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于“感性活动”和“感性对象”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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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马克思本人的着作中,他用“感性活动”来表述其实践概念,其中的“感性”一词意味着直接性、现实性、对象性。在他之前,费尔巴哈率先使用“感性”一词表达了自己对思辨哲学的颠覆意图。
   
    这是由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间题,它们极为推崇理性,轻视感性的现实意义。由此,费尔巴哈从存在论上赋予了感性以一种基础性的地位,试图将哲学带回到现实世界之中,无论其理论终局如何,他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启迪作用是无法否认的。马克思将人的活动视为“感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这与后者将人视为“感性对象”看起来极为类似,但是仔细推敲起来,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根本差异,它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哲学根基上的分野。毋庸置疑,弄清“感性活动”与“感性对象”之间的区别,对于充分理解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感性活动”与“感性对象”的不同,体现出了辩证思维方式与直观思维方式的差异。
   
    “感性对象”体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直观性。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已经意识到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即抽象性。他试图创立一种完全异于后者的新哲学,为了彻底与旧形而上学划清界限,其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完全异于黑格尔的,而采用了一种直观的思维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①。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就是感性、现实,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将自己哲学的出发点置放在感性确定的事物上,以此来反对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这一点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在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阐释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直观的思维方式,以此来反对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思维方式,因为这是一种与后者的哲学思想迥异的方式。依照这种思维方式,人也是“感性直观”的对象即“感性对象”.
   
    “感性活动”则不同,“感性”意味着现实性、受动性,“活动”原则是被德国古典哲学所抽象发展的“能动的方面”,因此“感性活动”一词便结合了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意指能动的受动性或受动的能动性,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本身已经体现出了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费尔巴哈直观思维方式的缺陷,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l活动。”②马克思在此指出费尔巴哈直观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同时,指出必须“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与前面所说的“感性的人的活动”无疑是一致的,就是今天学界所说的“感性活动”.从中不难看出,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缺陷就在于缺乏对“感性活动”的认识。
   
    尽管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感性”处于一种基础性的地位,但是他对感性的“理解”却仅仅限于单纯的感觉与单纯的直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对对象、现实与感性只是从客体或是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这实际上类似于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的态度。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充分洗涤之后,这种朴素的思维方式无疑是落后的。
   
    这种直观的思维方式使得费尔巴哈以一种相对凝固的方式来观察事物,因此他把周遭的事物都看成是某种现成之物,缺乏一种历史的视野,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①。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费尔巴哈思维方式的直观性,而由于这一思维方式本身的缺陷,他看待事物只能采用一种一成不变的眼光。但是人本身并不是某种现成之物,而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当他用直观的方式把人视为“感性对象”的时候,根本无法把握到人的真实存在。
   
    马克思则不同,他把人视为“感性活动”,使得他能够以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由于人本身是自我创生的,因为个人是自身活动的产物。个人的存在体现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②。由此可见,人的存在方式与自身的“感性活动”是一致的,作为一种活动,它不可能是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意味以此为基础的整个感性世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此,从实践即“感性活动”出发必然要求我们以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及事物,意味着按照其原本面貌及其产生的状况来看待事物,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是辩证的。
   
    第二,“感性活动”与“感性对象”的差异,实际上是“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之间的区别。
   
    费尔巴哈看到了思辨哲学存在的无人身的根本缺陷,因此他试图将自己新哲学的立足点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他把人只是视为“感性对象”,他所把握到的仍然只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③。这段话集中论述了费尔巴哈在人的问题上的缺陷,其中有如下几层意思:
   
    首先,“感性对象”体现出了费尔巴哈对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理论的范围之内,他所设定的只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这种“一般人”实际上只是一种概念化的、毫无实际内容的人。“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意味着费尔巴哈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近代形而上学对他的影响,无法彻底摆脱抽象的思维方式。对于试图建立一种全新哲学的费尔巴哈而言,这一缺陷无疑是致命的。因此,他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只能看到抽象的“人”.相形之下,“感性活动”才真正脱离了近代形而上学的基地,体现出马克思对人的把握不再仅仅停留在思维或观念之中,使得他所关注的不再是顶着“现实的人”的名号的抽象的“人”,而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为了表明与近代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一再强调自己采用的是“纯粹经验的方法”.
   
    其次,由于费尔巴哈仅仅把人视为“感性对象”,他把握不到现实的人们之间的真实联系即社会联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他所看到的只是单个的、肉体的人,不是真正处于现实中的人,而他唯一能想到的将这些孤立的个人之间的联系起来的方式便是“爱与友情”,而且这种“爱与友情”并不是实实在在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而是他在头脑中加以理想化的产物。尽管费尔巴哈为了解释人们之间的联系而煞费苦心,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加以说明,显然过于牵强,因而不具备说服力。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在“感性活动”基础之上对此问题所作的说明,则更加顺理成章。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之间的联系不是臆造的,也不是从外部附加的,而是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客观需要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因此其产生具有必然性。如同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一种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吃语”②。
   
    此外,当费尔巴哈仅仅将人视为“感性对象”的时候,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也是抽象的。“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自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以后,宗教就成为了德国人“心灵的实物”,使其具有了一种僧侣的本性,费尔巴哈无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源,没有从社会现实本身来看待这一问题,因此他对问题的看法也只流于表面。这种做法实际上将人的本质抽象化了。马克思在上文中并没有指出人的本质是什么,而是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方向,即应该将这个问题放到现实中来考虑。泛泛地谈论人的本质,只能是抽象的,因为在现实中不存在“人”,只存在现实的个人。一个人的本质体现在他的生存方式中,体现在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上,体现在他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而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中。这样理解的人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自身生存境遇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
   
