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文学由人学到生命学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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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文学是生命学”命题,乃是对“文学是人学”的补充与延伸,或曰丰富与发展。本来,“文学是人学”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范畴,是作为一种价值和价值尺度而被采用的,是将人类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认定唯人类方为价值判断的主体。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唯有意识的人类可为主体,而自然乃是客体。价值评判的尺度始终掌握在人类的手中,任何时候我们说到“价值”,皆是指“对于人的意义”.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可以理解,也合情合理。但必须关照到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要以平等、互爱、和谐、共生、多赢的观念处之,摒弃前现代时期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冷漠、对立甚至仇视的关系,尤其要反对强人类中心主义,为了人类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而任意蹂躏、杀戮、倾轧、蔑视其他生命体的野蛮行为,使整个地球乃至宇宙,呈现一种祥和静谧、融洽适宜的生命气息。

  一、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是康德,这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

  人类一切活动皆为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而不能达到此目的的活动,则属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因此一切当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实际是以文学之手段,体现“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循这一价值目标。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在他看来,表现于精神生活中的人类主体性,就在于人们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人类主体性表现于现实生活中,则是以人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与利用为标志的现代生活方式,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发展。

  这种表述,在人类与其他生命存在的关系中,多少忽略了后者。在这个世界上,人一向被看作是 “万物的灵长”、“物种的中心”,传统认识上,人类总是以地球统治者身份自居,以为万物皆备于我,因而万物皆在人类之下。以至发展到人在诅咒时,也往往以动物指代,比如“猪狗不如”、“禽兽不如”之类。这就滑向了“强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一种自在的目的,是最高级的存在物,因而人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可为满足自己任何需要而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自然界被看作是一个供人任意攫取的资源库,人完全依据其感性意愿来满足自身需要,全然不顾自然界的内在目的性。

  唯有人具有内在价值,其他自然存在物只有在它们能满足人的兴趣或利益的意义上才具有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由人主观地给予定义:对人有价值抑或无价值。其实,从生命学的角度看,举凡生命都是相互依存、相互搀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的,他们(与它们)之间和谐共处。因此,文学就不能将人以外的其他物种排除在外,也不能以“强人类中心主义”姿态高居文学宝座之上,而将其他生命体视为奴隶或附庸。从现代启蒙意义上,应将宇宙所有生命体纳入平等、科学、公正的书写范畴里,真正做到尊重生命,爱护生命,表现各种生命之间的友好、和谐、理解、宽容、互补、互益等等。“文学是人学”,是高尔基提出的一个着名文学命题。1928 年 6 月 12 日高尔基被选为苏联“地方志学”成员,在苏联地方志学中央局庆祝会上致答词时,他将自己主要从事的工作称为“人学”.他说:“我还是想,我的主要工作,我毕生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

  高尔基是文学家,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但他毕竟主要是个文学家,他的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也是以文学家的活动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高尔基所说的“主要工作”即指文学工作,而文学即“人学”.这是高尔基第一次虽不直接、但明白无误地将文学称为“人学”.“文学是人学”作为高尔基提出的文学命题和文学的经典性定义,为我国文学界所一致公认,并且沿用至今不衰。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对“文学是人学”,有着独特的见解与发展。他认为,过去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们,都把文学当作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

  鲁迅在他早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以“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为诗人之极致。他之所以推崇荷马以来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因为读了这些作品后,能够使人更加接近人生,“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高尔基在他的一篇题名《读者》的特写中,就是这样讲述文学的目的和任务的。可以说,从高尔基到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提出与发展,对于文学创作的目的、意义、前路,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思想认识价值,让作家艺术家认清了文艺创作的重点和中心,不至于陷入茫然迷惘的状态,这是应该积极肯定的。

  二、在本文的语境中,生命学与生态学并非同一个概念,但具有一定的联系。

  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徐刚的守望家园系列、李青松的绿色森林系列、哲夫的生态危机系列、郭雪波的草原生态系列、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等优秀作品的问世,就是明证。但其创作特征,仅仅停留在揭示生态现状、表达生态焦虑层面,而在对于所有生命本体价值尊严、存在意义的理性反思和审美表达方面,则极少有人问津,萌芽中的“生命文学”需要有哲学理性与文学审美结合的更多作品来表现,从“先知先觉”转向更具实践意义的“身体力行”.读深圳作家李兰妮的长篇纪实小说《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让笔者对“文学是生命学”的感受与认知,变得较为真切和清晰起来。

