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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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华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文物古迹众多和文化形态殊异的区域,地处华南沿海的闽、粤、台等地历史上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前沿交汇点,这种文化风貌赋予它们在考古学上有着不少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印迹。同时,尚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华南沿海考古发现还与西方传教士这一群体息息相关。传教士在华南诸省份传播宗教之余,还参与进人此一区域的考古工作队列,在中国文物考古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以往学界还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鉴于此,本文试对西方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之事迹,作一简要的勾勒和评价,以期抛砖引玉,祈请方家指正。

  一、“西来孔子”与明末泉州十字架碑石的考古发现

  明末西方天主教来华传教,掀起了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浪潮。在这段历史中,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1624年12月人闽传教,最后逝于闽省,在福建活动凡二十余年,足迹殆遍八闽,广交名士,被誉为“西来孔子”。有关艾儒略的传教事迹,学者们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探讨;然而,艾儒略在福建期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考古发现,这是福建考古史中还未提及的一段往事。

  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期间,曾多次前往中外文化交流汇聚点泉州。期间,该地先后发现四块十字架碑石。虽然这些十字架石不是艾儒略最先发现的,但却是在艾儒略的考察分辨下,解读出其文物价值和文献史料意义的,在考古学层面具有显要意义。第一块十字架石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武荣(今南安)山中发现,艾儒略是于崇祯二年(1629年)第二次到泉州时在其门徒张赓陪同下看到此碑石,确认为基督教文物,对此,张赓撰写了((武荣出地十字架碑序》详细记载了此事:“……万历四十七年,有石刻十字架,从武荣山中为孩如郑公开现,莫辨何代神物。天启三年,关中掘地,亦得景教碑颂,其额镌十字架。按视武荣碑,刻画无异。惟是关中碑,有文有字,知为唐刻,与今西师传述降生十字架诸踪,泊教诫规程,语语皆符。武荣碑固不立文字,而孩如公博奥格致,意是不可弃不可裹,珍而竖诸读易窝垣间。……极西铎德艾师思及,从九万里来,敷教中土,人我八闽,夙为余承教之师。崇祯二年,载至温陵,而余适归休,与同志肇建郡之主堂于崇福古地。余仲倩即孩如公孙,乃于艾师座间,获聆圣架真诊,而述此碑。余函偕师往观,相与感仰赞礼。越今五载,堂事粗亢,遂青奉而鉴堂中,可见,虽然碑石早于1619年即已发现,但却无人能解,直到艾儒略前往考察,才将此碑石的文物价值公诸于世。

  第二块十字架石是艾儒略于崇祯八年(1635)访问泉州时发现的,据记载:“教中传奉十字架,不知来历者,每多致疑不信。……又泉州李坑乡离城五十里许,有熊岭庵柏树下,于崇祯八年四月末旬,夜发火光,乡民疑地下藏金,每聚众发掘,拨开乃石板,中画有十字也。

  众不知为何神物,时有奉教友颜伯尔纳焉,馆近其处,乃为阐明圣教,乡民始闻其略,至八月廿三日,艾先生驾往清漳,道经其处,直往瞻仰,果如所言,谨将十字石暂置公所,侯后来信慕者多,公建圣堂,是亦圣教征证一奇去(趣)”。由此可见,此块十字碑石的文物价值,又是由艾儒略辨明和证实的。后来的第三块和第四块十字架石于1638年发现,正是在艾儒略的影响下,泉州士民开始对十字石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萌发出原始的文物保护意识。第三块十字架石是与艾儒略交游的户部尚书苏茂相的太翁发现的,据载:“闽泉州城水陆寺中,有古十字架石,为大司寇苏石水先生之太翁所得。崇祯十一年二月(1638年3月)中,教友见之,于吾主受难之前日奉人圣堂”,苏茂相与艾儒略交游甚密,对天主教也有一定认识和理解,故对十字架石这一天主教文物有着明确的保护思想;第四块十字架石与第三块发现时间相近,据阳玛诺著、艾儒略校《唐景教碑颂正论》所记:“闽泉州府城。仁风门外。三里许。东湖畔。……有古十字石。在田畔。未有识者。于崇祯十一年二月。吾主复活之四日(1638年4月7日)。教友因拜墓见之。三月望(4月7日)前同教者恭奉人圣堂云”。

