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外交体制的设立、困顿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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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设计了广州外交体制。体制的运行可依据广州主政官员的任期分为三个阶段:耆英主政时期(1843-1848),徐广缙主政时期(1848-1852),叶名琛主政时期(1852-1856)。此间,广州外交体制循序经历了设立、困顿和瓦解。最终,中国的外交机构转移到北京,中央专职外交机构成立。
  
  一、设立
  
  鸦片战后设立的广州外交体制是战前贸易体制的扩大和升格。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其他口岸,自此以降的85年间,清朝对西方的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口岸开展,与西人的交往均由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通过行商转承进行,广州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与外人交往的规制则例(管理外人体制、文书交往体制、海关税则税率等)。是时,清政府尽量避免与西人发生正式的官方往来,中西交往被刻意限制在贸易领域,“中国的政策,一向把他的外交事务,看作纯粹商务性质的,并且把它们的规定和处理委之于在广州的省政当局,于是广州就成为外国贸易集中的海口,同时又是和距离政府所在地最远的海口;想与帝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是一向不准的”。
  
  鸦片战争发生后,西人不以交往仅仅局限在贸易层面为满足,要求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而全面的外交往来。很自然,广州成为清政府的属意之地。其实,在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就有意这样安排了。1840年8月,英人到达天津白河,道光指示直隶总督琦善,要英人南返,在谈判中,琦善视此为最重要的使命,英人也表示可以赴广州商谈,这被清朝君臣认为是天津交涉的最大收获。清廷由此改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与英方谈判。战后,在外人的压迫下,中西方的外交建立;但是在清政府的作用下,是项外交被安排在广州。这是中外妥协的结果,也是清朝屏障外交的产物:将西人外交推挡到京城之外进行,且距离愈远愈好,广州作为前此中国唯一对外口岸,又有对付外人的“旧制”可以依循,无疑是合适地点。“惟五口总汇向在广东,一切税则皆由广东原定”。
  
  于是乎,签署《南京条约》的一班人马相继移师广州,耆英调两广总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该督办理。著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遇有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准其钤用”。
  
  也就是说,不仅管理辖境内的广州,而且管理新开的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的对外事务,更扩而广之管理“各省”亦即中国对西方的“通商文移”。此谕令标志着广州外交体制的确立,两广总督扮演着清朝外交部长的角色,两广总督衙门就是清朝的外交部。中法《黄埔条约》将此称为“总理五口大臣”,表明此专属身份获外国认可,为了适应,那时的西方来华使节,多就近驻扎香港、澳门。五口通商大臣名义上经历耆英、徐广缙、叶名琛、黄宗汉四任。而以耆英任期最长,因其是体制的重要设计者,是道光朝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多的显宦,所以因人成事,广州外交在其任内能够比较有效平稳地运行。任上,在广州先后签订的中英《过境税声明》、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英《英军退还舟山条约》、中国与瑞典挪威《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等,耆英均为主签人。
  
  他还就税则税率、香港司法管辖、基督教在华弛禁、舟山交还、广州入城等事项与西人进行了谈判或达成谅解。中方在上述交涉中多为退让妥协,却也保得各方的暂时相安无事。
  
  但是,广州外交体制已面临多重挑战,耆英辈夹处在列强和民众之间,官、民、“夷”的关系交错复杂。适得中国的外贸中心产生重大转变,从广州挪移上海,使得百年来依赖外贸为生的广东地区的大量人口顿失生计。如茶叶等出口商品流向的改道,使得北江上游及梅岭通道以十万计的船夫和苦力失去了工作;因外来棉纱棉布的进入使大量织户破产;因丝绸出口中心转移使搬运工、货栈主、钱币兑换商等生计无着;因外船进入使大量福、潮的沙船主及船工失业;等等。这些人都对改变旧状的洋人充满了怨恨,为拒外运动积蓄了人力资源和舆论声势。“粤东民俗强悍,然谈及忠义,多知奋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再加上岭南特殊的社会人文传统,鸦片战争时期,粤兵不能战,广东地区的军队在战争期间是各省区中战斗力最差的。“粤省官兵,屡经挫衄,心涣胆寒,而本地汉奸之多,更难保不混入其中,语音莫辨,则主兵不可用。”与官兵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粤民士气高,“军帅伏处一隅,半筹莫展。百姓汹汹,谓兵不足恃”。
  
