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分析峡江地区早期盐业的起源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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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因地质构造和地貌特征的巧合,峡江地区盐矿资源非常丰富,分布着众多盐泉,是我国井盐的主产区。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在结束三峡库区135米水位线下的文物发掘和保护任务后提出,盐是古代三峡地区的经济命脉。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实,峡江地区制盐业非常发达,历史悠久。关于峡江地区盐业的研究,学者们多关注历史阶段盐业的发展,而对于史前时期盐业特别是早期盐业的起源问题论述较少。本文即主要运用出土的考古资料来追溯峡江地区早期盐业的起源和发展情况。

  一、峡江地区盐矿资源形成的自然条件

  中国现在西高东低的地貌状况,主要由三次大型地质构造运动造成: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和喜玛拉雅运动。三叠纪初期,中国华南地区仍是海域,为南海北陆的形势。发生于三叠纪中晚期的印支运动,使华南地盘上升,海水退出,基本上结束了原来南海北陆的局面,使华南华北连接成一片完整的大陆。到了侏罗纪和白垩纪时,燕山运动使陆壳向南向北推动,与太平洋洋壳发生碰撞,形成了北北东或北东走向的褶皱断裂山地和许多规模不等的斜列盆地。在西部,则出现了大型凹陷盆地——川鄂盆地。长江三峡即位于川鄂盆地东部,经过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岩层被挤压得弯曲起来,形成褶皱隆起带,此时的长江水顺着隆起带各自向东、西流去。新生代时,喜玛拉雅运动使我国西部迅速上升,形成了目前西高东低的地形,长江水开始自西向东流。

  正是在由海相向陆相的转变过程中,峡江地区的岩盐层得以最终形成。

  在峡江地区,早在三叠纪后期,因印支运动海水逐渐退出,残留的海水经强烈蒸发,矿化度增大,即形成了广泛的蒸发盐类沉积。在此后异常强烈的燕山运动中,由于区域张应力的作用,基层被拉伸下沉,因而形成了盐区的深凹部位,并普遍接受了盐类物质的堆积,而后又被泥沙淹没保存于地层之中,形成了侏罗纪岩盐层。处于背斜轴部的浅部盐层大多遭受淋滤破坏,而向斜部位的盐层仍保存完好。国家地质矿产部第二地质大队,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用20多年时间对该地蕴藏的盐矿资源进行了长期普查和综合研究工作,他们的成果已充分证明,云阳——万县盐体,就是分布在向斜部位的一个大型盐矿床。这一地带,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盐矿资源,盐层厚度及层位均较稳定,盐体规模巨大,分布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总储量1500亿吨,实为三峡地区一大宝贵财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万县长滩新一井的钻探情况看,岩盐层总厚度竟达250多米,见盐深度为2095—3031米之间,大部分深埋于2500米以内。需注意的是,万县盐盆位于川东平行岭谷区,属于盆地边缘褶皱断层地带,盐盆呈窄长条形,盆底虽深达3000米,但盆缘非常浅,不少地点因为断层和河水下切作用,地下盐卤在河床边自然露头。

  渝东地区因特殊的地质构造和丰富的盐矿储备,致使盐泉从各地山麓流出,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居全国之冠。据不完全统计,在长江两岸的巫溪、城口、巴东、奉节、云阳、万县、忠县、开县、彭水、武隆、丰都、南川、石柱等十几个县内的溪河边,分布着数百眼盐泉。另外,湖北境内的清江流域也分布着不少盐泉。据记载,峡江地区最著名的有八大盐泉,包括巫溪县宝源山、彭水县郁山镇、奉节县白盐碛、云阳县云安厂、开县温汤井、万县长滩井、忠县井、涂井,它们开发早、使用久、产量大,在峡江地区盐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研究,川东地区盐矿主要是三叠纪海相地层中的次生卤水,属浅层埋藏,多天然盐泉,是四川盆地最早采盐的地区;而川北和川西地区为白垩纪次生卤水和侏罗纪地层移集卤水,埋藏较深,开采有一定难度。

  今天,四川仍是我国主要的产盐区之一,集中分布在四川盆地南部和濒临长江一线,峡江地区正位于这一地带,自贡市还有“盐都”之称。峡江地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我国重要的井盐生产基地,与山西的池盐、山东的海盐一起构成我国盐业生产的主体,自古以来即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文献记载

