌,而非如后来那样,坚持毫无回旋余地的“自愿遣返”原则。

  设若美国果真结束对战俘问题的考虑而决定在第四项议程的谈判中采取全面交换俘虏的原则,那么,停战协议至少会提早一年得以签署,战争也至少会提前一年结束,双方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无谓伤亡。在这种美好的假设之外,现实情况表明,无论艾奇逊还是洛维特的意见均不能成为对谈判的最终指示。总统杜鲁门才拥有这样的权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艾奇逊本人并非不愿意接受“自愿遣返”原则。在主张美国应当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同时,他亦认为实施“自愿遣返”战俘将会在心理战和宣传战上给美国带来无形的利益,所以主张采取“既成事实”的方式,在朝鲜停战之前就释放那些美方认为在遣返后会有危险的战俘。⑦艾奇逊的这种稍微有些矛盾的想法在后来遇到杜鲁门总统坚持“自愿遣返”的决心时,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和总统保持一致了。

  就在美国军方准备搁置所谓的“自愿遣返”问题时,杜鲁门总统开始发挥其作为美国军政首脑的决定性作用,明确表明自己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立场。

  1951年10月29日,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伯(JamesWebb)就战俘遣返问题征求总统的意见时,杜鲁门以美方拥有的战俘数量远远多于对方手中的“联合国军”战俘数量为理由,提出“以全部遣返为基础进行交换是不公平的”,并且他不希望遣返那些已经投降且与美国合作过的战俘。当韦布提醒他注意,“在其他所有问题可能都得以解决的情况下,最终达成协议也许要依赖战俘交换”时,杜鲁门态度坚决地说,他肯定(certainly)不会同意以全部交换为基础的任何解决方案,除非美国能够获得通过其他途径不能得到的某些重大让步(somemajorconcession)。⑧这里,杜鲁门同意全部交换战俘的前提条件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不具备什么可操作性,实际上等于排除了利用该方式解决战俘问题的任何可能性。

  其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从纯军事的角度出发,例如,“美国的陆、海、空军长期被困在一场无结果的战争中,还有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这也许是无法让人接受的”,⑨在发给李奇微的电报指示中经常会流露出希望早一些实现停战的谈判诚意。但是,军方的意见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不是最终的决策。真正阻挠谈判进展、欲长期拖延谈判的是杜鲁门总统。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草拟的谈判指示中所包含的一些尽快缔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美国的朝鲜政策以及与盟国的关系等因素,杜鲁门基本上都不加任何异议地予以批准。毕竟,他也知道,由于意识形态的敌对、彼此立场的不同等诸多因素,双方在谈判中对立的地方很多,谈判本来就很艰苦,无论如何都会拖延一段时间,不可能很快就结束。

  而这正是杜鲁门所希望看到的局面。为了获得巨额军费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杜鲁门需要谈判拖延下去,继而使朝鲜战争持续进行下去。所以,他必须在谈判中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问题,不容对方让步,让对方无法让步,从而逼使其和美国一起把谈判拖延下去,同时美国还不受舆论界的指责,不用为谈判拖延承担责任。显然,在几项议程中,只有战俘遣返问题至为关键,因为它涉及的其他方方面面有形及无形的影响非常多,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停战谈判刚开始时就提出了其复杂的想法。例如,在1951年8月8日致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布莱德利指出通过“自愿遣返”的方式扣留部分战俘的理由,既可以利用战俘被遣返后可能被处死或服苦役这一问题制造“人权”舆论,又能够发挥心理战的效果,对在全世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重大的价值”(greatvalue)。这其实是打算把战俘遣返问题纳入美国的全球反共意识形态斗争的轨道,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和影响力。此外,美军方高层还担心,“从军事角度出发,全面交换(战俘)将为共产党提供超过10万名训练有素的潜在兵源。一旦冲突再次出现,他们将被用于打击联合国军。”这无论如何是华盛顿决策层不愿看到的情况。

  正由于存在这么多复杂的考虑,再加之全球战略方面的目标,杜鲁门利用战俘遣返问题无疑可以达到一箭多雕的目的。特别是,在该问题上坚持“自愿遣返”的原则,强行扣留一部分中朝方面的战俘,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让朝中代表团无法做出让步。杜鲁门每天都收到来自朝鲜的谈判报告,当然充分了解到乔伊等第一线的美国谈判代表的看法,共产党方面不会接受非强制遣返俘虏的原则。而且,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伯在10月底面见总统时已经向其强调,“共产党一直坚持要回所有的”战俘。在充分了解中朝方面的基本立场的情况下,杜鲁门故意反其道行之,利用战俘问题制造事端,阻挠谈判的进展。这就必然迫使对方不得不和美国一起把停战谈判拖延下去。

