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窑与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贸易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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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窑是随着月港海外贸易的发展应运而生的。作为蜚声海外的外销瓷“克拉克瓷”、“沙足器”、“吴须赤绘”、“汕头器”、“交趾瓷”、“华南三彩”等,通过考古调查、发掘以及大量外销流传到海外的传世品的比较分析,证明其产地就在漳州,但是在国内,甚至是漳州地区都很少发现传世品,可见漳州窑作为外销瓷的特殊性。张燮《东西洋考》所录的月港海外贸易达西洋的交趾、占城、逞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东洋的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美洛居、文莱、鸡笼、淡水,以及日本、荷兰。漳州窑作为海外贸易众多商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随着月港的扬帆通商而遍及海外诸邻,本文就漳州窑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作一略述。

  一、漳州窑与欧洲的贸易

  16,17世纪的欧洲是海上的霸主,葡萄才殖民者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追小及待地想打开对中国贸易的大门。随着葡萄牙强租澳门,西班牙占领马尼拉,西方殖民势力不断侵入远东,比葡萄牙、西班牙更具竞争性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在明朝天启年间把战船开到福建澎湖列岛一带海面,并于1624年占据台湾。从此,漳州窑瓷器随着中欧贸易的发展而飘扬过海,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欧洲,中国的瓷器一到欧洲就受到贵族阶层的青睐,他们把中国瓷器作为财富、身份的象征,或作为贵重的礼物馈赠,因此出现了一股寻找中国瓷的潮流,他们通过贸易或订单购买中国陶瓷,作为外销瓷应运而生的漳州窑业在其中受益匪浅。

  据相关资料记载显示:1626年荷兰“希达姆号”载运清单中有从漳州河购到的细瓷器12814件;1627年荷兰“德尔夫特号”船的载运清单中有各种瓷器9440件,部分购自漳州河;1954年出版的德尔克所著《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介绍,在17世纪约80年的时间内,中国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的陶瓷制品就达1600万件以上,其中不乏闽南漳州地区生产的瓷器。此外还有民间海商的交易更是难以估量。

  另据考古调查发现:19921994年.在菲律宾海域打捞了一艘沉没于1600年的西班牙战舰—圣迭戈号("SANDIEGO")舰上所载的5600件陶瓷器中有一批青花瓷器,这些青花瓷器中的一部分碗、碟、瓶、罐、盘等为“砂足器”应是漳州窑的产品(图一,可能为平和县南胜的花仔楼窑址和五寨的大垅、二垅等窑址所出;1613年沉没的荷兰“白狮号”舰,打捞出许多中国明万历时期的开光青花瓷器,产品主要出自漳州地区。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漳州窑与欧洲贸易之频繁,数量之大,这也是漳州窑可以兴起并延烧的原因所在。目前,欧洲各大博物馆和私人基金会都有收藏大量的漳州窑瓷器,如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荷兰的吕伐登普利西霍夫博物馆、法国的吉美博物馆等(图二—图四)。

  二、漳州窑与日本的贸易

  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在中世的室盯时代(1338-1573),与明王朝维持朝贡贸易关系。从日本出发的商船需持有明王朝中央礼部发行的堪合符才能到我国贸易,这种贸易又称堪合贸易,但远远满足不了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嘉靖二年(1523),日本商船之间发生了“争贡之役”,之后“楼寇之患”接踵而来,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明王朝加强了海禁。明王朝将海外贸易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内,由国家直接控制,并对其作了种种严格的规定。隆庆开禁之后,月港开放,但明政府依然禁止与日本通商,据明人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铜税考》记载:“(嘉靖四十四年),奏设海澄县治。其明年,隆庆改元,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占城、逞罗诸国,皆我羁摩之臣无侵叛,而特严禁贩楼奴者”,然私商“率多潜往”,“往往托引东番,输货日本”。事实上私商仍通过我国台湾的鸡笼、淡水与日本进行贸易,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对日本的海禁已经名存实亡了。据万历四十年(1612)明朝兵部奏称,犯禁到日本贸易的都是闽人:“通楼之人皆闽人也,合福、兴、泉、漳共数万计”。