  我国的盐资源主要有海水、盐池和岩卤三种,从而形成了海盐、池盐和井盐三种不同的制盐业。从地理分布看,海盐主要分布在山东渤海湾,池盐主要产于山西,而井盐则集中在四川盆地及云南地区,其中又以四川东部——峡江地区的井盐储量和产量最大。

  四川井盐的最早开发和利用,过去的盐业史研究者多根据文献记载,将其推定在战国末期李冰在成都平原凿广都盐井,“广都”在今四川双流县境内。其依据是《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前247年)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然而,据研究,人工盐井都是由早期的自然盐泉演变而来,在井盐出现之前,人类用盐和制盐的历史早已有之。这就意味着,四川制盐业的历史还可以再向前追溯。

  我国古籍对盐的记载,最早见于《禹贡》:“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禹贡》大约成书于周、秦之际,历来被认为是地志方面的经典著作,它的记载有一定的可信度,这里所指的大概是海岱地区的海盐,出现在禹夏之时。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从卤,监声。”许慎认为,天然形成的称卤,只有经过人加工的才称为“盐”。看来,盐的使用存在一个从天然“卤”到人工“盐”的过程。

  据唐兰研究发现,西周中期穆王时期“免盘”上刻有“卤”字。他认为此应指河东安邑之盐,即池盐。由这些古籍记载可知,对于“盐”和“卤”的利用,大致可早到夏代,然而这些文字都是后人的追记和考证,要一一证实,还需要借助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并且,这些文献所记,已是食盐利用的较成熟阶段,而事实上,盐在我国的出现和利用似乎还要更早。

  在世界范围内,人类最初对盐有意识的需求,是伴随着新石器时代农业出现后饮食结构的改变而开始的,在新石器时代以前,人类茹毛饮血,肉食基本可以满足人体新陈代谢对盐分的需要;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农业的出现使谷物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内容,而谷物的含盐量要远远低于肉类,因此,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人类必须寻找新的盐分来源作为补充。从这个角度推测,人类有意识地利用盐,应该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人类最初对盐的发现和利用过程,往往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其中,最古老的当推巴人祖先廪君与盐神的传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该传说中的地名,古人早有考证且看法不一,但大致认为“夷水”、“夷城”、“盐水”、“盐阳”等地应该在巴族早期的活动区域清江、三峡地区附近。这个传说,反映了巴族祖先早期与“盐神”展开对鱼盐之地的争夺,最终战胜“盐神”并在“夷城”立国,说明了盐业对巴族兴旺的重要性。

  峡江地区著名的盐井,最初被发现的过程,大都有一个传说,故事的主体内容相似,基本是人在动物的引导下发现了盐泉,这些盐泉的共同特征是自然涌出地面而易于被发现。如巫溪宝源山盐井,据《巫溪县志》载:“盐泉出自县北宁厂宝源山麓,古称大宁盐井或白鹿盐泉。”

  关于宝山盐泉的发现,有白鹿故事:“宝山盐泉,其地初属袁氏,一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酌泉知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人也。”

  云阳云安盐厂也有类似传说,据《云阳县志》载:“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时汉王刘邦由将军樊哙陪同,从东乡(今宣汉县)入朐忍境募兵招贤。传说樊哙在今云安涉猎,见一白兔,跟踪发现卤水,汉王即令当地隐士扶嘉掘井煮盐。嘉使民在渗出地表的自然盐泉周围以土石围筑井口,向下挖掘,直至卤水涌出,建成今云安第一口盐井即白兔井。”《忠县志》载:“旧有盐井溪,相传东汉关西夫子杨公伯超,见白兔饮泉,因而掘井,俗称涂两井。”诸如此类的传说,也屡见于其它盐井的记载。传说的内容大多千篇一律,颇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它们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人类最初对盐泉的发现并加以利用,是在动物的引导下进行的,由于敏锐的嗅觉和觅食习惯,动物比人类更容易发现自然涌出地面的盐泉。