  毕竟,即便其他几个议程都能达成协议,只要战俘问题不能获得解决,朝鲜停战谈判就不会结束。

  这样,杜鲁门政府既掩盖了美国方面拖延谈判,为夺取全球霸权而确立坚实军事基础的战略意图,又利用西方人认可的价值观,避免在舆论上陷入被动局面。

  在杜鲁门总统明确表明在战俘问题上的立场后,虽然美国政府内部就采取“自愿遣返”原则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军方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却迅速抛弃了原有的矛盾想法,开始追随总统,坚定地支持所谓的“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当李奇微于11月28日发来电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他对解决战俘问题的建议时,并没有放弃全面遣返的原则。他提出,首先进行对等交换,因为一旦成功,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可随心所欲地扣留俘虏。如果遭到敌方拒绝,再同意进行全面交换,哪怕它意味着要移交被审查的战犯、谍报人员、留经帮助过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士兵及不愿被遣返的人员。不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很快就于12月10日向李奇微发出指令:不许实施全面交换的原则,应当从对等交换的原则开始,如果对方不同意,那么就提出缔结允许甄别战俘的协议,那些抵制遣返的俘虏可以留在其拘押者一边,其余的所有俘虏将得到遣返。这条指令清楚地表明,美国军方高层已和总统的立场保持一致,不再考虑在第四项议程的谈判中采用全部遣返的原则。国务院同样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立场。代理国务卿韦伯于12月初致信国防部长洛维特时说,“在就战俘交换的整个问题制定政策时,首要的考虑是:控制在敌人手中的我方所有战俘的安全和遣返”,虽然“实现这一目标看来只能基于以全部遣返为基础进行交换的协议”,但是“国务院强调应当尽力避免强制遣返”那些“对联合国军和联合国军总司令提供过帮助”的战俘。毫无疑问,美国的此种政策旋即在朝鲜的谈判桌上得以执行。

  1951年12月11日,有关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开始。美国代表一上来便试探性地提出在数量对等的基础上交换战俘的建议,在遭到中朝方面拒绝后,很快就亮明“自愿遣返”战俘的底牌。

  1952年1月2日,美国方面正式提出“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中朝方面在第二天拒绝了美方的提议。他们指出,美国人在利用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作为一个可耻的尝试,试图扣留中朝方面的十余万战俘,并且强调,释放和遣返战俘必须不是“奴隶交易”.瑏瑨就在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的帐篷里唇枪舌剑之时,华盛顿当局在不断地讨论所谓的“自愿遣返”俘虏的原则对停战谈判造成的影响。

  1月中旬,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陆军部的中层官员在一次会议上得出结论:如果美国坚持“自愿遣返”俘虏,那么共产党方面很可能将中止谈判。不过,他们依然建议美国应当坚持这种立场。在这些极端反共的美国官员们看来,“这涉及政治自由的一个基本道义原则。现在放弃这一点必将破坏心理战的全部基础,因为,假如士兵或平民认为他们在被俘时将被遣返回去时,他们就不会从共产党的统治中叛逃出来。”接着,在2月1日于五角大楼国防部长办公室举行的军政高层会议上,与会者进一步强调,“美国不得实行任何要求强制遣返战俘的政策”.这次会议后,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阿列克斯·约翰逊(Alex Johnson),以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致总统的备忘录草案,以阐明“美国政府关于自愿遣返朝鲜境内战俘的最后立场”.这份文件强调指出,为了和社会主义阵营相对抗,“美国在道义和心理战上的立场要求”其政府领导人“不接受需要美国向共产党人强制遣返战俘的任何行动”.因为该文件想当然地猜测,一旦反对强制遣返的战俘返回,“很可能会遭到报复”.最后文件建议总统批准如下政策:“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绝不接受向共产党人强行遣返由联合国军拘押的战俘的建议。”这份备忘录草案充分反映在2月8日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的备忘录里面,在文件的最后同样要求杜鲁门批准所谓的“非强制遣返”战俘的政策。而总统于当天在这份备忘录的末尾处亲笔批注,“同意”采取这项谈判政策。实际上,这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杜鲁门政府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决定性意见。