  从1582年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开始,到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的江户时代,日本积极推行开放政策,努力扩大对外贸易,并建立了朱印船制度,一再努力恢复对明朝的堪合贸易,但明政府担心楼患,继续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故而未能建立邦交。然而,日本政府对于中国的走私船舶是持欢迎态度的,明朝商船私自驶来日本经营贸易逐年增多,据日本史料记载:庆长十八年(1613)六月五日,有漳州商船六艘开到长崎;元和六年(1615)六月三日,又有漳州商船开到纪伊的浦津,并允许随便交易。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我国沿海贩日走私贸易的泛滥,而漳州窑系贸易陶瓷便是走私货物的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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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显示,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发现的漳州窑瓷器最多,在日本全国近代各大遗址中几乎都有出土,如江户遗址、京都大阪城下盯遗迹、现环壕都市遗迹、博多遗迹群、长崎遗迹等,特别是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叶的遗迹中发掘出土了许多景德镇窑系以外的陶瓷,这些陶瓷被称为“芙蓉手”、“吴须手”、“吴须赤绘”、“汕头器”、“交趾香盒”、“五彩·琉璃地”等,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其产地就在漳州。其品种和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又有所变化。16世纪后半期,口径巧厘米以上的盘极少,而以碗、碟为主,出土量与景德镇青花相比较,约占2%左右。如爱知县清州城下盯遗址于天正十四年(1586大地震后地层中发现了少数“吴须手”瓷器;大阪城下盯遗址丰臣秀吉时期(1583-1598),该遗址地层中发现少量漳州窑瓷碗;但到了丰臣秀吉后期(1598-1615),该遗址地层中“吴须手”瓷器数量急剧增加。16世纪末叶至17世纪初叶,包含景德镇青花在内的总量中,日本唐津陶器与漳州窑系陶瓷出土比例达到90%左右,此期盘(芙蓉手大盘)等的出土量格外瞩目,同时出现香盒、小壶、钵(口径20厘米)以上、兜钵等器形),这时期的素三彩、五彩、琉璃地饼花手(蓝釉划花、蓝釉白花)也是新生产的品种。以现环壕都市遗址为例,同一住宅区范围的漳州窑系产品在仓窖内出土量占5一10%左右,而与之相对应的生活居住面和环城壕沟的出土量则达到40%左右。这种事实说明漳州窑系产品作为生活用品被普遍使用的状况,也是闽南陶瓷经销日本形成高潮的标志。日本的长崎港是出土漳州窑瓷器最多的地区,长崎港开辟于1570年,起初中国同葡萄牙的海上贸易货船必经此地,16011635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以此为据点贩运中国瓷器,于是长崎港成为中国陶瓷行销海外的集散地,因此在长崎港出土了大量的中国明清时期的外销瓷。

  随着日本幕藩体制的完成,政府逐渐限制对外贸易,宽永十年(1633颁布了锁国令,到了宽永十二年(1635,进一步强化其体制。明朝商船也只准在长崎港进行贸易,1641年全面完成锁国政策,以后对外贸易被限定在长崎港,准许进入长崎港的只有荷兰和明朝的商船。江户幕府采取的锁国政策,确立了国家管理贸易制度,并通过贸易途径进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这使得以私人海外贸易为依托的漳州窑系陶瓷进口量锐减,与此同时受德川幕府政策的影响,日本窑业全面崛起,伊万里烧开始大量生产,这也是造成漳州窑陶瓷进口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三、漳州窑与东南亚的贸易

  东南亚与我国隔海相望,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圈,与我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贸易关系,其地处中西方海上交通要冲,除作为我国古陶瓷的外销地区外,同时也是中国陶瓷走出亚洲,销往世界各地的重要转运、集散中心。它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明人张燮的《东西洋考》以文莱(渤尼为界),东为东洋、西为西洋。