  川盐被发现并加工出来以后,贸易和运输问题即被提上日程。据学者研究,商周及其以前曾活跃在渝东、鄂西、川西的巫、巴、蜀等部族,对早期川盐的发现、加工和贩运有颇多贡献。而更早的食盐贸易,据考证在禹夏之际即已存在。

  其根据是《山海经·大荒南经》的记载:“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有民之国,为人黄色。帝舜生无淫,降处,是谓巫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他们认为巫臷族之所以可以“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主要是依靠巫山所产的食盐与外族进行贸易以换取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所需。

  以上是关于早期盐业发展的相关记载。秦汉以后,峡江及其附近地区的盐业生产发展迅速,在规模、产量和生产技术上都有很大提高,盐井数量急剧增加,相关的文献记载也非常丰富,在各地的方志中几乎都有对当地盐井的记述,此不一一赘述。

  为便于管理盐业生产,各朝统治者均在峡江地区设“盐官”。《华阳国志·巴志》载:“临江县(今重庆忠县),枳东四百里,接朐忍。有盐官,在监(今井)、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华阳记》记临江县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溪水沿注江。”《华阳国志·蜀志》:“孝宣帝地节三年,罢汶山郡,置北部都尉。时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

  从上述分析来看,峡江及其附近地区的制盐业,正史中有记载的可早到战国晚期;根据神话传说虽可继续往前追溯到夏代前后,但由于未见翔实的史料,这种推断带有很大的猜测成分。而从世界范围内盐业开始的时间来看,人类最初用盐、制盐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因此,对峡江地区早期盐业史,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而研究的方法可能要借助于文献之外的考古资料了。

  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与峡江及其附近地区盐业生产有关的是汉代的画像砖和“铁牢盆”以及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金布律》中有关于井盐的税率记载,但这些实物资料,年代都明显偏晚。而我们要研究峡江地区早期盐业生产,就必须寻找更古老的盐业考古资料。

  三、国外盐业考古所见早期盐业生产遗址的共同特征

  盐业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新领域,起源于国外。对于早期盐业生产的研究,在欧洲、美洲、非洲及日本等地开展较早,且已有相当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显示早期盐业生产遗址在器物和遗迹现象上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和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可能与移民或文化传播无关,而是人类在早期盐业生产的探索过程中自然找出的趋同的较有效率的盐业生产技术。对这些共同特征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峡江地区近年发现的可能与早期盐业生产有关的遗址,从而为探索峡江地区早期盐业生产状况提供借鉴。

  据研究,早期盐业生产遗址的共同特征表现如下:

  第一,盐业生产开始的时机相似。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早期盐业生产遗址大多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再加上无法观察到的更早的小型生产,盐业生产的开端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世界范围内盐业开始的时间何以如此相似?主要是因为农业的出现使人类的食物结构由早期的肉食变成以谷物为主,谷物中所含的盐分远远低于肉类,若像肉食阶段一样单纯从食物中获取盐已不能满足人体新陈代谢的需要,致使人类开始有意识地生产和利用盐。也就是说,农业的出现是盐业生产开始的契机之一。

  第二,制盐遗址的区位选择相同。盐业遗址一般均位于盐泉所在的河流旁,既便于取卤又便于成品运输;在克服输卤问题后,盐业生产遗址逐渐向燃料产地靠近。

  第三,制盐陶器存在共同特征。使用陶器煮盐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陶质大锅煮盐,在熬煮过程中刮取逐渐结晶的盐粒放在另外的模子中晾干或再用小火熬干;另一种是以小型陶器熬盐,在熬煮过程中不断加入盐卤,直到整个容器内充满结晶盐为止。无论使用哪种方式制盐都会在遗址中留下大量的陶片堆积。制盐遗址中陶片堆积极厚,多在一米以上,其中制盐陶器所占比例常高达90%以上。大锅熬盐所用陶锅多制作粗糙、口大、器壁厚、器身浅、器底多为平底或略呈圜底,以增加受热面积。用来直接熬盐或作为模子的小型陶器则倾向于尖底(或近乎尖底的小平底)或圜底,尖底器便于直接插入土中熬煮而不需要额外的支架,而圜底器则可增大受热面积以利于蒸发。小型陶器在一次制盐过程结束后,大多需要敲破取出盐块,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就已涨裂,因此多为一次性器具,大多制作粗糙,外表无纹饰。其中煮盐用的陶器内壁则用贝壳、手指加工光滑,目的是使其不渗水,同时便于刮取盐粒或取出盐块。而作为模子用的陶器,为加快湿盐的干燥速度,内壁特意制成较多孔隙。陶器内壁的使用痕迹相同。由于卤水渗入陶器内壁结晶膨胀作用,在陶器内壁常会形成因结晶撑裂的剥离化现象,部分陶器有褐色、白色、灰色、紫色等变色斑痕。制盐陶器常有一个标准化和最佳化倾向,标准化的结果是使盐块可以作为贸易交换单位,而最佳化是在制盐过程中选择的结果。