  然而,美国军方内部依然存在某些不同看法,不少高官担心“非强制遣返”战俘的政策将对己方俘虏的返回造成不利影响。而在杜鲁门看来,倘若政府高层不能统一思想,那么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必然会出现问题。所以,他于2月27日召集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空军参谋长等军政要员在白宫开会,讨论美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最终立场。在会上,除了海军作战部长威廉·费克特勒(William Fechteler)之外,其余与会者都表示同意美国不会强制遣返那些被联合国军扣留的坚决反对这种遣返形式的战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杜鲁门为彻底消除反对意见的存在,“决定美国的最终立场应当是不同意强制遣返战俘,国务院和国防部应给李奇微将军起草相应的指示,呈送总统批准。”关于军方在战俘问题上存在的异议,一位美国学者认为是以国防部长洛维特为首的一拨人为主体提出的。只是由于他们在五角大楼缺乏足够的支持,特别是不希望反对总统的意愿,才选择了转变立场,和总统及国务卿的意见保持一致。或者说,杜鲁门的当权地位导致大多数下级人员不敢说出他们的担心和怀疑。的确,洛维特对“自愿遣返”战俘政策的效果持怀疑态度。然而,他在战俘问题上只是比较犹豫而已,并未明确反对不扣留中朝方面的战俘,否则他也不会在总统批准“自愿遣返”政策之后短短20天左右的时间完全转变立场,而赞同该政策。

  早在美国的最终立场出台之前,由于2月8日“自愿遣返”政策已获总统批准,李奇微很快便采取行动执行该政策。他指示美军在2月18日开始着手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打算区分“拒绝遣返”的战俘和愿意返回的战俘。在“联合国军”战俘营,特别是在拘押志愿军的战俘营里面,的确有一批不愿回国的人。他们是原国民党军党团骨干分子、潜伏的特务、宪兵、兵痞等未得到清理而参军的坏分子。但是绝大多数被俘人员愿意被尽快遣返回去。他们当然不愿意被遣送到腐败独裁的蒋介石政权那里。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同样不愿意被遣送到李承晚独裁政权那边。针对这种情况,美军首先在战俘营中利用国民党和李承晚特务分子强迫战俘在身上刺字、写血书,然后对战俘实行“甄别”,强迫战俘表示“拒绝遣返”.当战俘拒绝进行“询问”和“甄别”时即遭美方的恐怖迫害和连续的血腥屠杀。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报告,2月18日,抵制强行“甄别”的战俘死伤高达373人。此后于4月初进行的另一次“甄别”,美军照样采取血腥恐怖的手段,以至于在“甄别”的前一天,“一夜之间竟有上百人被酷刑杀害,数百人被从身上用刀割下肉来。”所以,不管怎样,美军在战俘营里实施的暴行,充分表明美国所谓的“自愿遣返”,其实就是一个谎言,完全违背绝大多数战俘的意愿,根本不是如杜鲁门等华盛顿高层所说的考虑到“人道主义”、“人权”的原则,而是反映了在实施所谓“自愿遣返”原则背后隐藏的深深的战略目的以及美国欲巧妙地打一场意识形态战的险恶意图。

  在评论美国有关战俘问题的政策时,美国停战谈判首席代表乔伊后来承认说,美国的“自愿遣返”战俘原则及所用的各种手腕都违背了关于处理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其目的是拖延谈判”。艾奇逊也在回忆录中坦承,美国的战俘“自愿遣返”原则,既不是出于“人道和正义”,也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南朝鲜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兵员或减少中朝方面的兵员。强迫遣返战俘将对“亚洲人民有所影响”,而“自愿遣返”战俘,让人了解“共产党士兵一落到我们手里就可以逃亡”,这对共产党“是有威胁作用的”.事实上,即便不了解美国扣留战俘的真实意图,但美军在战俘营的暴行亦激起舆论界的一片谴责。许多美国报刊都指出,巨济岛上的暴行使美国在全世界“丧失了威信”.其他国家的许多报刊也都指责美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说法以及强制甄别措施。无论因战俘营流血事件而在国际国内舆论界面前处于多么被动的地位,既然已经确定了“自愿遣返”战俘的最终立场,杜鲁门政府便坚决贯彻该政策,以达到拖延停战谈判的目的。于是,位于东京的“联合国军”总部和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彼此默契地配合,不断地炮制各种谈判方案,抛给中朝方面,同时又顽固坚持所谓“自愿遣返”立场,以便中朝方面一旦不接受其方案,就把谈判拖延的责任推给对方,从而争取舆论界的支持。正如杜鲁门所言,“我一再表明,如果停战谈判失败,必须使全世界人民都清楚地了解谈判的失败是由敌人造成的,而不是由我们这一方造成的。”另一方面,美国继续在朝鲜战场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主要是在谈判陷入僵局时对朝鲜实施猛烈的空中轰炸。这表面上似乎是凭借军事手段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实则维持朝鲜半岛的战斗局面,为谈判的进一步拖延创造条件。

