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的影响及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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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分析战败其原因的研究论着很多,最具代表性的论文的有《叶名琛与广东外交》( 翟厚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 、《入城与修约: 论叶名琛的外交》( 茅海建,《历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论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系》( 陈双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 ; 相关着作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魏建遒,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蒋孟引,三联书店,1965 年) 、《两广总督叶名琛》( [澳]黄宇和,中华书局,1984 年) 、《亚罗事件的风波---第二次鸦片战争》( 王乃庄,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 年) 等。大多数学者对战败原因都倾向于对叶名琛外交事务的探讨,在《论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系》一文中通过清政府和英法为何都将战争的责任推给叶名琛入题,认为叶名琛只是这场战争双方堵对方嘴的幌子而已;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叶名琛的悲剧》中则认为战争的失败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并指出清廷内部的举措失误尤其是咸丰帝摇摆不定的举措是更重要的根源.《叶名琛在广东》中也提出了战败的多种因素论,但二者皆未结合史料对此做深入的分析; 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清廷最高统治者咸丰帝对外政策左右摇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像这样较深入地剖析清廷上层决断失误的论着并不多见,而且对于问题的论证也不深刻。而《六不总督叶名琛》更是在开篇导论中提出‘六不总督’是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人物,这样的人物还是该钉在耻辱柱上片面的认识。《叶名琛,王朝没落的写照》一文中也片面性的提到不知羞耻地自称‘海上苏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其昏愦之甚可谓称绝.魏建遒所着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由分析英法俄美的经济发展与清朝的腐朽统治开始,阐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始末,但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叶名琛之间的关联几乎没有涉及。澳籍学者黄宇和在其所着《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引用广州档案( 前言(2) : 所谓‘广州档案’是都两广总衙门的档案和其他一些公私文件,在叶名琛被俘时,一并为英军席卷而去,目前收藏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4年版) ) ,通过在广东任职以前、政绩、军功、理财、外交等篇章,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叶名琛在这个关键时刻的活动,重新评价了叶名琛在亚罗战争中的无为政策,这是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叶名琛之间关联的一次新的探索。学者王乃庄在其所着《亚罗事件的风波---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亚罗号事件为基本线索,通过对列强种种侵略活动的叙述,介绍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但对于咸丰帝在这场战争中所担负的责任,却没有提及。以上论着中,多数学者大都忽略了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咸丰帝对叶名琛应对列强挑衅的绝对领导权,这其中对于咸丰帝对外政策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二者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试图对咸丰帝战败的责任和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加以探讨,揭示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咸丰皇帝的摇摆政策和举棋不定的意念。

  一、叶名琛其人及对第一道上谕的分析
  
  叶名琛( 1809 - 1859) ,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出身书香门第,道光十五年( 1835 年) 中进士,历任陕西兴安府知府,山西雁平道,江西盐法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布政使,可谓是平步青云,1853 年 2 月 1 日,叶名琛正式受命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然而,就在叶名琛出任之后,广东的局势越发复杂。

  英法美三国于 1854 年和 1856 年间,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而所谓修约实质是英法美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进行修订,以求取得更大的侵略权利。而《南京条约》并没有修约的规定,时任驻华公使、香港总督、五口通商事务监督的包令,强词夺理地认为《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中都有 12 年期满修约规定,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英人应一体均沾.但国际法中规定: 修约本身是绝对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之内的。对于修约,叶名琛认为《南京条约》原为万年和约,无须修改,或推辞,有时干脆不予答复。结果交涉无果。恰巧在这时,发生了亚罗号事件,水师捕获盗匪李明太等人,英夷领事借端挑衅,骚扰炮台,烧毁民房,驻守当地的水师,英勇守城抗击,伤夷 400 余人,暂时稳住了局面。

  时临这种局势下,咸丰皇帝收到叶名琛的上奏,并发出了第一道上谕:

  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叶名琛英军起衅开仗着相机妥办断不可迁就议和上谕,咸丰六年( 1856 年) 十一月十七日: 据叶名琛奏,九月中,因水师兵勇,在划艇内拿获盗匪李明太等,英夷领事官巴夏礼借端起衅,辄敢驶入省河,将猎德炮台肆扰,又在大黄滘炮台开放空炮。自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初一日,攻击城坦,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尽行焚烧。初一日,又纠约二三百人扒城,经参将凌芳与绅士欧阳泉等,迎击跌毙。初九日,该夷由十三行河面驶至,直扑东定台,经兵勇轰坏兵船,并毙其水师大兵头西马糜各厘,夷匪伤亡四百余名。现在该督等已守旧城,调集水陆兵勇二万余名,足敷堵剿,绅民等同矢义愤。即米、佛两夷及西洋诸国,俱知该夷无理,未必相助,其势尚孤。叶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驾驭之法,着即相机妥办。