  第四,制盐遗迹也存在共同特征。首先,在熬盐过程中,盐灶上会遗留有许多化学物质反应后的残余,如钙化物层状堆积、钠羟化物形成的绿色釉状堆积。其次,在某些盐业生产遗址中有“硬面”遗迹存在,这种硬面可能是掺杂钙化物、制盐陶器碎片及炭渣等形成的工作面,硬面上有类似柱洞的圆孔。再次,制盐遗址中存在纯化和提高卤水浓度的装置,如通过炉火余温预热等方式提高卤水浓度。为明确早期盐业生产的全过程,下面举几个民族学方面的例子,从这些现存的生动实例具体来看早期盐业生产状况。

  Kibiro村落现位于西乌干达的Albert湖东岸,坐落在悬崖之下。Kibiro人取盐泉水制盐,这项工作主要由女性完成。其步骤为:第一步,由于当地燃料较匮乏,在熬盐之前她们先浓缩盐卤,方法是在平坦的地面上清理出一块封闭空地作为盐田,然后将盐泉水导入其中。晴天时制盐者在盐田中撒下干土以吸收卤水以及因毛细作用露在地表的盐,在每天工作结束时将这些充满盐的土扫成一堆。每天重复这个过程并持续1—3周。随着这个过程的进行,土中的含盐量会逐渐提高。第二步,当制盐者判断土中盐分浓度足够时,就开始过滤。含盐土被放入一个底部有小石子盖住洞的铝锅中。金属器在该地出现以前,这个步骤及下一个熬盐的步骤都是使用陶锅。制盐者在盐土上淋卤水,渗透进土中后从锅底的小洞流进另一个较小的锅里,得到高浓度的卤水。第三步,熬卤。在专门的建筑里,将钢锅放在石支架上熬煮。当盐开始析出时便捞出来放入大的圆锥状陶容器里。这些锥状的盐干了以后变得很硬,然后被运到市场交换农产品。这种圆锥状陶器既是装盐容器也是一种模子,其晚期体量标准化以后还可能兼有计量工具的作用。早期锥状盐块的大小并不一致,重2—24公斤不等,并且用香蕉叶包裹;晚期一个锥状盐块重约3.5公斤,在交易时没有任何包装。

  在Kibiro南边的坦桑尼亚盐业生产程序则与此大不相同,他们将浓缩的卤水放在小型陶容器中,运用火力蒸发水分直到整个陶器充满固化的盐块,接着打破陶器将盐整块取出。在西坦桑尼亚的其它地方,十九及二十世纪时Uvinza的制盐者并不使用盐土,而是用黏土壁制成的储存槽来浓缩卤水,然后用陶容器熬卤。

  四、峡江地区典型遗址的盐业考古研究

  近年来,在峡江地区发现了一批与上述国外制盐遗址特征相似的遗址,这些遗址一般具有如下特点:在某一时期都有一种主要陶器,占该时期陶器总量的90%左右,陶片堆积达数米厚,甚至有陶片多于土的堆积现象。这些陶器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尖底(或小平底)缸、商至西周的尖底杯、西周至东周的圜底罐。这些陶器在器型、数量比例或是堆积状况上都与一般遗址中的日常生活用具差异极大,而偏向于工业用途。同时,这些遗址都位于盐卤涌出地的附近,或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盐官所在地。综合这些因素,并与国外早期制盐遗址特征进行比较,最后我们认为峡江地区的这批遗址应该是我国早期盐业生产场所。这批遗址包括忠县中坝、哨棚嘴、瓦渣地、巫山双堰塘、丰都石地坝、云阳李家坝、万州麻柳沱等。我们拟对其中的几处典型遗址进行分析,以此来研究我国早期盐业的生产状况。

