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吸食鸦片人数的估计及其推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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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鸦片自隋唐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作为一味治疗痢疾的中草药,同时还具有安神催眠等奇效,常常被历代医家所看重。明代中后期以后,南洋土人新式吸食鸦片的方法通过中国在南洋经商的商人传入中国沿海的闽粤等省,这种吸食方法使吸食者感觉奇妙,遂逐渐传入内地。因当时鸦片价格较贵,吸食鸦片者通常是官僚阶层和富商群体。明朝灭亡后,因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与歧视,很多关注国事民生的汉族士大夫报国无门,心情苦闷,无处排解。追求超脱成为部分文人的生活方式,通过吸食鸦片来排解郁闷,在民间渐成一种新的风气。吸食鸦片时会产生一种难以言传的舒快感,也被部分满清贵族官僚所接受。而鸦片具有使吸食者成瘾的特性,导致吸食鸦片人数逐年稳步增加。
  
  到十九世纪初期,随着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不断增多,国内逐渐形成一个很大的鸦片消费市场。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鸦片消费市场让正愁无法打开中国商品市场的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入超)政府找到了商机---向中国贩卖鸦片是一项十分有利可图的事情!英国商人认为把鸦片输入中国不但赚钱,还可以通过鸦片毒化中国国民,并为把中国纳入英国殖民地体系制造机会和可能!英国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对华鸦片政策。在晚清社会,上至皇帝所代表的官僚阶层,下至贩夫走卒等底层民众,广泛存在吸食鸦片的现象。
  
  据学者们估计,晚清吸食鸦片人数在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数据:范文澜估计 1835 年全国吸食鸦片者为 200 余万人;罗耀九认为不超过 100 万人;刘明清推算为 1000-4000 万人;何程远认为 1838年有 400 万人。
  
  这些学者对当时中国吸食鸦片人数的估计有的是根据烟馆数量来计算,有的是根据烟枪数量估计得出,有的是以白银外流量来估算。学者们依据不同的方法推算出的吸食鸦片人数差别很大。那么,晚清时期吸食鸦片人数最接近事实的是多少人呢?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论述,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晚清时期吸食鸦片群体的形成及鸦片的来源途径。
  
  晚清时期鸦片吸食者通常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偶然吸食者;第二类,有节制的吸食者,还未上瘾;第三类,习惯的吸食者,吸食量大,已经上瘾。吸食鸦片在清代乾嘉之际,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吸食方法,时人萧令裕在《粤东市舶论》中记载:“镶竹为管,或磁或银,挑烟于盒,如粒如丸,就灯而吸,倚枕侧眠。盖自乾隆末年始,嘉庆初吸食者渐多。”
  
  晚清时期吸食鸦片风气的出现,“至道光而其风始炽,于是由印度而传之云南、而四川、而贵州……吸者愈盛种者愈多”.光绪帝在 1898 年发布的上谕对民间吸食鸦片的行为及其难以禁止的原因时称:“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亦可不禁而自止矣。”光绪帝对民间吸食鸦片的行为没有办法禁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面临国内国外要求弛禁鸦片的双重压力。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禁止鸦片贸易的法令名存实亡。国外鸦片大量进口和国内鸦片弛禁使鸦片总量在国内剧增,直接导致吸食鸦片人数的急剧增加。吸食者由过去的“游宦远商”扩大到“负贩食力之徒”.国内放开鸦片的种植,不仅不能禁止鸦片输入,还导致“荒废农田”,“膏腴之区,且尽化为鸦片之壤”.1878 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折中痛陈种罂粟之害:“未种之先,吸烟者不过游手无赖及殷实有力之家,至于力耕之农夫,绝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
  
  晚清时期,鸦片由药用变为享乐用的奢侈品,由宫廷流传至各级官吏,进而蔓延到穷乡僻壤,上至道光帝、咸丰帝、慈禧太后等王公贵族参与吸食鸦片,下至士农工商,瘪三乞丐,都参与吸食鸦片。尤其是慈禧太后晚年,每夜必吸鸦片至三鼓,然后出而视朝,是时精神完足,与廷臣论国是,全无倦怠之容,直到黎明才回宫安睡,竟十年如一日。
  
  晚清时期吸食鸦片群体中官吏阶层占有很大的比重,各级官吏阶层吸食鸦片很普遍。公开在衙门内置床点灯,已是随处可见的场景。1831 年查获内务府掌仪司太监张进福等吸食鸦片案,据其供称吸食已有 30余年,事发是因到天津购买鸦片 160 两,“事后回朝阳府,当被弋获”.时人蒋湘南分析,京官中吸贩鸦片者占十分之一二,外官幕宪占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林则徐也曾指出:“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地方各级官吏吸食鸦片尤其严重,如云南大小官吏中,无不吸食鸦片,“署中厮役多滇人,虽多贫无裤,不烟无以为活也”.
  
