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考古遗存分析夏商周时期峡江地区铸铜业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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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峡江地区,一般指重庆以东、宜昌以西的长江沿岸及其支流区域,行政区划主要包括现今重庆的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湖北的巴东、秭归、宜昌等县市的长江沿岸及其支流区域。峡江地区处在一个自然地理的过渡带上,这里既是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带,也是北方向南方的过渡带,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气候温暖湿润,物产富饶,因此成为我国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根据考古资料,峡江地区分布有众多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址,经统计发现,这些青铜器遗址可分为前后明显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即夏商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前一阶段,遗址点数量较少,各遗址点出土的铜器数量也十分有限;后一阶段,遗址点和出土铜器数量都明显增加。本文拟通过对峡江地区出土的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存和相关冶铸遗迹的整理分析,来探讨该地夏商周时期铸铜业的发展情况。在分析讨论时,也按前后两个阶段进行。

  先按由东至西的顺序,将该地区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介绍如下。

  1.宜昌地区

  路家河遗址共出土青铜器6件,包括凿2、镞1、锥1、笄1和刀1件,这些铜器属于西周时期。中堡岛遗址出土铜器6件,包括锸1、鱼钩3、簪1和镞1,时代较早,属于商代。上磨垴遗址出土铜器6件,有刀1、镞4和针1,时代为西周至春秋中晚期;在该遗址春秋中晚期的地层中,还发现一些红烧土面,并伴出较多草木灰、炉渣、铜渣、铁渣、红烧土块和陶范碎片等,明显是冶铸遗迹。宜昌地区出土青铜器的数量相对较多,遗址点也比较密集,又见有铸铜遗迹,由此推测该地可能存在早期的铸铜作坊。

  2.秭归地区

  何光嘴遗址出土铜匕1件,属于商代末期,时代较早。卜庄河遗址出商代铜条1件。

  长府沱遗址前后两次发掘共出土铜器3件,包括锥1、铜针1、铜镞1,均属于商代。渡口遗址出土商代铜刀1件。王家坝遗址出土铜器4件,包括铜刀1、铜钩1、铜器残片2,也属于商代。秭归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时代明显偏早,比峡江地区其他区域遗址所见青铜器时代都早。同时,这里出土铜器的遗址点非常密集,远多于其他地区,据此推测,这里可能是商代的铜器生产基地。出土的铜器都是日常生活用品,至少反映了该地在商代是良好的人口聚居区。

  3.巴东地区

  楠木园遗址出土青铜片1件,属于西周中晚期。黎家沱遗址出土铜刀1件,属商至春秋中期,与此同出的还有石范1件,似乎暗示了这里的青铜器是在当地生产而非外地传入,或者至少说明了该地曾经自行生产小件青铜器。茅寨子湾周代遗存中出土铜镞1件,地层中还发现了多处青铜渣,这也是本地曾经存在铸铜业的证据。团包遗址出土铜锥2件,属于西周时期。与秭归地区情况相似,巴东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遗址点也比较密集,本地又见铸铜遗迹,则该地也有可能是早期的一处产铜之地。

  以上三个地区都位于西陵峡,其青铜器出土情况说明,西陵峡地区在夏商西周时期普遍使用青铜器,并且当地存在铜器作坊,很可能存在早期的青铜铸造业。

  4.巫山地区

  双堰塘遗址是该地区重要的铜器出土地点,两次发掘共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29件,包括镞11、刮刀2、鱼钩5、锥4、残器口1、条形器1、蝎形饰1、杈角形饰1、鎏金鋬形饰1、珠形饰1和簪1,同时还发现有少量铜渣和铜矿石块。该遗址出土铜器的数量和种类在夏商西周时期的峡江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同时又出土了铜渣和铜矿石,表明该地可能靠近铜矿产地,并存在早期铸铜业。跳石遗址出土铜斧1件,属周代,该斧两侧有范缝,为合范浇铸而成,斧面有“大角羊首”状图案,可能是某种徽记。

  5.万州地区

  目前仅见塘房坪遗址出土10件青铜器,包括镞9和锥形器1,属于夏商时期,地层中还见有残碎铜渣块。

  6.忠县地区

  哨棚嘴遗址出土铜镞3件,属于西周末至春秋初期。瓦渣地遗址M1出土铜戈1、铜剑1,属于西周早、中期。

  7.丰都地区

  石地坝遗址出土铜器3件,包括镞2、钩1,属于西周时期;同时出土的还有石镞范2件,为3镞一组的复合范。峡江地区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详见表一。