  此文的动情描述深入地宣示了“文学是生命学”的内涵。可以说,它是一部从生命与爱出发,最终仍归于生命与爱的作品。更为可贵的是,小说已经逾越和突破了“文学是人学”的局限,并以更科学、更新颖、更高远的眼光,登上了“文学是生命学”的宏阔高地,生动可感地刻画了小狗周乐乐这一真实、生动、可爱的动物形象。在生命、生态不断遭到伤害、破坏,人类和动植物等一切有生命的群体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的当下,作为人类生活反映的文学,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关注生命问题、关注生态问题的重任。换言之,我以为,是时候提出“文学是生命学”的观点了。

  深圳作家南翔的生态题材小说 《最后一条蝠鲼》,对“文学是生命学”有着深入的阐发。有感于近些年鲨鱼几乎绝迹,蝠鲼家族越来越少,大部分被亚洲人指使当地人用各种手段捕捞猎杀,还有小部分遁逃,作者采用拟人手法,以蝠鲼的视角切入,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乃至灾难性事实。南翔这篇小说,较好地体现了“文学是生命学”的精神,作品以生命、生态的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命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量,生动、科学、细腻、丰富地描写人与大自然其他生命的相互依存、抱团取暖、互助互动的水乳交融关系,并艺术地探寻了生命危机、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可以说,它是一次彰显生命意识、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的文学探险。生命文学在求真、向善的同时,不能忘记美的塑造与升华。作为文学领域一个新的内容,生命文学是在生态学、生命本体论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它带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和强烈的生态预警特点,作家要凭借审美的方式与各种生命进行对话,并将有关生命的思维理念充分情感化和形象化后纳入具有审美意味的创作机制,最终转化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

  真正的生命文学是生命的,更是审美的,它不应仅仅是空洞的说教,相反应该是诗意盎然、充满文学独特魅力的。在此意义上需要警惕的是,生命文学作品应避免陷入形同材料连缀式的“同题作文”之窠臼,从而忽视了独特的美学品格创造。作家们须规避止于形而上哲学话语的雷区,力求将文本转换成感性的文学话语,为改变审美意味贫乏的生命文学创作现状,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文学本质的坚持和诗性品格的追求。依笔者看来,“文学是生命学” 的基本涵义是,文学其实不仅仅是人学,它应扩展到生命学的更宽广的范畴。文学应将人类以外其它举凡有生命的物种接纳进来,予以现代化启蒙视角的思考和文学层面的生动立体表现,赋予一切有生命的物种被重视、被呵护、被审美、被塑造的权利。从法理上讲,以科学眼光看,任何一种生命体都应该和人类一样,享有这个世界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以及它的阳光雨露,也都应该相互搀扶、相互关爱。当然,人作为有思想的物种,应该也可以比其他物种更文明、更先进,更富于悲悯之心---这是笔者从深圳儿童文学作家、着名影视编剧苏曼华的生态题材长篇小说《霍利 & 辣妹》读出的特殊意蕴。

  与《我因思爱成病》一样,《霍利 & 辣妹》也是以动物为主角。这是一部地道的生命文学作品,它从内容到形式,从人物到语言,从结构到氛围,称之为生命文学当之无愧。生命文学最大特点和关键要素就是“生命”.生命主题是这部长篇一以贯之的主旋律。进入全球化生态保护时代,包括动物、植物等一切生命体,都成了人类关注和呵护的对象,动植物等人类以外的生命体,理应得到平等的看待和保护。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朋友,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有机链条,如果破坏了这个链条,人类的灾难必然降临,世界必然陷入一片黑暗,苏曼华的《霍利 & 辣妹》生动地注解了这一真谛,具备了生命文学的突出品质。阅读该长篇:像鱼之游走于水流澄澈、水草鲜美、连砾石、砂子、微生物都能看得真切的溪流中;也像在热带沙漠中长途跋涉者忽然发现眼前展现出一片生命的绿洲,那种对于生命的爱意与尊重是不言而喻的。