  军兵的怂样愈发衬托出民众的“汹汹”,广东乡民向外界布告:百姓之所以隐忍未发是因为官员的“和议”,若外人再“敢执迷不悟,故辙仍循,即修我干戈,整我义兵,壮夫尽力,壮士尽谋,举手则江河可平,埋伏则鬼神莫测,务必扫除净尽,使尔等片帆不返”。
  
  战争一结束即来到广州出任广东巡抚的黄恩彤有抵近观感:“余至广东省城。……实粤东新遭警扰,内民与外人为仇,募勇数万,结队横行,骄悍难治。”黄恩彤因此判定“此地议抚,难于金陵十倍矣”。
  
  三元里事件在民气的转变过程中是一个分水岭,“粤东自遭三元村事后,民怀隐恨,誓不准其入城,且深知英夷之不足畏”。受到三元里抗英胜利的鼓舞,广州地区的民众抗御外侮的士气格外高涨,民众由被动转向主动,各种民间组织以“旗”“堂”“团”“社学”“公所”“公社”“团练”“乡约”等名目涌现,在保卫乡梓的同时保国。
  
  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德庇时(J.F.Davis)将广州与其他口岸的民众进行过比较:“沿海各城市的民众,有些对我们漠不关心,有些则甚为倾向我们。但在广州,暴徒及其领袖的仇外情绪,只是日益增长,……而情况更坏的是,这些统治者过去赖以约束群众过火行动的那种威信已为战事所破坏。……从那时起,民众武力已组织起来。……加入这种组织的人不再服从官府命令,只听自己领袖指挥。……他们的力量能够迫使广州余知府去职。因此,官吏们不得不讨好他们,对他们屡犯的暴行,加以纵容。”
  
  广州民众拒外的强劲,还因为对西人习见而不多怪,其地通商数百年,“民之于夷,无论妇孺,皆呼为番鬼,以不齿于人类,故一旦骤闻其进城,则以为有紊旧制,群起而拒之”。
  
  民气的酝酿到1847年后传染到朝廷层面,这年12月发生的“黄竹歧事件”使清帝的态度有了变化。黄竹歧是广州隔岸南海县的小村,12月6日,6名来此打鸟的英国人被杀,引起英方抗议,耆英按照一贯的处置方式,斩首了4位村民,15人交付审判,平息了中外争端。但对事件的处理,道光帝不再向过往一样表示认可,他没有理会耆英关于如不慎重处理事件将会引发中英战争的警告,转而表示对处决民人的担忧:英国人擅自深入到中国乡村去是干什么?进而判定诱发事件的真正原因是英人的出现,而不是村民的行为。既然如此,那么该惩处的是英人而非中国村民。1848年2月3日,耆英被调离,巡抚徐广缙递升。上谕称:“惟疆寄重在安民,……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
  
  表明朝廷态度的改变:在民夷冲突中,更担心失去民众的支持,更多地站在自己的百姓一边,而不是在民夷间玩弄平衡。
  
  二、困顿
  
  徐广缙接任伊始,朝野均对其形成压力。上有朝廷,皇上在任命时告诫:“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中有同僚,“徐广缙以粤事咨商云贵督臣林则徐,林则徐答以人心可用”。下有民意,“粤东士民,以大府无谋,官兵示怯,一时谤议沸腾”。而“各乡书院、社学屯练壮丁,又不下三、四十万人。皆无事归农工商,有事则执兵杀逆”。
  
  徐注意到耆英正是由于不关照民心而垮台,而能够控制局势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民间汲取资源进而担负起拒洋运动的领导,遂向朝廷慨然表示:当“以激扬为整饬,总期官民一体,将士同心,在内者不生疑贰,在外者自暗息要求”。以徐代耆,不仅是官员的调动,且是清朝外交政策的变轨。
  
  英国方面也呈现变局。1846年12月,因为“土豆歉收”及“自由贸易”危机,辉格党取代保守党,罗素(J.Russell)入主唐宁街十号,巴麦尊(H.J.T.Palmerston)再入白厅,重又开始强悍的外交和军事政略。他们警告驻华使节“如果我们采取低调,那么我们就要失去所有由于在中国的胜利而获得的有利地位”。与徐广缙当职几乎同时就任驻华公使兼港督的文翰(S.G.Bonham),即表现出更具攻击性的对华政策,文翰据说一贯“行事谨慎”,来华后却并不“谨慎”,与徐广缙的强硬形成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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