  1952年4月初,李奇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准备向中朝方面提交愿意被遣返回国的战俘数字,以试探对方的谈判立场是否有所变化。虽然美方代表曾经提出,在他们拘留的13.2万名战俘中,大约只有1.6万人拒绝遣返,约有11.6万人可以遣返,然而,华盛顿当局对这个数字十分不满。因而李奇微便对战俘予以强制甄别。在4月15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甄别的结果,“约有7万人可以交到共产党手中”.他还强调,“现在制定的紧急计划是,重新安排巨济岛的非遣返者,而且可能的话,重新甄别那些改变主意、又想加入交换名单之列的人,决定他们的去留。通过这种重新安排获得新的数据后,甄别那些不合作的临时战俘集中营。”李奇微似乎感觉到这样甄别的数字结果不会得到中朝方面的同意,因而建议,“如果共产党人仍然反对,联合国军将提出一份双边协议,允许通过以下组织重新甄别那些强烈表示反对遣返的人:

  1.任何国际中立组织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但不仅限于这一组织。如果需要,也可以派军事观察员一同参加。或者,2.如果需要,双方各派军事观察员并组成联合红十字队共同行动。”李奇微显然打算最后让所谓的中立组织介入,以此向外界表明美方的谈判诚意。其实,无论什么组织介入甄别都已经对美军强制甄别的结果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了。因为美军、国民党和李承晚特务分子等恐怖势力在战俘营中的血腥行为,包括在战俘身上刺字、让其写血书以及恶意恐吓等手段,迫使许多战俘不敢选择被遣返回国。姑且不论中国已经出版的许多出版物怎样谴责美军用血腥恐怖手段管理俘虏营。即便在美国,亦有不少着名学者早就提出,“联合国军”俘虏营中存在着“恐怖统治”,尤其是有大批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士兵担任看守。他们使用恐怖主义的“再教育”和“洗脑”方式,迫使中国战俘们改变想法,拒绝被遣返回去。瑑瑥4月19日,美方谈判人员将7万人的甄别数字以及有关建议提交给谈判会议,但遭到中朝方面的断然拒绝。

  22日,毛泽东在给李克农的电报中指示,继续驳斥美方的“自愿遣返”原则及其7万遣俘概数,“更加强调其对战俘全部自愿遣返的原则为我方所不能接受”.并且,毛泽东还强调要“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由于这时双方还在第三项议程上进行紧张的谈判,所以毛泽东的指示也针对中朝方面在机场问题和中立国提名上的立场。瑑瑧美国在顽固坚持其遣返战俘政策的前提下提出的毫无诚意的谈判提案,导致双方在战俘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谈判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

  事实上,朝中代表团对杜鲁门政府拖延谈判进而推迟战争结束的意图,看得十分清楚。

  1952年5月初,李克农和朝鲜谈判代表召开会议,分析的结果是,“经过10个月谈判,只剩下一个战俘遣返问题。美方在最后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纠缠,把移交我方的被俘人数,从13.2万退到11.6万,又退到7万,表明美国政府不想在这个时候使战争停下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美国4年一度的大选即将开始,发动侵朝战争的民主党人杜鲁门总统,害怕战争的结束影响竞选;二是美国要在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增加军费开支,而朝鲜战争的继续进行则是最好的论据。”根据这个判断,加之中国最高领导层着重强调战俘遣返问题实质上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面对中朝方面的强硬立场,美国决定以硬对硬,以军事上的升级行动做出反应,希冀通过军事上的高压举措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接受其“非强制遣返”战俘的政策。在致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电报中,刚刚接替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司令的马克·克拉克建议:“目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避免一切让共产党人认为我们立场削弱的行动,避免让共产党人认为实现朝鲜停战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行动。为了达到前述目标,我们有必要在战场上立场坚定,不断强调空袭北朝鲜军事目标,在我们的声明中立场坚定,在我们板门店的行动上立场坚定。”此项建议完全符合美国对执行战俘遣返政策的要求,旋即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认可。在发给克拉克的电报中,美军高层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只要美国不改变战俘遣返政策,对方就不可能提供解决战俘问题的任何实质性提议。