  在笔者看来,生命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聚焦于批判人类对于自然界其他生命体所施加的有意无意的亵渎与戕害,聚焦于人类中心主义对于人性自身造成的桎梏与扭曲。经历着内在精神异化和外在行为乖戾的人类,亟须拯救自然生态危机并解救迷失已久的人性,进而完成对自身精神危机、灵魂异化的救赎。唯其如此,人类重建和谐生态环境恢复、生命秩序的希望才有可能,如果回避了这些问题,人类渴望从哲学和思想层面找寻生态危机及生命救赎的路径的诉求就无从实现,生命文学的生命力和深刻性也难以实现。

  三、近年来,深圳文学风生水起,出现一批颇具创新意义的作家作品,尤其是能体现现代启蒙新观念、新主题的文学佳作,比如上述表现文学生命学意义的文学作品。

  当然,表现文学生命学价值的生态题材小说不惟以上几位深圳作家的作品,也有如《狼图腾》、《藏獒》、《黑焰》等以动物题材为内容的小说相继问世。一部《狼图腾》搅热了中国文坛,就连一个11岁小孩也出版了《一只孤独狼的遭遇》。但仔细考量下来,此类小说存在一个误区,很多作者并未真正了解狼的生存法则,就让读者学习狼文化,学习狼的种外竞争关系,这是一种误导。在现代生活中,人类的确需要有勇敢精神,但在法制社会,和谐地解决问题更重要,强悍并不能解决问题,也是对于生命的亵渎,这与文学是生命学的初衷是逆反的、格格不入的。其实,动物小说在国外早就有,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是动物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它能够感动那么多人,就在于作者通过自身实际观察和体验,挖掘出那只雪橇犬身上最闪光的一面,也是最真实的一面,这些闪光的东西是人类不可能强加上去的。

  对比之下,上述作家作品所呈现的文化自觉,给“文学是生命学” 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理论根据。虽然,以上所举,并非具有震撼效应的作品,其作为“文学是生命学”命题的见证,是当之无愧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与试验地,不仅在物质经济快速发展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更因在观念革命上独树一帜而领一代风骚。深圳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移民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将他们自己的想法、思想汇聚在深圳,经过选择与淘汰,最终达成新的共识,促成新观念的产生。实际上,举凡生命题材(包括动物题材)的作品,必有一个共通特征:即彰显强烈的时代精神,也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通。它们与现代人向往返归自然、追求美善和谐、重视生命本体的要求相一致,呈现着一种可贵的现代性启蒙意义。在笔者看来,只有高扬生命价值、生态意义、生存法则的文学,排除传统观念的干扰,祛除人类的傲慢与偏见,积极倡导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意识,才能准确无误地体现出“文学是生命学”的精神实质。

  综上所论,“文学是生命学”的命题,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弘扬传统与现代糅合的人道主义精神、生命哲学意识、生态可持续发展精神,要求人类更加珍重生命、善待动物,力倡生命平等、生态平衡观念。“生命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为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空间,以进一步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前提是作家必须克服在地球上“唯我独大”和“唯人独尊”的心态,尽快从一味地居“人”自傲的自我感觉中解放出来,对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生命歧视问题进行更为理性、全面的剖析与反思,并努力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生命亵渎的泥淖寻求可能的自由出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认识到生命文学价值的作家们,其“尊重生命”意识比仅仅“尊重人”更具现代性意义。在“文学是生命学”的美学原则观照下,文学创作将更能体现现代文明的力量,体现作家求真、向善、塑造美的现代性创作理念。在此基础上,文学创作者无论是写人还是其它的生命体,都应当将人与其他生命体平等看待,将地球上所有生命体作为作家尊重和书写的对象,这种尊重生命、珍视自然、摒弃“强人类中心主义”、力主生命面前彼此(人与其他生命体)平等的思想,无疑是我们应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这也正是笔者提出“文学是生命学”命题的出发点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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