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考古材料发现分析郑和下西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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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以郑和为钦差正使,带领二万七千余员组成船队前往南太平洋、印度洋及东非诸国公干,揭开了明初下西洋活动的序幕,此后郑和船队不断往返于大明与“西洋”诸国之间,一直持续到宣德八年(1433),前后共计七次。在持续28年的航海活动中,郑和船队先后打通了沿线海盗及部分国家的阻碍,航程最终远及东非沿岸各国,与30多个西洋番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进行了深入接触,这次航海活动成为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我国开拓航海事业的重要里程碑,也促成了各国频繁与深入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对远航所及各国社会风尚、科学技术、统治阶层治国方略、饮食起居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不久,有关买办及营造部门即“悉皆停罢”,郑和之名也消匿于有关政令与文献记载之中(学界一致认为郑和即故于此时期,而对于其葬地,还存在印度古里——即今印度卡利卡特与中国南京之争),明朝统治者亦开始实行长期的海禁政策,清代以降更闭关禁航,下西洋的宏伟事业就此戛然而止,日后更几乎绝迹于人们的视野之中。从世界范围来讲,重新关注郑和下西洋活动始自1874-1875年,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F.Mayers)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上的探险》一文。而在国内,直到1905年梁启超于《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才使得郑和下西洋事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相关研究由此展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所见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关于郑和下西洋目的的探讨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关郑和下西洋时期考古材料的发现与相关遗迹的深入发掘,也为郑和下西洋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更新的实物材料和研究视角。然而,笔者注意到,诸多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所得出的郑和下西洋时期为新的贸易高峰期的结论,与此时期考古材料零星发现的情况似乎并不相符。

  一、 考古材料对传统认识所构成的质疑

  与郑和下西洋受到的关注和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相关考古材料的发现显得十分寂寥。在国内,有关郑和下西洋时期宝船厂遗址、三座朝贡藩王墓葬以及相关港口遗物的发现,对我们了解此时期的诸多问题有所帮助,但若要探讨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情况,则需要更多资料。考察某时期海上贸易的最适宜对象之一,即是各地销往海外的瓷器。如已有巨量的9~10世纪唐宋之交的外销瓷在国外各地被发现,范围远至东非沿岸,而近年来一些出水沉船的贸易陶瓷更多达几十万件。然而明永乐间,甚至明初贸易陶瓷的发现都是细碎而零星的,这颇值得我们思考。根据考古发现,14~19世纪,东非地区一些国家曾大量进口中国瓷器。三上次男认为,15世纪以来出现中国陶瓷生产大幅增长的现象,与郑和下西洋之间关系密切。然而考察这些瓷器的年代,以数量较多的肯尼亚为例,其北部海岸地区发现大量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的青瓷及16-19世纪早期的青花瓷;中部海岸地区也有大量清真寺、房屋及墓葬装饰中使用中国陶瓷,时代属于15世纪到万历晚期;南部海岸地区出土的瓷器以东非沿岸最多,有上千件,主要是明末清初的青花瓷与彩瓷。可见,所谓15世纪以来的大量中国陶瓷,实为郑和下西洋结束之后才出现,二者并无直接关联。而据马文宽的调查,东非发现的中国陶瓷实以嘉万以后一段时期的瓷器为大宗,正属葡萄牙人占领东非时期,推测是据此地进行转运贸易的结果。

  东非沿岸的重要遗址格迪(马林迪西南16公里)发现的中国陶瓷可分为两期。其中第二期(15世纪)中国陶瓷中,几乎仅见龙泉青瓷与青花瓷两类,青瓷相对集中于15世纪前期,青花瓷多可归入15世纪下半叶。而第一期(14世纪)则包括了青瓷、影青瓷、白瓷、青花瓷、釉里红及缸胎瓷器等诸多类型。可见,出土早期中国陶瓷的种类相对丰富,进入15世纪后转而成为两类瓷器(青瓷与青花瓷)此消彼长的情形。这种单一化倾向暗示着官方对贸易及赉赏活动的控制,以及此时期陶瓷贸易规模的式微。而根据2010-2011年对此地古城遗址进行的最新考古调研,该地出土中国瓷器的年代主要集中于元代至明初及明代晚期两个阶段,再次证明郑和下西洋时期陶瓷贸易之衰弱。