    实际上任何对人的本质的追问所得到的答案都只能是抽象的,因为一个现实的人的本质与他的存在方式是合一的,根本无法从他的生活中分离开来。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感性活动”与“感性对象”的差异还反映出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存在论原则上的分野。
   
    费尔巴哈已经意识到了近代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认识到意识的内在性是理性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人与世界的抽象化理解。因此他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创立一种全新的哲学,新哲学所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世界。无论费尔巴哈的哲学是否实现了这一初衷,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他也正是以这种方式启发了马克思。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理论却是以失败而告终,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由于他没有把人本身视为“感性活动”,而是仍然局限在“感性直观”的思维方式里,把人当做“感性对象”,因此他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因为“直观的对象性之所以无能击穿意识的内在性,是由于这种对象性一开始就预设了存在论上的现成之物,这种现成之物的现成性是由全部近代形而上学的背景与建制提供规定和支持的,而对象性的直观-由于它仅仅是直观-却完全缺乏力量使这种现成性趋于软化、销蚀,并从而能够从中突破和出离。而只要这种现成性不被瓦解,其形而上学的预设就是被默认甚至是被强化和巩固的”①。这意味着费尔巴哈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思维方式上,而恰恰在于哲学的根本原则上即存在论上,因为这种直观的思维方式并不是独自存在的,而是根植于其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之中,因此其哲学一开始就置放在近代形而上学的现成之物的基础之上。由于这种“直观的对象性”无力击穿意识的内在性,所以其离开理性哲学基地的意图只是灵光一现,无法落到实处,费尔巴哈最终还是回到了他所反对的形而上学的怀抱之中。
   
    当费尔巴哈把人仅仅视为“感性对象”的时候,本身就已经脱离不了某种形而上学的预设,从而使其思维局限在理论的范围之内,无法超出这个范围进人真正的现实世界。
   
    只有从哲学的根基处即存在论的意义上发动一场变革,才能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因此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的活动视为“感性活动”,以此作为其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他论述道:“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①这种思维方式,从存在论而言意味着不是从思想或观念出发来理解现实,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从现实出发来解释一切观念的东西,这便是马克思所开启的新的哲学路向。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马克思真正宣告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②。
   
    从实践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了意识的源始发生地,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③由此可见,意识、思想和观念本身并不神秘,而是来自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来自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既然意识本身来自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并且归根结底是对某种现实关系的反映,因此它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一切关于意识的迷雾由此得以破除,从而彻底戳穿了一切关于意识的谎言,由此便彻底摧毁了以意识内在性为原则所建构的整个近代理性哲学的大厦,代之以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即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理论形态建立在实践即感性活动的基础之上,因为唯有将人的活动本身视为“感性活动”,并将之视为整个现实世界存在的基础,才能彻底破除理性的神话,真正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
   
    第四,“感性活动”与“感性对象”在存在论原则上的差异,还体现出了“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的差异。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解释世界”是一切哲学家的目的,费尔巴哈也不例外,并且他这种理论的态度一再遭到马克思的批判。由于他把人视为“感性对象”,这便意味着人只是思维之中的对象,尽管他使之披上了一件“感性”外衣,但是这无法改变其“思维客体”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费尔巴哈的理论态度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在费尔巴哈那里,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是区分开来的,并且他把“理论的活动”看成真正的人的活动,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来理解和确定,这种重视“理论活动”、轻视和贬损实践活动的态度与黑格尔如出一辙,因为他与黑格尔一样只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①
   
    实际上,“解释世界”的原则以承认现实世界本身的合理性为前提,它意味着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而将不合理的状况归结到关于现实世界的解释之中,这实际上是把问题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了观念世界。因此解决的途径也不在于改变真实的世界,而是要改变关于这个世界的不合理的观念、思想等,这种针对副本的解决方案当然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这种以承认现存事物为前提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在本质上无疑是极大的保守。因此作为理论家的费尔巴哈所做的只是以直观的方式来研究作为“感性对象”的人,对于现实世界中人们的苦难视而不见,“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凛疲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疥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人唯心主义”②。这种状况是与他“解释世界”的态度是一致的,因为“改变世界”不是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任务,也是他在理论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则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因此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对世界做出解释与说明,而是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这也是他将实践的态度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因为从实践的角度而言,仅仅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进行解释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世界本身。当他将人本身视为“感性活动”的时候,已经摒弃了一切形而上学的现成之物,直接面对的是真实的感性世界。马克思自觉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将人的活动本身视为“感性活动”,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创立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无疑是为了寻找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途径。
   
    “改变世界”的任务是无法在理论世界中得到解决的,将实践原则贯彻到底意味着直接面对现实世界,并用现实的手段使之加以改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③由此可见,真正对世界的改变起到直接作用的,并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幽灵”,或是什么伟大的奇思妙想,而是人们的实践活动。
   
    诚然,海德格尔曾辩称“解释世界”实际上也是在以某种方式改变世界。这种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必定会对人们的思想发生影响,从而间接地起到改变世界的作用。实际上,夸大“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差异,并使之对立当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所说的那句话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而言的,意在突出实践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解释世界”根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原则,而“改变世界”则意味着实践的原则,其含义体现在如下这句话中:“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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