  综上可见,泉州十字架石的发现,是与艾儒略等人的考古活动分不开的,正是在这位“专业人士”的鉴别下,泉州十字架碑石的“真实身份”及其文物价值重见天日,与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遥相呼应,证明了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程。同时,通过这一文物考古,也为艾氏宣讲天学义理,阪依教徒提供契机。

  二、晚清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系列考古调查

  近代以降,西方传教上接踵来华,华南地区成为他们踏上中国大陆的前沿阵地,也成为传教士活动的代表性区域。在华南沿海地区,传教士出于各种原因,在该区域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活动,构成了该群体在华活动的一方面相。

  1.对历史遗迹的考古调查

  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传教的过程中,时常能够见到各地域的历史遗迹,并对这些异质文化遗产充满兴趣,纷纷进行实地调查,并记录了不少相关的信息。以福建地区为例,晚清传教士在传教之余,经常深人城乡各地,考察文物古迹,搜集相关资料。英国长老会女传教士陈安理(AnnieN.Duncan)对泉州清真寺曾做了深入的调查,记录了相关信息:“泉州还有一个宏伟的清真寺遗址。在当时一定是一座引人注目的漂亮建筑。如今屋顶没了,墙体有些坍塌,只剩下柱子的基座;不过墙上还贴着花岗岩,上面的阿拉伯文仍然清晰可见,主楼的小道铺设精致,这一切都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的辉煌。这座建筑应该是几百年前建造的”。泉州曾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多个世界性宗教在此留下踪迹,陈安理的考察为今人留存了一定的考古资料线索。长期在闽南地区传教的伦敦会教士马约翰(JohnMacgowan,常被译为麦嘉湖),经常对厦门地区寺院如南普陀寺、白鹿洞寺等进行实地考察,留下多方面这类记述,并据此对中国宗教展开批判;另外如美国归正会传教士毕胖力(P.W.

  Pitcher)也对南太武宝塔古迹做考察记录等;都体现了当时传教士对于华南地区宗教、历史遗址等古迹的考古兴趣。

  2.对华南少数民族、民系文化的考古调查

  华南地区最早曾是百越族的聚居地,各省份、各地域既有深厚渊源又具有一定独特性。近代传教士在闽粤台地区传教活动过程中,对三地的民族、民系文化状况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人类学考古调查,留存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和研究线索。

  查民群体是活跃于闽粤两地江河水系中的水上居民、船户,常被认为是闽越族的后裔。传教士在华南传教过程中,多依托江河水系建立站点,故而查民这一水上群体也进人其视野,并对此进行一定的调查和记录。传教士笔下曾记录了珠江水面蛋民群体的面貌:“在商馆(广州十三行)附近,偶然可以看到一种结构新奇的小艇,有圆圆的席棚顶,中间有根竹竿。这些艇是从内地来的,艇上住的人穿的衣服大体上与汉人相似,但衣袖和裤腿都比较宽。…他们的头发没有摧掉,在头顶挽成一个发髻,用长长的骨针插起来。粗粗看去他们很容易被误认为汉人,但仔细些观察,他们的外貌与汉人是不一样的。他们颜面黝黑,举止温和,性格很驯良。有些“番鬼”(西方人)到过艇上拜访,得知他们是来自广西和湖南的山区,属于一个鲜为人知的部族。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独居世外,很少与汉人来往,只在需要某些生活必需品时,才与汉人交易。(原注:马礼逊牧师认为他们是‘苗子’:一个古老的仍然独立的贵州西南部的山民部落。)”。由此可见,传教士对置民群体不仅充满好奇,也亲身进行调查,但却把蛋民误认为是苗人〔吕〕。传教士也对闽江查民进行了考察,例如美以美会会督怀礼(I.W.Whey)记到:“水上住所是中国人生活中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在这个帝国各地随处可见此一习俗。福州水上居民(查民)的人口有数千人之多,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都在这些小船上度过”;又如麦利和(R.S.Maclay)有记:“福州置民构成了一支庞大而有趣的社会阶层。闽江上停满了各式各样无以计数的船只”。