  (一)中坝遗址

  中坝遗址的地层堆积主要有四个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代、汉至唐宋时期。其中与制盐有关的主要是周代和新时期时代晚期遗存。

  1.周代遗存具有明显的早期制盐遗址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灰坑

  这一时期灰坑数量较多,仅1999年度就发现170多个。其中一种灰坑的壁和底经过修整且用厚2—10厘米的黏土加工过,坑底有一层几厘米厚的黄沙。另一种灰坑底部平坦并放置几块石头,坑底有烧土和炭灰,坑内堆积以圜底罐为主。这两种灰坑的具体用途可能还有区别,大概与盐卤的储存、净化有关。

  (2)卤水槽

  共发现20多个,这类遗迹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坑壁和底均经过修整并用黏土加工,内壁多有灰白色钙化物形成的硬壳。这类遗迹应该是用于储卤的卤水槽,黏土加工过的内壁可以防渗漏便于卤水储存,同时也可使盐卤中的杂质吸附在黏土壁上,起到净化卤水的作用。

  (3)房址和“洞”类遗迹

  房址数量众多,仅1999年度就发现西周至战国时期房址120座。这些房址与我国其它地区房址存在明显差别。它们大多有一定的分布范围,面积较大,呈长方形或方形。房内地面很少有整个范围内平整一致的,大多四周略高中间略低,有的甚至分布在斜坡上呈倾斜状。地面都有长时间的用火痕迹,但这些痕迹有别于灶或火膛。这种地面随时间推移逐渐变硬,至战国时,变得硬如岩石。在地面范围内,还发现有大量“洞”类遗迹,颇似柱洞,但这些“洞”分布无规律,至今未发现一例封闭呈一定形状的,而且,在部分地方非常密集,人在其间活动不便或无法容身,在9×9平方米范围内就有大小不等的“洞”多达上千个,这些“洞”随时间推移疏密程度也有变化,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洞”的密集程度逐渐减小。由此来看,这些“洞”肯定不是或不全部是柱洞,应该是与盐业生产有关的遗迹。时至今日,房址内只发现了地面、“洞”、卤水槽和用火痕迹等,而未发现门、墙基、灶或火膛等生活类遗迹,可见该房址应该不是生活居住类房屋,而是与工业生产有关的作坊,综合各种遗迹现象看,应该是盐业生产作坊。其中的“洞”类遗迹可能是用于放置熬煮盐卤的圜底罐或尖底杯,因为在春秋前后的堆积中发现有多例花边圜底罐口上底下正置在“洞”类遗迹口上的现象,在商周时期“洞”内还发现有较多的尖底杯及其碎片。

  地面长时间的用火痕迹大概是熬煮盐卤用火所致,由于盐卤浸染使地面盐碱化,再加上熬卤过程中产生的钙化物堆积,致使地面变得坚硬如岩石。

  (4)制盐陶器

  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圜底罐数量最多,尖底杯也为数不少,这两类器物在陶器群中所占比例较高,制作简单粗糙,应该是制盐工具。我们认为圜底罐主要用于熬卤,而尖底杯类似制作盐块的模子。近年来,在山东莱州湾地区也发现大量与此相似的制盐陶器“将军盔”,一种为圜底盔形器,另一种为尖底盔形器,它们用于生产海盐。经研究发现,日本最古老的制盐遗迹可以追溯到绳纹文化晚期,最初的制盐陶器是小平底钵或尖底钵,在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濑户内海及纪伊地区的制盐陶器由原先的尖底器变为小型圜底器,它们在制盐陶器的器形和变化上与我国有着相同的趋势。

  2.向前追溯,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坝遗址就已具备早期制盐遗址的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1)灰坑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灰坑有上百座,它们分布密集、打破关系复杂。其中一类灰坑的坑壁和底部用厚约2—30厘米的黏土加工,再在底部铺较平的石块。这类灰坑口大底小,坑壁斜直,口径约1—2米,底径小于1米,深1米左右。