  鸦片战争前云南“自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监生,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之五六”.“江南地本繁华,贩卖买食鸦片烟之人,原皆不少,……而必以来自外洋,方为适口”.上海道光年间,“不特城市殆遍,即乡僻亦然”.浙江“黄岩一县,无不吸烟,昼眠夜起,杲杲白日,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在广东省,“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就全国来讲,“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
  
  这些材料表明晚清时期民众吸食鸦片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已由官商富贵阶层蔓延到社会普通阶层民众;鸦片还深入清军内部,其“将备兵丁内,必有吸食鸦片烟者”.军人吸食鸦片成风对国防产生严重的恶劣后果。
  
  晚清时期吸食鸦片群体所需的鸦片大体来源于外国进口与国内生产两部分。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英国逐渐成为向中国走私鸦片的主要国家。而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国内种植的鸦片产量日益扩大。如在当时的云南省“罂粟种得漫山遍野,每年出产的鸦片,数量不下数千箱”.有学者估计在鸦片战争前夕,国产鸦片年达一万箱,种植的面积约为 30-40 万亩。随着鸦片在晚清社会日益流毒,种植罂粟生产鸦片已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事情。
  
  二、国内外时人对晚清时期吸食鸦片人数的估计
  
  实际上对晚清吸食鸦片人口的推算只能是一个近似的数据。晚清时期中国吸食鸦片人口的数量,国内外有很多人在不同时期作出过很模糊的推测。如有外国学者估算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的 1838 年吸食鸦片人口约为 400 万左右。而在 1855 年 10 月英国外交官麦都思认为中国吸食鸦片人口约为 300 万人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
  
  1878 年威妥玛估计中国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占其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五,这个估计和已故的海关统计秘书泰脱先生(Mr.Taintor)的估计也是符合的。如果按吸毒人口是成年人口的 5%,则中国当时有 1 千万瘾君子。在19 世纪末期,中国鸦片的消费量呈直线上升。1888年,据《伦敦时报》的估计,中国 70%的成年男性都在吸食鸦片,消费及上瘾增长幅度十分惊人。1882 年有外国人称“根据最可靠方面估计,有 45%的男子和 2%的妇女---在市镇有 70%的男子吸食鸦片。据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说,有 1/3 的成年男子吸食鸦片”.以上这些外国人从各自得到的信息推测晚清时期中国民众吸食鸦片人口的数据相差很大。
  
  在国内,有许多人估计中国的吸食鸦片人数有以下数据。光绪初,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大体上是“妇女居其半,其余老弱居三分之一,吸鸦片者亦三分之一”,⑧按此比例估算,吸毒人数约为二亿人口中的三分之一,即六千六百万人。自 1858 年鸦片在中国弛禁后,鸦片的种植、贩运与吸食合法,对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发深重。鸦片弛禁前,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约 300 万人;30 年后的 1898 年,有时人估计中国吸食鸦片者达 4000 万。清政府官方文献认为就全国而言,民间吸食鸦片几于十居三四。
  
  晚清时人郑观应估计:“以每人岁食六斤计之,当得四千四百万人,而佣工小贩之依此为生者,约十之一,其余自种自吸者或相倍蓰。年年坐困于此,犯法伤生,废时失业者,不下千百万人。”在某些地方,民间吸食鸦片是相当严重的。例如在光绪宣统年间,四川吸食鸦片者约有 315 万人,其中 17%即 54 万人已成瘾。
  
  四川蒲江县,“全境八万一千三百五十丁口,嗜者近半”.有四川时人惊叹“弹丸如是,况全国乎!天祸震旦,尽壶中日月,桎天下龙文虎武之人才,金刚不坏身,一刹那为槁木,为死灰,以此杀四万万同胞,其为毒真几千万倍于枪林弹雨也。”有些地方“民间吸嗜者十居六七,上自官绅,下至肩挑贩负之俦,无不以有限之资供无穷之瘾,甚至鹄面鸠形,填沟壑而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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