  舍族是华南地区富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传教士对它们也非常关注。美以美会传教士武林吉(F.Ohlinger)对舍族的田野考察非常深人细致,他于1886年7月前往福州北面郊区宦溪镇辖属的黄土岗和莲白洋两个舍族村落进行田野调查,从九个方面对余族文化作了记录整理,内容涵括舍族名称、姓氏、语言、服饰、语言、文化艺术、物质生产、祖先崇拜、家庭婚姻[Col;美部会传教士和约瑟(JamesE.Walker)在闽北传教期间,对该地的山民文化也进行调查,甚至爬越崇山峻岭寻找这些山里居民,了解他们的生活生产文化形态及族姓源流,等等。

  出于传教的需要,在台湾的长老会传教士们也经常深人当时被称为“生番”的少数民族部落中实地考查,记录了许多相关的文化信息。其中较具代表性者如李麻(HughRitchie)、甘为霖(WilliamCampbell)、马偕(GeorgeLeslieMac-kay)等,都留有不少相关的考察记录。他们考查并分析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生物体征、服饰、住所、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族群来源、传统信仰及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将这些“神秘”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介绍给西方世界,引起了西方人的好奇与关注。

  3.对民间文物、文献的搜集与展览

  传教士在华南地区探访地方文化过程中,经常深人乡村民间社会,搜集第一手资料信息,作为考察、介绍中国文化的论据,这在不自觉间亦带有考古人类学的性质。这方面较具代表性者可推台湾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马偕和福州美部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Doolittle),前者在对台湾平埔族与汉族传教过程中,采集了许多文物标本,特别收藏了反映原住民生产与生活的服饰、日常用具、宗教器物、神像雕塑等,他还在家中成立了台湾史上第一间博物馆,陈列着台湾各地人文和自然文物藏品600余件。后者在福州工作生活近20年,访古探幽采撷资料素材,撰成两部煌煌巨著《中国人社会生活》与《英华萃林韵府》,并在书中附载着他深人民间社会广泛搜集的原始资料,如碑刻资料、寺观楹联、鼓诗、下杯谕文、俗谚、歇后语、会馆规条、商业词汇等。另外,在蕴含着海量信息的基督教差会档案中,也时常可见传教士们搜集的中文文献,如契约文书、账簿字据、名片、信札、图照等田野资料,这些原始材料的留存深刻地说明传教士具有一定的文物保护与文献搜集意识,事实证明,这些“举手之劳”给后世带去了“还原”历史的直观证据。

  三、民国传教士学者沙善德在华南沿海的专业考古工作

  如果说明末艾儒略至晚清传教士的考古活动还只是非专业人士的“不经意”行为,那么民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学者沙善德(MalcolmF.Far-ley)在华南沿海各地的实地考古调研,则可谓较专业的考古工作。

  沙善德原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受美差会派谴到中国工作,于1922年来到福建协和大学任教,教授西文,并担任西文系主任多年。对于考古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福建协大任教期间,他经常前往闽省及至华南沿海各地文物点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许多文物遗迹,并将其十余年间的考古工作形成报告,还在协大魁岐校舍建立了沙氏博物馆,宣传其考古成果。

  关于考古工作的缘起,沙氏谓乃“第一,尽力追溯福建历史与北部南部西部之接触而判定其文化。第二,重新改造福建工业及艺术之历史;注重其由古至今最伟大之艺术。第三,所谓陶瓷艺术。判定福建陶工与商人在中国国际大贸易中陶瓷商业之地位,特注重其当亚拉伯兴盛时代近东之情形”。在考古过程中,沙善德往来中国沿海各处,从下海至香港等地,多方搜集材料,踏勘、走访了如占代废墟、占墓、断路、田地、农家、船厂及古董店等,战果丰盛。搜集文物达数千件之多,有刺绣、字画、青铜器、黄铜器、铁器、玻璃制品、木制品等,而最有代表性和最多的是瓷器,包括数千件完整器件和无数残片。

  在对华南沿海瓷器古迹进行考察过程中,沙善德自福建至广东香港、广州等各地设计了长途旅行路线,以方便考古勘察。1933年1月,开始前往广州附近佛山考察著名的瓷业中心,接着探寻潮州、漳州古代窑址。他曾于广州岭南大学校舍内,发现了他认为当时在中国所发现之最古及最大之窑址。在这个古窑遗址中,沙氏发现了从原始时期粗泥陶器至轮制陶器等,这些陶器与其他文化区域如古闽越海岸王国、拉玛岛、安南之唐和中心及闽越文化中心之福建均有联系。沙善德还在汕头附近潮州府调查当地瓷业,认为该地源头甚古,并发现一古代陶窑遗址,考察出该处文物时间在唐宋元末时期,居于中外瓷器贸易的“首要”位置。

