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变革思潮的形成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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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鸦片战争前,西方国家已有将近两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此时的清政府仍旧遵循着传统的观念看待外国。我们认为自己处于天下的正中心,四方夷狄蛮戎都是古代中国的附属;认为清王朝是“天下共主”,理应君临万国,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外国与我们建交的一般称之为“贡国”,即在对外方针政策上,依旧维持着历代的封贡关系。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节码噶尔尼等赴京,“中国管理循例予以旗章,题曰“英国贡船”强使立之。及至京师,则又循例强使于进见时行叩头之礼。 ”随着鸦片战争的发生,西方列强对古老的中国进行了一次次的冲击,并使清王朝在许多方面(不仅是观念上)发生了痛苦的、虽然不自愿的改变。封建地主阶级也惊奇的发现,许多前所未有的改变正在发生。

  一、“变局”概念的产生

  鸦片战争,带来的那种建立在船坚利炮之上的强势外交,造成清政府虽然有能力镇压太平天国但却不能赶走待在中国的列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论对外采取的是“羁縻”抑或:“以夷制夷”,封建地主阶级始终在学习如何利用西方国际外交原则同他们打交道。

  以上的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见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的人称之为“变动”,有的人称之为“变端”,有些人把这种变化叫做“创事”,还有些人把它称作“创局”。然而无论名称有何变化,都能从中发现,在晚清的格局下,文人阶层中的先进分子都敏锐的发现了这种变化,并且针对改变的特征,相应的赋予了不同的名称。在这些名称里,最为常见的是洋务派官员的命名:“变局”。1874 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奏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过,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二、革新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双方虽然发生论争、但他们的目的相同,都是想在巨变的局面中找到一种维护封建统治的方法。不同的是这种方法到底从何而来。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主张改革之士还是顽固派都在从中国传统经典中寻求理论根基。

  革新派从《易经》出发,里面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成为了中国应该变革的理论依据。曾国藩曾为之注释:“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丝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同时,1860 年后,许多改革派人士把新形势用“运会”(源于邵雍所阐发的理学的宇宙论,指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的变化)一词表达。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即使圣人也不能改变它的进程。而现在的情势正处于西力东侵之际,西方强于东方,所以此时的中国应该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而就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学习,革新派认为应该首先借助外力“剿匪”,将来学习外国技艺、购买坚船利炮、学习并仿造“制器”技术,则必能“自立”、“自强”。

  而顽固派士人中以德高望重的倭仁为代表。对于洋务派学习西方技艺权谋的做法他也从儒家经典主张予以反驳:“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交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并表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夷人?”倭仁的这种观点虽然极端甚至有空话的嫌疑,但仔细想下,该派一言一行但恐变革会带来“以夷变夏”,他们均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变革最终会毁掉整个王朝。且置此点不论,先看两派斗争的结果。

  1867 年 4 月,慈禧太后批准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开办。针对倭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的话,她命令倭人立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慈禧太后的这道命令未尝不是针对只会空谈的理学家进行的讽刺。从这件事情充分反映出,19 世纪下的中国必须改变固守的观念,空谈义理,只会使国家衰落下去,并且对实际没有什么帮助。在鸦片战争 20 年之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终于痛苦的承认在某些方面确实不如西方,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就像魏源很早以前就谈过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那样。

  三、变革思潮的形成及方向

  (一)晚清变革思潮的形成

  上文所述,在 19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通常命名为“变局”。针对变局,是否要进行适当的改变,地主阶级革新派与顽固派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论争。最终,从现实角度,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角度上,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即使是被迫也发现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与嘉道年间兴起的经世派的思想相承接,都要求关注实际,向西方学习。渐渐形成一种思潮。梁启超先生对时代思潮有着精确的描述:“凡文化发达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而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息。凡“思”魔能成潮,能成潮者,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于时代之要求者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二)变革的方向即“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

  鸦片战争后,革新派文人的要求恰恰反映了 19 世纪中期后晚晴的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思潮。然而学什么,怎么学也成为了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如果过多的学习西方就会导致顽固派所宣称的“以夷变夏”;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又不足以面对日益复杂的新局势。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吸引、震撼当时的中国并非是它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主要的是它的坚船利炮以及近代化的交通设施。这种困扰,抽象看来就是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了。而当时的中国人根据当时的认识,巧妙的提出了以“中学”为立国根本,“西学”用以巩固统治的观点。如早期维新代表王韬所言:“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躬当”(《杞忧生易言跋》),又如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的《变法》篇说:“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这种类似的表述,在洋务官僚张之洞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阐述。1895 年 5 月,张之洞的《劝学篇》撰成,他在《设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中学为用。”

  中学或旧学,西学或新学,在对他们的论述中,地主阶级把一方表述成“道”、“体”、“本”、“主”,另一方表述为“器”、“用”、“末”、“辅”。不同的表述说明了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它的不同态度。在对待中学与西学中,当时的文人始终将中学放在了首位,并且认为中学的“伦常名教”是不可动摇的。洋务派的高材生钟天伟对之又进行过推论:“格致之学,中西不同。

  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日出不穷,该中国重道而轻艺,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所由分也。 ”

  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评价“中体西用”时说过,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使它有个进身之阶,有个“用武”之地,这就是一种进步。这种评价对于中体西用来讲十分中肯。因为结合以后的史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只有改变落后的封建制度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西艺的优势,封建士大夫那种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上,其成效是有着严重缺陷的。不过,在 19 世纪后半期日益变换的复杂局势下,晚清士人针对变局而发愤应变,并且对改变的方向所提出的观念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在这个观点的指导下,地主阶级洋务派及其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一系列自强的主张,并且兴办了近代化的第一批工业。这些大体是鸦片战争后经世派所提出的内容,大致有采西学、制洋器、兴工商、改科举等等。以上种种虽然出自 19 世纪 40 年代之后,真正实行、确是在 60 年代才刚刚开始。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浪费了这宝贵的 20 年时间,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而且已经走到“衰世”的时候,这种应变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吧!无论如何,经过这二十年不断地探索、论争,封建文人终究还是为变革找到了一种方向。

  四、结语

  19 世纪的晚清发生了危机深重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封建士大夫逐渐意识并开始了解“变局”所带来的实质变化。最终,他们认识到中国必须进行某程度的变革。他们从传统经典出发,以“穷则变,变则通”为依据与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们的观点承接了晚清经世派务实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精神渐渐形成了一种“师夷长技”的时代思潮,为古老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晚清文人针对中西社会特点的不同,把革新引领到了“中体西用”的方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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