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羌笛与骨笛和筚篥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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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最为古老的单簧气鸣乐器,羌笛羌语中称为“其篥”。今天所见关于其较早的文献记载出现在东汉,学者马融在《长笛赋》中便说:“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故本四孔加以一。”据四川茂县羌笛传人何王全讲述,羌族最古老的羌笛源自老鹰的腿骨。古时羌是游牧民族,常在草原上射老鹰,射下来后将鹰骨用刀子钻孔,再加上一种空心野草,偶然间吹出声响,便有了羌笛。而在同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羌笛龚派传人龚代仁口中,羌笛的诞生却关联着一个浪漫主义的爱情故事:远古时,天神派了一男一女来到人间,男子叫杨宝,女子叫歌布,他们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河水险隔。住在河西的杨宝便发明了羌笛,而河东的女子则吹着口弦,两人隔岸笛弦相和,以寄思念,后来溯流而上,终于相会。

  正如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寄托情感的言语早于书写的文字一样,羌笛的产生与演变,一直维牵在羌民族的命运变化之中。今天,可以断定岷江上游的羌笛,是因羌人最早在先秦时期迁徙至此而带来的。在此之前,羌笛是羌人在大西北地区使用的一种乐器,正如冯骥才在《羌族文化学生读本》一书中认为的那样,羌笛是游牧西北的古羌人发明的,并且至今“基本保持着汉代的形制。”但关于这种乐器的起源,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学者的猜测与民间五花八门的传说之中,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段已经消亡的历史仿佛又隐约回归于世人的眼中。

  一、羌笛与骨笛关系概述

  1959年前后,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南部的诺木洪乡,考古工作者发掘一处距今约3000年的古文化遗存,这便是中国新石器时期著名的“诺木洪文化”遗存,也是公认的羌民族先祖所创的远古文化。

  在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有4个音孔的骨笛,而在距今约3700年羌文化类型的火烧沟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陶埙,其音阶规范统一,能吹出6、1、2、3四个全音,而且一次出土20多个,可见已成批生产。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这些骨笛便是后来声声“怨杨柳”的羌笛的雏形,如吴诗池便认为骨哨是今西南少数民族竹制吹奏乐器的祖先:“骨哨是目前我国发现数量最多的一种原始吹奏乐器,距今已有7000多年。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遗存中还发现1件石哨,管状,长5厘米,圆径1.2厘米,中有—孔,孔径0.7厘米。这类骨、石哨的构造与现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所用竹管一节,中有一吹孔的口笛构造相近。其演奏法当也与之雷同,即将两拇指按住竹管两瑞,口从吹音孔吹之,凭气流的变化,惟妙惟肖地模拟各种禽鸟鸣叫,音质十分悦耳动听。”

  但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教授林克仁对此却持不同的看法,对于乐器起源的阶段问题,他认为应笛是最早,鼓次之,弦最后,而在笛的发展史中,“由骨哨到骨笛,已成为最古老、最悠久的乐器的象征”,而“骨笛当为洞箫之鼻祖。”

  论文中他对于羌笛虽没有专门的考证,但对于横笛的起源,他认为“可见横笛早在汉代以前已经由丝绸之路传来中国。史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带来横笛,是官方的正式记载。其实沿着丝绸之路的民间交往早在秦代乃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

  正如羌笛的音质本身便悠远神秘、虚幻迷离一样,关于羌笛的历史,虽然诺木洪遗址中的骨笛与羌笛似乎存在着联系,但一节不会言说的骨头,并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演绎的更多细节,而包括河姆渡、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以及诺木洪遗址出土的这些原始的骨笛,其结构也与羌笛完全不同。虽然有学者认为“:古代羌人最早生活在西北高原的畜牧文化形成之地,没有竹子,所以最初的羌笛是用羊腿骨或鸟腿骨制成。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就藏有一段三孔羌笛,是用羊腿骨制成的。早先用骨制成的羌笛,既可以吹奏,又可以策马,汉代人称之为‘吹鞭’,又名为‘抓’。”

  周菁葆也认为:“现今新疆博物馆收藏有一只南北朝时期的三孔骨笛,是从南疆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地方出土的。这种用骨制的笛正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乐器。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说有‘猿臂骨苗’。元代维吾尔著名诗人萨都喇曾写过以《鹤骨笛》为题的诗。现今新疆塔吉克仍用鹰骨制笛。从而说明,古代西域用的羌苗是用骨制成的,出土文物中的三孔骨笛是古代羌人使用过的原始乐器。”