  此外,整个阿拉伯半岛,仅南部遗址及东岸地区出土极少此时期瓷器,种类亦不出青瓷及青花瓷两项。跨越地中海,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殿藏瓷中,有不少属于此时期。然而直到16世纪,中国瓷器才以商品的形式分别由海陆进入奥斯曼帝国,此前的藏品当是从波斯、开罗等地掠夺而来,无法作为郑和下西洋时期陶瓷贸易的合理证据。

  波斯湾沿岸遗址中虽出土有极少中国明初青花瓷,但作为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地点忽鲁谟厮(即霍尔木兹港附近),则未有任何发现。在巴基斯坦,仅于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地区发现15世纪前后的青花瓷片。而三上次男于印度调查所见的14、15世纪中国陶瓷,种类同样仅限于青瓷及青花瓷。同时,除印度东岸发现14-15世纪龙泉窑青瓷大平碗以外,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博物馆中,与布施碑共存的15世纪中国瓷器,是少有的与郑和下西洋有关联的古物。

  至于东南亚地区,20世纪60年代马六甲的发掘中,古代城市镇墙基下曾发现7件15世纪青花瓷片。旧柔佛地区的哥打宜丁出土33件中国瓷器,全部为明代白地青花瓷,有盘、碗、手压杯三大类。叶文程认为,这些器物和瓷片的年代属于永乐朝,是随永乐朝下西洋活动带去的。而附近地区发现的明初白地青花大盘及甘榜的中国贸易瓷窖藏,均无法确定与郑和下西洋的关联。此外,仅于菲律宾苗丹牙省卡拉达岸清理的墓群中,发现1115件中国、暹罗、安南瓷器,其中70%为中国明初瓷器,较为可观,然而,中国瓷器与泰国、越南出口粗制瓷器的共存关系,无疑暗示着其使用阶层的平民化,削弱了其作为官方赉赏货物的可信性。印尼可见若干与此相同者,然而来源不明,亦不能佐证郑和下西洋事。

  由此可见,环印度洋地区的重要遗址中,郑和下西洋时期遗物的缺失,对我们关于此时期贸易空前繁盛的传统认识提出挑战。而继续向东,以马六甲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发现的明初瓷器数量似乎有所增加,但相较此地区其他时期中国陶瓷的巨量发现,仍属十分有限。而东南亚海域众多沉船遗址中,更未见报属此时期者。

  那么,是否真如学者们所分析的,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西洋诸国间存在着繁盛且规模巨大的贸易往来。在对私人海上贸易严厉禁断的情况下,仅存的以国家关系为前提的朝贡贸易及在郑和船队主持下的民间贸易究竟是海上贸易的巨大拓展,还是萎缩。下面笔者即尝试结合《明史》、《明实录》等基本文献,并分析《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等关于永宣之间航行南海的相关记载,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进行再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 郑和下西洋再思考

  (一)郑和下西洋的背景

  在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前往西洋诸国的时期,明代的外交政策、与诸国关系是理解郑和下西洋性质的重要突破。对这一时期的情况有客观的认识,可以避免结论的片面武断,从而理解这一活动背后的真正原因。

  明朝开国之初的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即先后派遣两批使者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此后不久即有占城、爪哇、西洋、安南、渤泥、朝鲜、三佛齐、暹罗、日本、真腊等10国先后遣使朝贡。同时,遣使西番、西域各地,招谕各部落的活动亦逐渐展开。洪武十四年(1381)“哈梅里回回阿老丁来朝贡马”《明史·西域传四》“撒马儿罕”条载:“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遣回回满刺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洪武二十四年(1391),“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遣其千户哈马力丁,百户斡鲁撒等来朝,贡马十一匹,海青一。诏赐其王彩段十表里……黑的儿火者遂遣使刺刺来贡”。可见,在成祖朱棣继位之前,明朝已与西洋及西域多国建立并发展了通贡关系。