  【表1】

  由以上材料来看,峡江地区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分布地域来看,以巫山为界,可明显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巫山及其以东地区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出土地点较密集,各遗址出土青铜器的数量也较多,尤以西陵峡境内更为明显,这一区域不仅存在数量丰富的青铜器,而且同时出土的还有冶铸遗迹,表明这些青铜器很可能就是由当地的铸铜作坊生产出来,而非外地传入。西陵峡和巫峡境内(东区)可能是早期的铸铜中心和基地。相比而言,瞿塘峡及其以西地区(西区)的青铜器出土地点稀疏,铜器的数量也很少。

  第二,从时代上看,东区出土的青铜器年代上限较早,发现很多商代的铜器,而西区的铜器时代相对较晚。这种情况或许表明东区铸铜业开始的时间要早于西区。

  第三,峡江地区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在遗址和墓葬中有一定差别。墓葬中主要出土青铜兵器,如忠县瓦渣地M1出土的两件铜器为戈和剑;而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比较丰富,以生活日用器为主,包括生产工具、渔猎工具、农具和装饰品等。无论遗址还是墓葬,出土的都是小型铜器。

  第四,峡江地区青铜器的出现时间较晚。目前所见峡江地区年代最早的青铜器为商代,这晚于中原和北方地区,也晚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总体而言,夏商西周时期峡江地区各遗址和墓葬出土青铜器较少,而到了东周时期则数量大增。如万州麻柳沱东周遗存中出土青铜器多达27件,包括武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三大类。新浦上层遗存出土青铜器数量也较多,包括镞5、凿2、棒形器2、鱼钩2,共11件,属东周时期。巫山涂家坝遗址东周时期遗存也出土了较多铜器,均为小型器物,有带钩2、铜帽件1、铜贝1、镞4、锥3、削刀3和鱼钩1,共15件,分为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兵器三类。由这几处遗址的情况来看,东周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一般多为小型器,大致包括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兵器几类。

  与遗址不同的是,峡江地区东周时期墓葬中多出青铜器,尤以大型青铜礼器多见。如巫山麦沱古墓群3座东周墓中共随葬13件器物,其中有10件为青铜器,包括铜鼎、铜壶、铜钫、铜勺和铜带钩等。奉节上关战国墓中出土有铜鼎、铜勺、铜戈、铜鐏、铜戈鐏、铜剑、铜矛、铜箭镞等。云阳李家坝巴人墓时代在春秋末期至汉初,45座墓共出土随葬品295件,其中铜器占57.2%(169件)。这批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器类有鍪、鼎、壶、勺、匕、剑、矛、钺、斧、戈、箭镞、刮刀、削、带钩等,均为范模铸造,双范合铸。

  从上述材料看,峡江地区至少从商代就已经出现青铜器,但这些青铜器究竟是本地生产还是由外地传入?具体的制作工艺如何?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检索相关资料,会发现该地的早期遗址中除了出土有青铜器之外,还发现一些铸造青铜器的范模,目前所见范模的出土情况如下。

  1.丰都石地坝遗址出土石质镞范2套,属于西周时期的瓦渣地文化。两套镞范形制基本相同,均由褐色砂岩制成,能完全扣合。该范为半六棱柱形,平面略呈梯形,通体磨制平整;内有3支箭镞的浇注凹槽,上段的浇口与三镞相连,浇口及范腔内残留有灰黑色浇痕;每一镞腔的形制及大小相同,双翼后掠,菱形脊至峰,关部变大,短锭。其中一镞长7.2、翼宽1.8厘米;范长10.1、上宽7、下宽3.1-3.9厘米。另一个大小与此相若。在同一层位出土的铜镞,与该石范形制和大小基本吻合。可见,镞等小型铜器应该是在当地制造的。

  2.忠县中坝遗址周代遗存中出土石范1件,由红砂岩磨制而成,微残。此为钺的合范,近圆锥截形,截面略呈梯形,浇口位于上方。高12.8、宽10.4、厚7-8.8厘米。该石范的年代可能略晚,在春秋战国时期。

  3.云阳李家坝遗址出土石钺范1件,红砂石,宽11.1、长8.8厘米,属于西周时期。这一时期遗存中未见铜器或铁器与石范同时出土。

  4.巫山柏树林遗址出土西周时期石范1件,以红砂石磨制而成。残长5.1、宽4.9、高2.5厘米。该器残成不规则方形,两边加工整齐,面上有一长条形槽:上窄下宽,最宽处0.6厘米;上浅下深,最深0.5厘米。该遗址出土有时代稍晚的小型铜器,因此,这件石范可能用于铸铜。