  但从骨笛进化为羌笛的过程,学术上存在着诸多遗失的重要节点,而学者们也一直在寻找更多打开历史隐秘之门的钥匙,他们犹如午后的牧神,不停吹响手中的羌笛,以期从那些古老的音符中聆听到历史来访者的足音。

  如在甘肃新城魏晋3号墓前室西壁南侧中一副被称为“吹萧图”的彩画砖,长期参加甘肃岩画普查工作并深入的学者岳邦湖就认为此画中之“萧”,实为竹制单管直吹乐器的通称,此画中乐器,他认为本出于羌中,就是汉代所言的羌笛。

  又如: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汉代居延甲渠候官遗址中发掘出一件竹质单管乐器(残件,一端有部分残落),通长约24厘长,管口直径约1.5厘米,通体三面开有若干孔,考古判断应为一种早期吹管乐器。尹徳生在文中对其开孔进行了测量与分析,认为这是一件横吹的竹管乐器,“很可能就是这一历史时期被俗称为‘横吹’乐器的我国早期七孔笛的遗存。”

  他认为,我国吹管乐器的发展规律为:单管单吹———编管多吹———单管多孔,“在秦汉流行‘羌笛’之外,一定还有一种我国的故有之笛———单管多孔之笛”,居延出土的这件竹管乐器说明“当‘羌笛’和我国第一代竖吹之笛广为流行的同吋,甚或更早一些吋候,在我囯北方,或说居延一带已经出现了我国第二代笛———‘橫吹’乐器。其时已是一个三管并存、多笛共鸣的吋期。”

  文中,他主引汉代文献“近世双笛从羌起”对居延单管乐器与羌笛进行了辨析,说明了我国竖吹之笛与橫吹单笛的源流,但对于羌笛的渊源,该文也并未专门涉及。

  关于羌笛与骨笛的关系,笔者以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正如宋西平相关论文所言,是否有“簧片”及其顺逆关系,是判断单簧气鸣乐器源流关系的“文化DNA”,在这点上,羌笛与骨笛的结构存在本质的区别,骨笛及其学者们认为它的后代,如洞箫之类均为“吹孔气鸣乐器”,而骨笛为簧片气鸣乐器,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说其据有源流关系,特征上的确找不到先与后的关联之处;其二,《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吹制十二筒,以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此黄钟之宫适合,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汉书律·历志》也云:“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此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两历史文献中的“大夏”,徐中舒释为“:所谓大夏、小夏,太昊、少昊,大月氏、小月氏的大、小,都是指不同的地区,新旧的民族而言。新发展的、较远的地区称大,故地或较近的地区称小。民族的本支称小,分支称大。”

  刘起釪曰:“以其整个地区都是夏人之居,因而凡夏人居住的地方都可称大夏,夏亡后称为夏虚”,均认为其应与夏和古羌有关,伶伦自夏而制作的乐器,笔者以为,竹制双节,与今羌笛外形颇多相类,如是,则羌笛的历史十分悠久,当另有渊源。

  二、再论羌笛与筚篥的关系

  关于羌笛诸问题,国內学者中研究较多的当数王其书,其先后撰写了《羌笛源流考辨》与《筚篥与羌笛》两文,在前一文中,他首先说明:羌笛是古羌人发明使用的一种乐器,但现在羌族地区流行的“羌笛”是当代汉人所称,非本民族自称,“‘筚’与‘篥’是羌语。‘筚‘’篥’二字是不少民族对羌笛类乐器的共同称谓,不少民族都为这些乐器冠以‘筚’或‘篥’之名称,或发音近似的称谓”;其后文为前文续篇,认为:“筚篥。自古以来是我国众多民族(主要是羌系民族)对气鸣乐器的总称.它至少包括5种不同的形制:哨口边梭发音类:单簧单管类;单簧双管类;双簧单管类;双簧双管类”;“筚篥是古羌人发明的乐器。包括前列的3种基本形制。根据对《后汉书》记载的分析,其出现的时间最晚应在周代末期。汉代则经过蜡羌、葱茈、黄牛、西夜无雷、依耐、蒲犁等羌人之国传人北面的邻国龟兹。随着前秦大将吕光征服龟兹,龟兹乐传人内地,进而传遍全国,传遍亚洲。筚篥也就遍地开花了”;“箪篥是羌语.不是龟兹语。随着古羌人的迁徙,羌文化的四面传播,筚篥随之传遍中华大地,其名称也以各种变异的方言发音传播开来。南、北丝绸之路上的各种筚篥、筚、篥、别、比、必、匹、布、里、皮、毕等等,都是羌语筚篥的变异方言名称。”