  福建与东南亚的古陶瓷贸易据有文献可考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据清代蔡永兼所著的《西山杂志》载:“唐开元时,林奎航舟远送,采集磁灶之瓷器,陈列大埔之前,……舟送之江而转运焉。宋元时期,由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优势的发展,海外贸易更是有所扩大,外销瓷业得以大发展,据南宋时任泉州市舶司的赵汝适所著《诸蕃志》的记载,海外博易之物有陶瓷者16国,位于当今东南亚地区的有占城、真腊、三佛齐、丹马令、渤尼等,相当于今天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来发达的中外海上贸易遭受一定程度的冲击,中国陶瓷的对外输出主要限于政府对外国的赏徕,各入贡国家的回程贸易,民间海商贸易及欧洲殖民贸易体系。据史料记载:从月港起航的商船在万历十七年之前,出航东西洋各限44艘,东洋吕宋一国因水路较近,定位16艘,“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加之占城、交趾州等处共117艘,万历二十五年再增20艘,共达137艘。这只是明确的记载,尚不包括其他港口及民间走私的数量。从明中后期开始,欧洲洋船东进,官方较少涉足东南亚海域,“已非贡夷之旧,直蒙故号与相羁摩而已”,但民间商船却异常活跃,尤其是西班牙占领吕宋,开辟了一条横渡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航路,而荷兰也占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并以之为据点作转运中心之后,“漳泉海商趋之若鹜”,东南船家中亦流传着“若要富,须往猫里务”之语。

  从考古发现和调查情况看,东南亚发现的漳州窑系瓷器以青花瓷和彩绘瓷为主,分布的范围主要在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又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为最多见,这与西班牙和荷兰以马尼拉和巴达维亚为转运中心是分不开的。印度尼西亚被誉为中国古陶瓷的仓库之一,根据苏马拉·爱迪文《印度尼西亚发现的16-17世纪的漳州窑瓷器》一书的介绍,印尼发现的漳州窑系陶瓷主要有青花瓷、彩绘瓷、单色瓷、色釉瓷、“汕头器”等类型,器形有盘、碗、碟、罐、瓶、军持与盖盒等。如今,在东南亚各地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手中仍收藏有不少漳州窑的瓷器(图五、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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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窑系陶瓷不仅见于东南亚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以及博物馆收藏,在沉船考古中也有不少发现。19831985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印尼宾坦岛外发现一艘明代“中国平底帆船”,打捞出2.7万件瓷器,其中主要是明末青花瓷,主要器形为漳州窑系的“克拉克”开光大盘、执壶、瓶、罐、盒、军持等;1985年,法国“环球第一”探险队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西面海域发现了一艘明代商船—“皇家舰长”暗沙二号沉船,打捞出明代万历年间陶瓷器3768件,其中有不少是属于漳州窑系的产品(图七、图八)1600年沉没的西班牙‘怪迭戈”号沉船于1991年在菲律宾海域被发现,出水数百件中国瓷器,其中就有来自漳州;西沙群岛北礁3号沉船遗址出水大量青花瓷碗、盘、碟、罐等器物,其器形特征与漳州窑场发现的器形相一致。

  越南在我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中,地位是比较特殊的。由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特严禁与日本的贸易,为了互通有无,中日民间海商选择了第三地—越南会安进行交易,“这个国家中居住着许多中国人,而且来自福州和漳州的商船也云集于此”。漳州窑素三彩盒从这里起船转运至日本,被日本称之为“交趾香盒”(图九)。19901991年,越南国家打捞公司与新加坡考古学者在越南南部的昆仑岛海域发现并打捞出一艘清代中国尖底沉船,主要船货是清代漳州窑青花瓷器。