  成祖继位以降,“锐意通四夷”的态度与开放的外交政策与明初太祖时期一脉相承。永乐时期全部的外交往来及仪式的根本,也都遵从于太祖时期的建制。永乐三年(1405),成祖遣中官郑和等赉敕往谕西洋诸国,前后共计七次。而永乐十一年,遣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使西域,前后共计五次。记录其过程的《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与《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等著作相类。《明史》“郑和传”中亦载,“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平行而观之,明成祖拓展外交的过程是水陆并重的,而郑和下西洋只是他为达到“威德遐被,四方宾服”理想的部分策略。由此亦可知,所谓踪迹建文、耀兵异域之说就有附会武断的嫌疑了。而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成祖,“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以达到“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的理想,郑和下西洋活动具有强烈的外交目的与政治色彩。

  (二)郑和船队人员组成及船舶形制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人员组成,《郑和家谱》“随使官军员名”条及《瀛涯胜览》中均有详细记录,《前闻记》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也有涉及。再参照郑鹤声、郑一钧先生在《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增订本)》中的总结可知,郑和使团历次奉使人数主要在二万七千左右。

  关于郑和船队人员组织,据《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记载,“雄兵勇士”占去全部人员的80%强。而在记载更为精确可靠的《瀛涯胜览》中,共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名船队人员,军员占二万六千八百名,约全部人员的96.9%。可见,郑和船队在本质上仍以海军编制为其组织基础,是以军事性为前提的。而在官员的配置中,职属武官者占64.7%,负医护之责者占34%,其余执掌朝贡外事官员2-3名、粮草官员1名、观星导航官员不足5-10名、执掌通译翻书者不足1-10人,并不见执掌贸易官员的设置。由此可知,整个船队的组织及人员编制,皆围绕保证航行安全、行间庞大的生活消费及各项活动的运转正常而制定。这样的设置暗示着,经济与贸易并未被纳入到郑和下西洋活动的主要考量之中。

  而从船队的规模及船舶形制方面来看,这一特点就更加明显。根据船舶功能差异,郑和船队基本可分为宝船、战船、坐船、马船、粮船、水船六类,其航行队列亦以水军编制为基础。而根据文献记载,其中仅马船一类承担“供送官物”的功能。此类船舶总长约61.2米,船宽13.8米,吃水3.9米,排水量约1170吨。同目前考古发现的元代新安沉船(总长约30米,最大宽度约9.4米,型深约3.7米)及蓬莱古船(总长32.2米,型宽6.0米,型深2.6米)等一般商船的规模相比,约大一倍。然而,将其放入郑和船队的背景中进行考量,其经济效益实与私人海上贸易盛行之时相距甚远。

  首先,在私人海上贸易中,商船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均采取“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的空间配置形式,而对于郑和船队中的同类船舶,则兼“为备水战”之责,且“更多储刀、枪、弓箭之属,佛郎机二架”,两者以经济利益或航行安全为不同考量,其装载货物量之差异可知矣。其次,从综合船队航行的周期来看,平均每4年,某藩国才可与自中国出发的船队进行一次直接贸易。而考虑到下西洋船舶的大致数量,整个下西洋时期只有约为不足13艘/年的交易量,远不及之前海上贸易繁盛时期,海商一人所执掌船舶交易量(80艘),且在私人海上贸易中,商舶与各藩国往来之频繁,无疑更远超越郑和下西洋时期。

  此外,郑和船队主要运载的亦并非贸易货物。根据收录于《西洋番国志》中的宣德五年敕书可知,令有关部门及官员放支于郑和等人的物品有六类:“原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钱粮”、“赏赐番王头目人等綵币等物”、“番国进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纻丝等件”、“原下西洋官员买到磁器铁锅人情物件”、“随舡合用军火器纸剳油烛柴炭”、“内官内使年例酒油烛等物”。其中钱粮一项当为最众,有学者考证,历次出使西洋,郑和随行人员大约在二万七八千左右,经时2-3年,日常生活消费量巨大。以粮为例,如每人每日消耗一升,整个航行即需消费20-30余万石,需近几十艘大船运载。