  (2)房址和“洞”类遗迹

  这一时期的房址目前共发现3座,平面多为长方形。地面是一种类似石灰的钙化物,经火烧处理,长时间用火痕迹明显,为一个烧土面。地面上有一层厚3—5厘米的灰烬层,应为长时间用火留下的,其中出土有尖底缸、盘口罐等。房内地面上有数量较多的“洞”类遗迹,与周代的“洞”类遗迹相似,排列无规律,由于分布过于密集导致人在其中行动不便,所以这些“洞”绝大部分应该不是柱洞。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洞”内发现有少量盘口罐、尖底(或小平底)缸类残片,据此推测,这些“洞”可能用于放置制盐容器盘口罐和尖底(或小平底)缸。由此可见,这类遗迹与周代的该类遗迹具有类似功能,也是制盐作坊,唯一不同的是房屋内未见卤水槽。

  (3)窑

  这一时期发现陶窑3座,形制相同。窑平面呈长条形,长10米左右,宽1.4—1.7米。颇似龙窑,但无火膛、火道、窑膛、烟道等明显划分,平面也没有明显倾斜,与西汉龙窑形制差别较大,我们认为这种窑可能是龙窑的雏形。一般情况下,考古发掘时陶窑内都有大量陶器残件甚至完整成品,可由此得知其烧制品种和烧制技术。

  但这类陶窑情况比较特殊,窑内只残存极少量陶片,且未见成品。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陶窑并非作烧制陶器之用,而是与圜底罐、尖底杯配合使用的盐灶。我们赞同此窑为盐灶的推测,但与其配合使用的陶器不是圜底罐和尖底杯,而是尖底(或小平底)缸等陶器,因为前两者在新石器时代尚未出现。由此可见,中坝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盐灶。

  (4)制盐陶器

  这一时期的主要器类是尖底(或小平底)缸和盘口罐,数量极多,其它器类数量很少。从器类和数量比例来看,尖底(或小平底)缸和盘口罐可能是制盐陶器。同时,与其它遗迹结合来看,尖底(或小平底)缸和盘口罐似乎可与房屋地面上的大量“洞”类遗迹有关联,可放置其上不倒,二者应该可以配合使用,并且在“洞”内也发现有这两类陶器的残片。

  除遗迹和遗物特征外,确定中坝遗址是否为制盐遗址,还可通过现代自然科学检测手段,目前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通过检测发现:一,中坝房址、卤水槽等遗迹表面的钙化物与当地现代盐卤中不溶于水的物质成分相同,应该是制盐过程中吸附在遗迹表面的;二,中坝遗址出土的花边圜底罐内壁的沉淀物和自贡汉代盐铁锅内的沉淀物及云阳现代盐厂生石灰处理后的沉淀物相同,表明花边圜底罐是制盐工具。这些科技检测结果,直接说明了中坝遗址的制盐遗址性质。

  由上述分析基本可以肯定,中坝遗址在周代是规模较大的制盐作坊,并且,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该地的制盐业就已经颇具规模,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井矿盐生产遗址。该地也发现有多种汉代制盐遗迹和唐代盐灶。从文献记载看,中坝遗址所在的忠县盐业生产历史从汉代以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二)哨棚嘴遗址

  该遗址面积较大,地层厚达8.7米,文化层多达35层。包含有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时期的堆积,延续时间较长。该地出土的与盐业生产有关的遗物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平底缸、商周时期的角状尖底杯、炮弹状尖底杯、花边圜底罐等,在同一时期陶器中所占比例极高,均在90%左右,且该遗址器类单一,这些应该是制盐陶器。

  部分商代灰坑,坑壁和底均经过加工,并用白膏泥涂抹,形成5—8厘米厚的不透水黏土层,坑底摆放几块石头。这类灰坑与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和周代卤水槽的特征相似,其功能应该相同,可能用于储藏、净化盐卤。此外,还发现了两座商代后期至春秋前期的斜坡底近圆形陶窑,可能为盐灶。