  四、漳州窑与印度洋沿岸非洲国家、西亚及美洲的贸易

  明清时期我国同非洲国家的贸易始于明永乐时期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远达东非海岸的麻林地或更南的南非海域。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加上欧洲洋船东进的强劲势头,我国东南海商自印度洋全面退缩,逐渐局限于马六甲以东海域。《海国闻见录》的作者陈伦炯记载嘛喇甲(即今马六甲“往西海洋,中国洋船从未经历,到此为止。《海录》中亦载:从“明呀喇(即今孟加拉”向西至“卿肚国(今印度)西北”的小西洋“来中国贸易俱附英咭利船,本土船从无至中国,中国船亦无至小西洋各国者。可见,西洋航路上已鲜有中国东南船家的身影了。

  明清时期实行的限制私商下海通蕃的政策割断了漳州窑业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绝大部分联系,印度洋旧有的伊斯兰、中国贸易体系被打破,新的贸易体制随着葡萄牙等洋船的东来逐步建立起来。葡萄牙及后来的英国殖民者延续了我国宋元船家所开辟的沿印度洋沿岸的航线,以印度果阿、阿拉伯半岛、东非、南非等印度洋沿岸地区为据点,将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因此明清中国陶瓷在这条亚欧大航路沿线的几个重要港口和城市都有所发现,漳州窑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也由同样的方式跟随着葡萄牙、英国等欧美国家的船只转运而至,并由这些港口传播开来。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大清真寺”、“大房子”遗址出土了许多明清时期的瓷器,其中就有晚明漳州窑青花。

  埃及开罗市南郊的福斯塔特建于7世纪,9世纪中叶起作为当时伊斯兰世界中心空前繁荣,1912年正式对福斯塔特开始发掘,至1964年已出土数十万片瓷片,其中可以确认有漳州窑瓷器的残片。1971年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和沙德万红海海域发现两处含有18世纪中国货船的沉船遗址,1995年埃及海洋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发现有漳州窑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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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所收藏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遗留下的大量中国瓷器中也有漳州窑系的制品,该资料证明在当时的陶瓷贸易中部分漳州窑的制品也被贩运到伊斯坦布尔来。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埃及,可以推测这些瓷器应是1517年以后作为战利品从埃及运到伊斯坦布尔的,漳州窑瓷器大概也是沿着这条路线经由埃及被运进托普?卡普·撒莱宫的。

  漳州窑同美洲的贸易也是通过欧美船只的转运,西班牙人开辟了一条横渡太平洋的“马尼拉帆船”航线,又称“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其帆船由吕宋向东直航,横跨太平洋而达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港,再经陆路转运至墨西哥东岸的维拉克鲁斯后,穿越凶险的大西洋而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国陶瓷输入菲律宾之后,一般就是经由这条线路销往美洲各地的。

  1595年沉没于北美太平洋海岸的德雷克湾的‘怪·阿古斯廷”(San.Agustin号沉船出土了大批的中国明末清初陶瓷器;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哥伦比亚省沿太平洋海岸一带都有不少中国明末青花瓷器出土,主要器形有盘、碗和碟,有些瓷片装饰有与克拉克瓷相似的开光图案,青花瓷片中有一类为胎壁较厚,制作粗糙,器足无釉,粘有沙粒,四这便是人们所称的“沙足器”、“汕头器”。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漳州是“沙足器”的重要产地,这类陶瓷很可能是福建窑口的产品,是福建陶瓷经由西班牙大帆船输往美洲的证据。

  在墨西哥市发现的近现代遗物中有以青花和彩绘为主的中国明清瓷片,青花年代从明代后期一直延续到清乾隆年间,其中万历风格的民窑产品包含开光装饰的盘、碗等,碗、盘的内底的装饰图案有缠枝花、折枝花、灵芝草、团蠕等图案,与福建漳州平和花仔楼、大垅、二垅、华安东溪、云霄火田等窑址产品相同。四彩绘瓷的装饰图案不少与漳州窑系产品特征一致,应当亦是通过“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输入墨西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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