  而相应的,文献记载中郑和船队于海外设立中转、盖造库藏亦出于此种考量,以马六甲为例,“中国宝船到彼……盖造库藏仓廒”的最终目的即是“一应钱粮顿在其内”。而《南京静海寺郑和下西洋残碑》载,锡兰山“国王阿烈苦奈儿谋劫钱粮船只”之事,或可作为郑和船队所载钱粮巨大的侧证。一些学者将“钱粮”作为货物的遍指而造成郑和船队运载贸易货物之盛的误解。实际上,敕书所列几类物件互不包含,构成郑和船队运载大宗的“钱粮”属自身消费之用,并不包含赉赏、贸易物品。

  海上贸易自唐宋勃兴以来,各国船舶即辐辏中国东南沿海,与中国进行着频繁的商品贸易。仅在爪哇海域一处,即发现前后于百余年间相继沉没的3条沉船(826年或之后的黑石号沉船、920-960年间的印坦沉船和约在968年后的井里汶沉船),皆为载货巨量的重要商船。而元代以降,海上贸易更为繁盛,形成了官营、民营并进的海外贸易局面。有元一代,以经营南海为利的蒲氏家族中,仅蒲寿庚女婿佛莲一人,即掌控80艘海船从事远航贸易。

  入明之后,洪武年间即有“禁濒海民私通外海诸国”,“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等法令。成祖即位后,在此基础上更以严刑峻法断绝民间海商经营的可能性。其力度直渗透到对海上贸易大家族的铲除,“禁泉州蒲寿庚、孙胜夫之子(孙),不得齿于士”,更使得诸多民间海商家族竟在此时大量没落、消失,如蒲氏家族被迫举家迁离泉州,“流离失所,靡有孑遗”。由此看来,此时期的海上贸易确以郑和下西洋活动为主要内容,而综合对郑和船队贸易性的考察,其必然走向消极可知矣。

  (三) 郑和船队贸易之实

  永乐之间,朝贡往来因郑和下西洋而兴,其繁盛程度空前绝后。关于论述朝贡贸易规模巨大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言。然而回溯到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其时的西洋番国,无力承担远途航行者不在少数,藩商、使臣只能附随郑和船队或古里、爪哇等大国船舶来朝,其朝贡频率受到郑和船队往来明廷与西洋间的时间限制,而随行人数、贡物规模等又因附舶而无法扩展,这也是郑和下西洋活动结束后,这些国家再无朝贡的原因所在。而国王、使臣来朝,虽有浩荡成行,收获颇丰者,亦有番国使臣返航时遇风舟坏,另造船舶的费用都需向明廷申援的情况出现。这些记载都提醒我们以更为客观的眼光看待所谓朝贡贸易的实际规模与影响。

  从文献记载可知,与明廷往来频繁的,仍是与其在政治上关系密切的东南亚国家,如地处中国以南的占城,西南的暹罗、榜葛剌以及近中国南海的琉球,掌握中西交通核心海域的爪哇、须文达那(苏门答腊)、满剌加等国。自满剌加以西诸国来朝的频率与规模就明显下降,甚至全部相加,都远不及琉球一国朝贡总数之多。可见在朝贡贸易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仍然是政治与外交。

  而关于郑和船队在西洋的贸易情况,通常以“郑和船队以朝贡贸易开道,与当地进行平等互惠的贸易为大宗”等观点最具代表性。有关古里国贸易的文献记载,更成为支持郑和船队在西洋贸易规模之大,并反对“厚往薄来”说的重要文献。然而,仔细梳理《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及《西洋番国志》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可知,郑和船队仅在锡兰山、古里国等几个地点,有较大型交易行为的记载。以古里国为例,“其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哲地未讷儿计书算于官府……”

  可见,贸易仍是局限于地方头目与郑和船队间的货物交换,而贸易时,也有专人由国王派遣前来,并未达到所谓民间自由平等贸易的盛况。“其哲地财主多收买各色宝石珍珠,并做珊瑚珠等,遇各处番舡到,王遣头目并计算人来,眼同发卖,亦收税钱”。这些国家中,“名称哲地者,皆是财主”,负责采买货物,伺各国商船交易,郑和船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同时文献可查,船队于古里国仅作四日停留,而所谓“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的记载,更非船队与当地贸易过程,而是本地哲地财主之间事,船队于此的货物交易规模是十分有限的。

