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黄文弼对新疆考古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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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初,新疆博物馆筹划举办一次纪念黄文弼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展览,馆领导将这次展览大纲撰写的任务交给了资料室。也许是资料室具有资料图书齐全的便利,从资料搜集到大纲初步完成,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2013年6月,经过专家的审阅,大纲顺利通过论证。然而,随着补充材料、填充文物工作的深入进行,作为大纲主要撰写人之一的我,心情变得复杂,由当初的踌躇满志、志得意满到战战兢兢、寝食难安,尤其是向武汉大学陈国灿老师请教过一些问题之后,笔者发现对黄文弼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大纲展示的只是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的考古成就,对他的其他方面很少涉及。当然,任何一次纪念性质的展览都不可能向世人展示一个人的全部,但是,笔者总觉得还有一些话要写出来,故有这篇小文。

  这次展览以“大漠·古道·西风——纪念黄文弼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及新疆考古成就展”冠名。大纲围绕着“黄文弼先生是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这一思想展开,重点展示的是黄文弼先生四次赴疆考察所获得的文物,其中,最核心的是新疆博物馆馆藏的黄文弼先生第四次即1957—1958年的考古所获得的文物。

  20世纪20—30年代,正是我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时期,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这是中国第一次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的科学发掘。1928年殷墟考古也在探索中开始,而黄文弼先生1927年便踏上了西北考古的茫茫征程。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他就敏锐地发现考古学将对传统史学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他在日记中写到:“盖人民生活状况,随时变迁,以古证今,求其变迁之迹,亦最有兴味之研究也。我国近人多崇于上层之研究,而昧于下层;西人知之,而昧于国故,是欲改进史学、地学,非以考古学做基础不可。”与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外国学者相比,黄文弼的考察、考古涉及遗址类型最多,难度最大,从没有接受过西方正规考古学教育的黄文弼,凭借自身的努力,硬是在内蒙古,在新疆发现了众多的遗迹、遗址和许多足以改变史书记载的文物。在考古方法上,黄文弼先生注重绘制遗址图,为洞窟、遗址和文物编号,将发掘到的文物根据器物形制、图案等寻找与内地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现今考古工作中常用的方法。称其为新疆考古学乃至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毫不过分。

  对黄文弼先生在考古上的成就,前贤已经有过很多恰切的评价,除了称誉黄文弼先生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外,还称其为“新疆考古学的先驱者”,孟凡人先生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一书中这样赞誉他:“黄文弼是解放以前仅有的享誉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新疆考古学家……在整理编写考古报告和研究中,实事求是,根据材料说话,并走出一条将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有关学科互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之路。”他的考古理念,是一种“大考古”的思想,山川、土壤、气候、历史、民俗、宗教等等都可以包括在内。

  今天,我们的学问越分越细,我们的专业越来越局限于某一个小方面,黄文弼先生的这种大考古的思想或许能给我们以启发和思考。

  除了是著名的考古专家,黄文弼先生还是现代简牍学的奠基者之一。20世纪初,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在楼兰、敦煌、玉门、酒泉等地发现了汉晋时期的简牍,罗振玉、王国维根据斯坦因所得的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材料,著有《流沙坠简》一书,王国维又著有《简牍检署考》一文,这些都是我国现代简牍学的奠基之作。黄文弼先生1927年10月在内蒙古考察,在今天的甘肃居延一土堡内发现了一枚汉简,第二天又在该地发现了三枚汉简,黄文弼先生根据考察推断说:“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绝不止此也”。可惜的是,由于时间紧迫,未作进一步发掘,科考团转入其他地区考察。黄文弼与居延汉简的发现失之交臂。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随后,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了一批汉代的简牍,著名的有“交河壁”简、“居庐訾仓以邮行”简以及“黄龙元年十月”简等等。他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中专辟一章记述这批木简,并对其做了考释。考释的部分既包括对简牍文字的识读,也包括对简牍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的解释,他将简牍按内容分为几个部分集中介绍,包括释地、释历、释屯戍、释廪给、释器物等等。最后,黄文弼还考证了简牍的尺寸、使用方法及使用制度等。

  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黄先生对个别木简的考释有些偏差,但是,这并不影响黄文弼的《木简考释》成为中国现代简牍学的奠基性著作中的一部,黄文弼先生理应是我国简牍学的奠基人之一。黄文弼先生还是我国吐鲁番学的开创者之一。

  1928年春及1930年,黄文弼两次在吐鲁番考察、发掘,尤其是1930年在交河故城及墓葬区的发掘,得到一批珍贵的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文书。关于汉文文书的考释,黄文弼先生收录在他的专著《吐鲁番考古记》一书中。在每一件文书之下,黄文弼先生都仔细地记录其形状、尺寸、行数、文字起讫、主要特征等,并做了详细的录文,原文有残缺的地方用省略号代替,行与行之间用横线隔开,不识或难识之字照原样摹出,模糊不清的用方框代替。黄文弼根据文书的内容给文书定性,或云牒、或称状、或为籍;在命名上,采用《开元十三年征物牒》、《□露二年残牒》、《安末奴等纳驼状》、《天山县申车坊新生犊残牒》、《唐西州浮逃户残籍》等形式,即时间+地点+事件的一般格式。这些方式和方法都为后来的文书整理者所沿用,并成为公认的吐鲁番文书整理方法。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在黄文弼先生开辟的道路上前行。