  至夷酋怀恨,借口从前不使入城,而上年英夷在上海,又称广东总督拒绝不见,口出怨言,处处要挟,思欲逞其谋利之图,逆心叵测。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或先驶往各口诉冤,皆系逆夷惯技。当此中原末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 宽猛两难之间,叶名琛久任海疆,谅能操纵得宜,稍释联之愤懑。倘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只可设法驾驭,以混争端。如其仍肆鸱张,断不可迁就议和,如耆英辈误国之谋,致启要求之患。所有阵亡之抚标中军参将凌芳,着交部加等从优议恤。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从第一道上谕中可以了解到英国借机亚罗号事件,对清政府施压。1856 年 10 月 8 日,广州水师千总梁国定率兵登临亚罗号查禁海盗。原因是一个叫黄连升的船主发现同年 9 月曾抢劫过他的两艘货船的两名中国海盗梁明太、梁建富在亚罗号上。最终在船长托马斯? 肯尼迪的凯旋之下,留下了两名水手看管亚罗号,余下的 12 名水手由梁国定带走以资调查。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于 1854 年在中国内地制造的,后来把它卖给了一个在香港的中国人方亚明,方亚明于1855 年9 月27 日将亚罗号在香港殖民当局登记并领取了为期一年的执照。而亚罗号的全部水手都是中国人,只有船长肯尼迪是爱尔兰人。由此可知,亚罗号的执照过期。在梁国定登船查禁海盗时,此船并未像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所言悬挂了英国国旗,关于这一点,学者蒋孟引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阐述,这里不再累赘。

  事实上,还有比这更鲜为人知的情节。亚罗号登记为英国船,系香港 1855 年第四号法令。法令的第六条规定: 本殖民地的中国居民,申请并取得殖民地船只执照,是合法的……而这个法令同规定英国船资格的英国法律是抵触的。英国法律规定: 船必须完全为英国人民所有,而这种英国人民或是自然出生或是取得国籍证并已宣布效忠誓词。此可见,所谓的亚罗号系英国船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这个事实也可以通过包 8令与巴夏礼之间的信函中得到佐证: 经过调查,看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的,允许它这样做的执照于九月二十七日满期,此后它就无权接受保护……不过中国人是不知道执照过期的,除去船主不是英国臣民的推断外,他们也没有宣称他们有任何其它进行干预的根据。也就是说,叶名琛并不知道亚罗号的执照已经过期。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10 月 10 日,叶名琛决定由南海县丞许文深送回除两名海盗及一名证人以外的 9人回亚罗号,巴夏礼却拒绝受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也将亚罗号事件的详情通报了包令,并于 12 日得到了明确的指示:

  要求中方公开交换被捕的 12 人,还要求叶名琛书面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4 日,英国海军在珠海炮台附近扣押了一艘中国船只,进行挑衅。21 日,巴夏礼向叶发出了强硬措辞的最后通牒,限 24 小时内接受全部要求。叶名琛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再次妥协。次日,在限期前一个小时,令许文海将 12 人一起送到广州英国领事馆。但巴夏礼再次拒绝受理,并将问题移交英国在华海军处理.自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叶名琛对英方步步忍让,其原因可见此谕之中:

  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次当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即使在双方开战之后,作为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咸丰帝,竟鬼使神差地向叶名琛传达了一种胜亦不可,败亦不成的信息。不但如此,咸丰帝还幻想即米、佛两夷及西洋诸国,俱知该夷无理,未必相助,其势尚孤。但是美、法等国怎可放弃这次绝好的机会呢? 法国海军大臣阿姆兰致函盖兰海军少将: 为了使我们外交代表的谈判具备它应有的声色,和为了保证成功,一有必要即行和英、美海军共同行动,帝国政府遂决定增加现今由您指挥的海军舰队的力量……至于行动的方式,在我看来,最易执行,见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即在于切断每年自中国南方,沿南京以东镇江与瓜洲之间大运河输往北京的商品供应线。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的京城一旦得不到帝国南方诸省所提供的必要物资,那么它就会陷入极端匮乏的地步。凡您所指挥的舰队的行动均应针对此项目标。可以看出,英国对华的侵略并不势单力薄,西方列强们个个虎视眈眈。咸丰帝不想承担战败责任的心理在他的上谕中显而易见: 叶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驾驭之法,着即相机妥办.但是具体如何操作,咸丰帝只字未提。事情办妥了那是我领导有方,搞砸了那是你办事不力。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咸丰帝的责任心至少没有在这次战事上没有任何表现。作为前线最高统帅的叶名琛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界,咸丰帝还特意的摆出耆英的例子,叫叶名琛时时谨记。这里我们亦不可忽略太平军对清廷的威胁,费正清着《剑桥中国晚晴史( 1800-1911 年) 》写到: 1854 年初,曾国藩的军队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太平军迎面相撞,太平军曾经发起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西征,成功地攻占了南京上游的大部分沿江重要城市……几支湘军在湘潭的关键之战( 1854 年 5 月 1 日) 中击退了太平军对湖南的入侵……但太平军才干出众的翼王石达开在水陆两路都曾多次重创曾国藩,使反叛者于 1856 年中在军事上处于极盛时期。此时,清军与太平军展开了拉锯战,双方处于胶合状态,战事颇紧。所以,道光帝这才发出了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的感慨。但战事已开,再多的感慨也无济于事。这则上谕中,多少我们可以看出道光帝对叶名琛的不满。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都得慎重地解决,对于为人臣子的叶名琛来说,皇帝的感慨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慨,他自己感觉到了来自皇帝的压力,明白皇帝需要这场中外战事尽快事息宁人,好专心对付太平天国起义。

  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咸丰皇帝于 1857 年正月 26 日再一次发出了遥控叶名琛的第二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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