  此外,郑和船队与一些国家明显更专注于外事活动的开展,而所谓贸易往来实则微乎其微。作为通向东非沿岸的重要中转地溜山国(今马尔代夫岛),船队仅派遣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而其后不久,溜山王亦速福即“遣使来贡,自后三贡,与忽鲁谟厮诸国偕”。宣德五年(1430),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宗到古里国时,见天方国人,“就选差通事等七人……附本国船只到彼”。此次贸易仅为分宗之下的七名负责通译翻书人员携货物往返,其贸易的规模与范围之有限可知矣。而接触之后,即有天方国“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同原去通事七人献于朝廷”事,可见,郑和船队与各番国接触的实质性目的是出于外交的考虑。

  最后,关于郑和船队下西洋的收获,被引用最多的即是有关“国用充足”的记载,即出自《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条的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诏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然而著书于万历年间的严从简,实从嘉靖《广东通志》中得此记载,实际所指为成弘年间商舶贸易兴起、官方抽分制以后的情形,与永乐年间的朝贡贸易并无相关。而与之相对的事实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生擒海贼头目陈祖义、大破苏干剌,且于爪哇、锡兰山均有战争,“费钱粮十万,军民死且万计”,成“一时弊政”,亦有“三宝太监下西洋,赉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中国耗费不赀”的记载,车驾郎中刘大夏甚至要求将造船航海的珍贵资料“毁之以拔其根”,在经济之不济与朝臣的强烈反对下,下西洋活动终不复举。

  综合对郑和船队人员、船舶编制以及下西洋活动的考察可知,整个下西洋活动的配置,从未将贸易及经济效益纳入考量。而船队运载的主要内容是用于消费的钱粮之物,再除去赉赏、卫守及其他杂物,真正作为货物交易的商品数量十分有限。在下西洋活动忽视经济利益的同时,对私人海上贸易严厉禁断更使得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西洋诸国的贸易往来走向消极。进一步讲,此时期以国家关系为前提的朝贡贸易及在郑和船队主持下的民间贸易,其开展程度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三、 结 语

  郑和七下西洋,并不以经济为主要目的,而更着重于拓展外交领域,因此其劳民伤财的同时,于国家所带来的实际利益十分有限,郑和去世之后,经济不济,朝臣群起反对,下西洋活动终不复举。甚至各国使臣皆托爪哇使船返航,并责以遣各使还国之任。此后朝贡往来亦日渐稀少,至于宣德九年(1434),竟有广东市舶提举司奏:“怀远驿乃永乐初所置,以馆海外番国贡使,今厅堂门庑颓坏,使臣往来,皆无所寓。”下西洋活动停办之后,明朝廷与西洋番国关系之萧条,可见一斑。

  同时,政府对造船规模与载重量的严格限制,更导致国内造船业逐步萎缩,中国海上力量急剧衰减。据统计,永乐时代400艘可以远涉风滔的舰船到1474年只剩140艘。郑和下西洋之后不足百年,大航海时代开始,印度洋海上贸易被欧洲人掌控。而从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到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远航帆船数从137增至295艘,223年中只增长了一倍多。水师战船制式日益减小,前朝所造者更破败失修,“仅能就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中国沿海安全危机日渐深重。

  然而七下西洋时期,在强有力的政府介入下,仍然对东南亚及印度洋的国家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满剌加国的建立,以及东南亚贸易圈核心由三佛齐向满剌加的转移。旧柔佛的葡萄牙人皮瑞斯(Pireaus)居住此地时(1512-1515年),记录了东非的基尔瓦、马林迪、摩加迪沙和蒙巴萨在马六甲进行贸易并运走大量商品的情况。郑和航海结束后,马六甲东南亚贸易中心的地位仍然稳固,葡萄牙更藉此路线一直到广州、澳门,进而打开中国的大门。而以马六甲为转运中心的东南亚贸易格局,至今仍存。其次,对印度古里国的扶植,使得这个建立于13世纪的新兴港口,在极短时间内“序诸藩之首”。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入侵东南亚之前,甚至将印度孟买果阿(即古里一带)作为东侵总部所在,其于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性可知矣。由此看来,郑和下西洋虽未行贸易之实,却仍因明廷巨大的政治实力,对之后海上贸易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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