  (三)瓦渣地遗址

  遗址位于长江西北岸,北隔选溪河,与哨棚嘴遗址相望。遗址表面堆积着大量花边圜底罐残片为主的陶片,形成“瓦渣层”,故名“瓦渣地”。

  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和西周前后的堆积。新石器时代由于遗物较少,遗存性质不详。西周前后陶器器类非常单一,其中圜底罐占95%以上,其次还有少量尖底杯、尖底钵等。另外,在2000年度还发现了几座西周时期的陶窑,这些窑均利用自然地貌,建在临江坡地上,其中一座主体部分基本保存完好,在直径1米左右的窑塘内,密集放置着数百件角状尖底杯,这座窑烧制的尖底杯应该是用于制盐。这些遗迹和遗物均与国外早期陶器制盐遗址的特征相似,应为制盐遗址。

  (四)石地坝遗址

  遗址位于长江南岸,包含有商周至汉唐时期堆积。商周时期陶器种类单一,数量较多者主要有尖底盏、角状尖底杯、炮弹状尖底杯、花边圜底罐和船形杯。这些都可能是制盐陶器,但未见与制盐有关的遗迹。因此,该遗址的性质还有待研究。

  其中,船形杯形制比较特殊,最早于1999年发现于丰都玉溪坪遗址,2001年又发现于邓家沱遗址,与船形杯同出土的往往有大量尖底杯。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忠县哨棚嘴遗址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窑灶,窑室内的陶器残片相当单一,基本上都是船形杯。在这座窑旁边,还有一座装满尖底杯的窑灶,据此,孙华先生判断船形杯也是制盐陶器之一,只是在制盐工艺流程上与尖底杯等有着不同的用途。

  通过对以上几处典型陶器制盐遗址的分析,我们发现,峡江地区的盐业生产至少应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末期。早期盐业生产的制盐陶器大致包括尖底(或小平底)缸、尖底杯(包括角状和炮弹状两种)、花边圜底罐、船形杯等,它们先后出现,时间上又有部分重叠,在某一时期以一两种陶器为主,这种陶器占陶器总量的比例极高,一般达90%以上,形成厚达数尺的瓦渣堆积,成为陶器制盐遗址的显著特征。这些制盐陶器种类单一,制作粗糙,形制简单,可能为满足需求量大且一次性使用的要求。这些制盐遗址大多分布在自然盐泉露头的溪河边,既便于取卤又方便贸易运输。

  需注意的是,以上几种制盐陶器也经常出现在峡江地区其它非制盐类遗址中,需要将这类遗址与专业的制盐类遗址区别开来。制盐类遗址中除了这几类制盐陶器数量极多之外,其它陶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极少,且有卤水槽、灰坑、盐灶和房屋作坊等相关遗迹现象。而非制盐类遗址中,除了制盐类陶器还有大量的其它陶器,器类丰富,并且制盐类陶器所占比例较小,缺少相关的制盐遗迹。为何制盐陶器会出现在非制盐类遗址中呢?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与贸易交换有关。为运输方便,盐块有时会被装在制盐陶器中直接运到外地,因而在不产盐的遗址中也会存在制盐陶器,但这类遗址中制盐陶器的数量明显少于日用生活类陶器。由此可见,在研究峡江地区的早期制盐业时,不能仅仅根据制盐陶器的有无判断遗址性质,而要从遗迹、遗物、环境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目前,峡江地区已经发现的早期陶器制盐遗址的遗迹现象主要有用于储藏和净化卤水的“灰坑”和卤水槽、盐灶、陶窑、房屋作坊、钙化的房屋地面、“洞”类遗迹等,它们的具体功能还不明朗,需要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峡江地区是否还有其它的制盐遗物和遗迹现象,早期制盐工艺究竟如何,盐业贸易路线怎样,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今后继续探索的课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我国早期盐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

  事实上,在“有迹可寻”的陶器制盐方法开始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对盐的生产和利用,但是这个最初阶段的制盐业由于未留下相关遗迹以致于在考古发掘中极难观察到。而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这个阶段是的确存在的。如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魏井仁(OlivierWeller)教授于1996年对新几内亚原著民的研究发现,盐块的制造本可以不使用任何陶质工具,因而也就不会留下任何考古证据,他由此揭开了欧洲陶器制盐方法出现之前更早的制盐方法的面纱。那么,我国盐业的发展是否也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呢?如果存在,其盐业生产方法、持续时间、流通方式又将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在将来的盐业考古与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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