  在对文书进行考证时,黄文弼先生或据文书推论,或引经据典,总能准确发现隐藏在文书中的重要信息,如根据《虞候司及法曹请料纸牒》,他考证出了当时的公文程序;在《天山县申车坊新生犊残牒》中,根据“申郡户曹”一语考证出该件文书的时间是天宝十二载;根据《安末奴等纳驼状》中的武周新字,黄文弼先生敏锐地发现《通鉴》所记的“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的记载并不准确,武周新字“固不限于十二字或十四字也”,如此等等。这样看来,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文书整理方面,在文书的断代、题解、定性、命名、考释上都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这些整理方法在今天仍然被广泛认可。

  因为是前无古人,只能自己摸索,在文书的识读和考释上难免有些错误,但每一门新学问形成之初莫不如此。黄文弼先生的吐鲁番文书整理方法和整理思想是吐鲁番学研究者的一笔宝贵财富。

  黄文弼对吐鲁番学的另一个贡献是保存并考证了吐鲁番出土的一批墓志碑铭和绘画泥塑等。黄文弼先生本精于宋明理学,后转向文献学,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后,通过实地考察,拓印碑铭、考释简牍、释读文书等,他积累了珍贵的新疆历史文献资料。每到一处,黄文弼先生都非常重视对重要碑铭的拓印。张怀寄墓志是一方吐鲁番地区出土最早的墓志,记载了武周时期张怀寄参与的西域军事行动,历史价值很高,黄文弼先生做了摹文和校记。1928年春,黄文弼抵达迪化,拜谒了杨增新将军,在将军署拓印了著名的“麴斌造寺碑”,做了摹文,并对碑文进行了考释。不久,该碑遗失,黄文弼所做的拓片就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在吐鲁番交河地区,黄文弼发掘到墓志百廿余方,根据墓志,黄文弼先生考订了麴氏高昌的年号顺序,考证了麴氏高昌的官制。

  由于有出土文物做支撑,他的研究往往能比前人的研究更深一步,更进一层。无论是吐鲁番文书还是吐鲁番地区的墓志碑铭、泥塑壁画、古籍残片、民俗纺织,黄文弼先生都有所涉及,甚至有开拓之功,基于这些成就,称黄文弼先生为我国吐鲁番学的开创者之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黄文弼先生是新疆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简牍学的奠基者之一,吐鲁番学的开创者之一,一个学者一生能收获这样的头衔,这是一件羡煞无数人的事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我们敬仰的不只是黄文弼先生的学术成就,还应该有其勇于担当的精神。1930年考察回到北平,北大教育长刘半农为黄文弼照片题诗:此公傻,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驼平等匍匐走,幸而当晚得水头,不然傻公今何有,傻公归来我当敬汝一杯酒。

  也许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放弃安定的生活而去探访绝域荒漠,黄文弼先生很傻。1930年考察归来,一口牙齿几乎全部脱落,途中的辛苦可以想见。在外国团员的眼里,他“总是敌人的味道多一些”。他阻止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在新疆开辟航线的计划;斯文赫定随手插在帐篷外的瑞典国旗他也要马上拔掉,并换上中国的国旗;考察团行至某地,当地艺人的表演“下流特甚”,外国团员拍了照,黄文弼马上上去阻拦,认为“有辱国格”。在现在一些人的眼里,黄文弼先生似乎太过迂腐,他的反应似乎有些过激,但是,我们常说评价一个人、一件事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评价。黄文弼先生生逢清代末年,腐朽的政府、软弱可欺的国家,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一直到民国建立,外国探险家还尚能随意到新疆探险盗取文物。中国的文人向来以民生为追求,以天下为己任,国家的不幸,自然极大地激起他们的愤慨。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黄文弼先生的这些“迂腐”和“倔强”,恰恰是那个时代最可珍惜的东西,他展现的是一代文人的风骨和傲气!

  黄纪苏先生在《我的祖父黄文弼》一文中写道:“作为应激反应,爱国主义、民族意识潜入了一根根动脉和静脉,造就了无数很容易被‘和平发展’岁月看走样的心性。”那个时代的文人血液里流淌的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和平年代的人们自然难以理解。黄文弼先生其生也寂寞,行也孤独,但我们希望黄文弼先生的精神不孤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和这篇小文,人们能从中体会到黄先生的精神,能理解黄先生在新疆考古学、简牍学、吐鲁番学上的筚路蓝缕之功,如此,笔者将不胜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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