  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中,专有介绍簟篥(竹制簧管乐器)种类和沿革的章节,并附有香川默识编纂的《西域考古图谱》中的壁画图,林谦三认为簟篥传入中国內地的时间“,应是苻秦将军吕光征龟兹时,不能远在此时以前。所以上溯其源,略当东晋之初。”

  簟篥,历代文献中译名不同。如汉代许慎《说文》中曰“屠成”;宋何承天《纂文》曰“必栗”;《隋书》中称“单篥”;《通典》中则称“悲篥”,之后中原又称作“成篥”。古代便与笳管称谓相混,至六朝末,更有大簟篥、小簟篥、双簟篥和桃簟篥之类的种名,可见,簟篥也应为当时中原对西部少数民族竹制簧管乐器的一种通称,《乐书》便云“:簟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龟兹之乐也。”由此推断,羌笛应该也被包括进簟篥之中,两者的关系也值得深入研究。

  周菁葆在《新疆石窟壁画中的乐器考辨》中认为:“‘毕梁’是古代龟兹语的译名,龟兹语称作pi—li。

  据许来它研究,在不丹语中有一种管乐器称作pi—pi,史密脱说古代藏语中的pi—pi也是指管笛类乐器。现在维吾尔人也称军粟是pj—pi,这是很奇持的。按新疆自古就有许多羌藏人居住,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南部。现今地名中仍有用羌语命名的,如‘诺羌’就是,所以维吾尔族中称呼的pi一pi是古羌藏语的遗传。”

  证明其本为古羌语的遗传,所以,也不排除其与后代称谓的“羌笛”有关。

  如两者确有关联,那林氏“簟篥源于东晋之初说”便不能成立,而对于他书中引用木头沟壁画上吹奏者手中的乐器,我们当重新认识,从形制上看,吹奏者手中的乐器应为双管竖吹簧乐,乐器为细长方形,吹管尖头沒入吹奏者口中,这种形状与羌笛相同,笔者认为不排除为羌笛的可能。如《说文》便言“:觱,羌人所吹角屠觱,以惊马也。”《徐曰》云:“今之觱栗,其声然也。俗作簟篥。又觱发,风寒也。”可见,簟篥本也古羌之乐器也。在现在云南景颇族中,其吹管乐器景颇族载瓦支系今叫“筚绒”,又有一竹制吹管乐器叫“筚笋”。景颇族与古羌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所证明,景颇族口头传统述其祖先源于“遥远的北方”,在传说中,景颇先祖是中国西部最早开盐矿的人,老家在北方寒冷的“天然平顶山”大草原,“木拽省腊崩”的日月山是景颇人的发祥地,先祖为了寻找水清草绿、好吃好在的地方,挎着长刀,吆着牛羊,追着南飞的大雁,沿着奔腾的大江,辗转迂回,历尽艰辛,迁徙万里,终于落籍滇西的怒江西部。在巫师唱的古调送魂经中,其地名从云南北上直达青海:贡山→木里→贡嘎山→康定→泸定→马尔康→格刀→邦达→八宿→囊谦→茶卡→日月山,意为把亡魂送回遥远的北方老家。

  有学者考证,其本是古羌分支,系从青海河湟一带南迁,经渝树、囊谦、昌都、邦达进入怒江上游流域,在此分为两路,景颇支为西路,进入怒江西部,沿独龙江进察隅、江心坡和阿萨姆地区;浪速支沿怒江东部和澜沧江流域南下,景颇族自认为“太阳神的子孙”,学者认为这也反映了与古羌同源的“炎帝崇拜”。由此推之,“筚笋”、“筚绒”称谓与其他如今羌族、哈尼族的“其篥”之类均应为古代“簟篥”的音转,他们在形制上应与古羌笛存在同源关系,可见“簟篥”也应为羌笛古代的一种另称。

  依同例,如同木头沟壁画上中的吹笛者应为羌笛一样,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3窟中的“六人奏乐图”(1908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野村荣三郎剥走,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第16窟的筚篥演奏者,手中竖立吹奏的那件双管并列的乐器也不排除均为羌笛。同样,第29窟中有件“双簟篥图”,有五个指孔,双管并列,竖立而奏,似也为羌笛。柏孜克里克石窟始开创于公元5~6世纪吐鲁番地区的高昌王国时期,是回鹘王的家族寺院,第16窟等约凿于中唐,说明这一时期,羌笛似已被包括回鹘在內的西域各民族广泛接受,这也和同一时期,唐诗中普遍将“羌笛”直接指代为“西北边塞”的历史史实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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