  5.巴东黎家沱遗址2000年度的发掘中,出土石范1件。该范为红褐色砂岩,残缺一角。

  范上有两道凹槽,一道凹槽呈细长的条形,另一凹槽略呈刀形,背面为圆拱状。范两端均为平面,面积略有不同。长13、宽9.6、最厚5.2厘米。该石范出土于H1,H1出土陶器的年代主要在商至春秋中期,则该石范也应在此年代范围内。与该石范同出的只有1把青铜刀,并无其他金属器,由此判断该石范主要用于铸造青铜器。

  综合来看,在青铜器的出土地点,不但发现有铜矿石、铜渣、烧土面等铸铜遗迹,而且还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工具—范模,因此,我们认为峡江地区的早期青铜器应该是由本地的铸铜作坊生产的。

  从上述考古资料来看,大概在商代,峡江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的青铜铸造业。铸铜主要以石范作模,双范合铸。制作的器类也多以箭镞、刀、钺等小型铜器为主。这一阶段出土的石范数量较少,器形较小,种类单一。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代峡江地区的青铜铸造业尚处于肇始阶段,规模还比较小,制作水平较低。

  到了东周时期,铸铜业规模比前期有所扩大。东周时期各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数量和出土石范的数量均比前期增加。万州麻柳沱遗址东周时期遗存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石范。其中一件为石剑范,合范,褐色砂岩,质较软,易于刻模。该范较短,略残为六块,但基本完整。剑锋一端略宽,9.8厘米。剑柄一端稍狭,7.8厘米。单范厚3.7厘米、通长29.4厘米。浇口在剑柄一端,剑体部分因浇注时的温度较高,已呈黑褐色。两单范背上,均留有合范线口。

  范体上还残留着明显经过淘洗的黄泥,估计是浇注时涂裹在范外的泥土。该范外涂裹的黄泥,为研究早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另外,奉节新浦遗址东周遗存中也出土石范1件,由红褐色砂岩磨制而成,因残缺严重,用于制造何种铜器并不清楚。在我国冶金史中,石范铸造是古人最早掌握的一门金属铸造工艺。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石范,出土于甘肃火烧沟和山西东下冯遗址,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

  长江流域石范铸造工艺出现的时间略晚,目前所见最早的石范为商代早期,发现于江西的吴城遗址。夏商时期以后,中原及邻近地区,石范逐渐被陶范取代。但在云南、贵州、广东、内蒙古、辽宁、吉林、新疆等边远地区,石范铸造技术却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乃至近现代。

  在合范铸造工艺中,存在一个从石范向陶范的发展过程。与陶范相比,石范经久耐用、可重复使用,但其石质坚硬,不易刻凿花纹,也不便铸造结构复杂的器物。因此,石范只是在金属铸造业发展的初期使用较多,用于铸造形制简单的工具、武器等,功能有限,适用范围不大,后来逐渐被陶范取代。东周时期,在中原及邻近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陶范的情况下,峡江地区却仍在大量使用石范,可见峡江地区的金属铸造技术是相当落后的,也反映出该地长期保留有使用石范铸造简单的武器、工具的传统。尽管目前该地尚未发现大型铜作坊和铜矿等,但大量石范的出土至少反映出该地在东周时期存在青铜铸造业。

  除石范外,峡江地区还出土有陶范,这些陶范最早见于春秋中期。柳林溪遗址出土有春秋中期的陶范2件,均为泥质红陶。其中T3H1:9保存完好,为扁形器外范,扁形器的中间有一道凸棱,长9.9、宽5.7、厚3厘米;T3H1:12,为器物外范残片。因该遗址中同时出土有铜器和铁器,所以这些陶范有可能同时用于两种金属器的铸造。宜昌上磨垴遗址发现的春秋中晚期的冶铸遗迹中,也发现有陶范碎片,与铜渣和铁渣同时出土。

  峡江地区东、西两区铸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出土青铜器的遗址数量东区比西区多,在单个遗址出土青铜器的数量上,东区也比西区多。出现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原因,大概与两区铜矿资源的分布和储量差异有关。据统计,我国铜矿的分布,以长江中下游、藏东、川滇、甘肃金川和白银等5个地区最多,占全国总储量的73%;而其中又以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多,占34%。湖北地区铜矿总数为60个,占全国铜矿总数的5.25%;而原四川地区铜矿数量占全国铜矿总数的2.76%。这样,湖北地区(东区)比四川(西区)多出近一倍。近年来,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发掘了一批重要的商周古铜矿遗址,证明沿长江中下游一线的成矿带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鄂西峡江地区(即东区)铜矿床和铜矿点的数量较多;相比而言,渝东峡江地区(即西区)的铜矿资源则较少,因此它在铸铜业方面规模也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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