  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美国政策的顽固性所导致的,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指示克拉克:“联合国军应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继续当前的策略,也就是说,不提出新的提议,并且除了一星期一次会议之外,不多开会议,如果实现此目的需要的话,就单方面休会。在此期间,你应在目前的指示范围内,继续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空军力量,打击北朝鲜的所有军事目标。”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遭受舆论界的谴责,同时向世人展示美国政府的谈判诚意,从而把谈判无限期拖延的责任推给中朝方面,美国不断地在谈判策略上做文章。在1952年7月至9月之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克拉克之间电报来往非常频密,围绕着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商讨试图解决战俘问题的种种方案。但是,无论美国人想出什么样的方案,只要是不放弃自愿遣返原则,全部释放手中战俘,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那么,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9月4日,斯大林在和周恩来会谈时强调: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坚持全面交换战俘,并观察着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依照斯大林的建设性提议,朝中代表团以静制动,不急于提出任何新建议,而是静观美方的动静。

  在双方的僵持中,特别是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方面沉不住气了,打算采取强硬手段彻底中止谈判,但同时准备把产生这种后果的责任抛给中朝方面。克拉克在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说:“我强烈建议授权我进行无限期的单方面休会,通过联络官保持接触。哈里逊将军将在休会的基础上通知共产党人,我们将同意仅仅在他们愿意提交任何进一步的书面提议后,重新召集全体会议。我个人坚信,联合国军代表团也这样坚信,这种单方面的休会对于联合国和美国立场的坚定性和尊严,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克拉克的强烈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高层皆表示赞同。他们于9月17日提出,“重要的是应由联合国军代表团宣布单方面无限期中止板门店会谈,让共产党人知道我们坚定的立场。……联合国军代表团应在一次会谈结束后立即宣布休会。”随后,美国军方高层准备采取具体行动。在9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克拉克,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几项提议,“应特别小心避免任何承诺:中国战俘将不被允许前往台湾”,并且,“在同一会议上,将不接受对方对提议的拒绝,坚持让共产党人研究提议,并在下次谈判中作出答复。如果在下一次会议上共产党人拒绝所有前述提议,并且没有提出具有建议性的对案,那么授权联合国军代表团无限期休会。联合国军代表团应摆出一种愿意谈判的姿态,但在面对共产党人不愿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提议时,不能这么做。联合国军代表团应愿意仅仅在共产党人提交任何进一步提议的书面文本后,重新召集全体会议。其间通过联络官保持接触。”根据这封电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美国决策层打算利用战俘问题拖延谈判的意图,因为无论中朝方面提出什么样的提议,只要美国人认为不具有他们认定的“建设性”特征,那么就可以不继续进行谈判。这种详尽的指示无非就是要避免克拉克采取毫无技巧的谈判措施。

  接到华盛顿的指示后,美方代表团于9月28日提出三项任择其一的建议,仍然将战俘分为愿意遣返和“拒绝遣返”两类,主张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一是将战俘运往非军事区,听任战俘选择前往何方;二是将“拒绝遣返”的战俘分成小组由中立国加以询问;三是将战俘分成小组加以释放。美方又宣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对于此提议,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指出其不得强迫遣返的荒谬立场,同时要求“我方必须首先揭露敌人提案的欺骗性,予以坚决拒绝,然后再提出我方对案”.于是,中朝谈判代表很快便向对方提出反建议:停战后,双方将自己收容的所有战俘一律送至非军事区交由对方接管,然后对战俘进行访问和按国籍、地区进行分类和遣返。瑒瑧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让步了,结果美方谈判代表仍拒绝讨论,并于1952年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这样,杜鲁门政府利用其制定的“自愿遣返”俘虏的政策,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拖延谈判的目的。在其一手操纵下,朝鲜停战谈判中断长达约半年之久。及至艾森豪威尔上台,依然萧规曹随,继续顽固坚持其前任制定的僵化的战俘遣返政策。若非中朝方面怀着谈判诚意采取解决战俘遣返的新办法,朝鲜停战谈判仍旧会继续拖延下去。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中国政府经与苏联新领导层协商,由周恩来总理在3月30日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宣称:为尽早实现停战,中朝政府共同研究后一致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声明指出,这一提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美国所说的有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朝鲜流血而采取的新的步骤.

  以便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中朝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这实际上表明中朝方面所做出的实质性让步。甚至美国军方官修战史都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提到战俘问题并作出了明显地是关键的让步”,“展现出自1952年4月以来解决朝鲜战争最光明的希望”.6月8日,双方终于就遣俘问题达成协议。至此,在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朝鲜迈向和平的最大障碍终于消失了。此后,虽然韩国李承晚政权曾一度试图阻挠谈判达成协议,但是谈判双方依然在7月27日缔结了至今仍旧生效的《朝鲜停战协定》。不管怎样,朝鲜停战谈判的事实充分表明,美国制定的战俘遣返政策是谈判迟迟未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美国方面理所当然应该为世界军事史上耗时最长的停战谈判久而未决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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