  1933至1934年,适逢福建修筑公路之契机,亦为沙氏带来了考古的最佳时机。由于沿路古迹、古墓等遗址的挖掘和翻开,沙善德在此一过程广泛搜集考古物件,收获颇丰。所得多为陶器器具和碎片。1935至1937年,沙氏还得见福州古城遗址挖掘,对闽越王国及南方古代墓葬习俗有进一步了解,并收获了陶瓷物件达一二吨。其间,沙氏还受协大福建文化研究会指派,前往德化考察了该地白瓷的生产工艺情况,“该会派沙善德、王调馨两教授为第一队前往德化探访,在德化参观该地瓷器制造工业,摄取影片三百余祯,认为德化周围一带厥为南方文化考古研究之一重要中心”,此一过程还发现了在中外贸易史上占有相当地位的“龙瓮”的遗存情况。

  通过长年在福建及华南沿海的考古调查,沙善德搜集了大量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考古物件,尤其以陶瓷器为主,还不乏一些汉前(闽越时期)石器与墓葬品,“沙氏考古馆中藏古物3600余件,包括夏商周以来之磁器、铜器、陶器、石斧等,为沙善德教授费数十年心血、无数之金钱所权集者”}is}。在此基础上,沙氏在协大魁岐校区建立了“沙氏博物室”,供人们参观。遗憾地是,该博物馆于1938至1939年遭遇日本侵略者之浩劫,沙氏毕生心血毁于一旦。

  四、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考古发现之影响

  综前所述,从明末至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传教之余,还对以闽、粤、台省域为代表的华南沿海地区进行了相应的考古调查工作,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这些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与文博史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发现了一批华南地区的古代文物及遗址,使得这些文物古迹得以公诸及至留存于世。例如,艾儒略在泉州对十字架碑石的解读,使得这些宗教文物价值得以彰显,并得到保护,至今流传于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成为人们见证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历史的重要实物。又如,马偕在传教过程中,深人台湾原住民地区考古搜集了许多物件,并将它们完好地保存下来,目前这批文物藏于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对于人们了解近代台湾社会文化表现形态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华南地区乃至中国考古学上的空白之处。众所周知,华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相比,考古成就较为薄弱,发展落后。西方传教士的考古活动,不仅发掘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南方地区文物,也为华南沿海地区带来了西方考古与文博的知识系统,例如沙善德博士在福建协大任教期间,除了自己实地参与考古研究,还在课堂上教授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并成立学术小组开展田野作业,这些在当时都是较为时新的事物,对于引领知识分子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追求风气,有着潜在的影响。

  第三,为中国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专业化发展树立了区域范例。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考古调查工作,不仅只是对文物标本的搜集,他们还利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类和研究,并设立博物馆或陈列室进行专门展示。如马偕所创设的博物馆即为台湾历史上第一座博物馆,他还以西方自然科学为标准,蕴含了以器物及实物标本作为社会事实的科学实证精神,系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沙善德博士也在福建协和大学创办了陶瓷博物馆,并专门为学生开设相关课程进行讲授。这些专业化的工作,已经具有近代科学的意义,对于引导人们吸纳新知识,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四,留下了丰富的考古调查文献,为今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证据,并有助于人们认知历史与推进专门性研究的深度。前已述及,传教士不管是在专业还是“非专业”的考古调查过程中,均非常注意搜集各种文物和口承资料,这些材料对于人们了解历史和再现历史原貌,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同样,这些资料也对于今人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无论是对西方世界传递中国考古文物信息,还是对于中国人探寻历史遗迹,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对于相关的专门性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助益。

  第五,对于后世考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提供了持续研究的便利。传教士的这些考古调查,使得大量文物及文献得以重见天日,其中很大一部分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留存,这对于后来的考古工作者开展相关的学术和田野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后世的文物考古与学术研究的持续性发展,铺筑了一些具有方便作用的路径。

  总之,西方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的考古活动,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段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们虽然是由传教活动带来的“副产品”,却在不自觉间成为我国考古文物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文物考古发现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由于条件和动机的局限,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活动总体上还只是较为零散地进行,从其性质上来说亦非专业考古(沙善德除外),所以他们的影响和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是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和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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