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渤海国的考古与历史学研究成果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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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国五京是其辖境内重要的地理枢纽和行政统治中心。从流域的角度观察,渤海上京龙泉府地处牡丹江流域,中京显德府地处图们江中游左岸,东京龙原府则坐落在图们江下游流域的左岸,西京鸭绿府坐落在鸭绿江流域上游的右岸,南京南海府坐落在靠近朝鲜东海的沿海盆地中。这些地域分别是古代东北的肃慎、秽貊、沃沮、高句丽等民族的活动中心。渤海国的五京之设对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区域的各个民族政权的五京制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近十年来,有关渤海国的考古与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我们择其要点对这些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扼要的梳理,并就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综述。

  一、渤海国五京的地理位置及地理环境

  (一)渤海国五京之地理位置

  渤海国五京包括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西京鸭绿府和南京南海府,是渤海国的统治中心。最早对渤海国五京作记载的历史文献是《新唐书·渤海传》。《新唐书·渤海传》只是介绍了渤海五京的大致地理位置。经过近一百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渤海五京的地理位置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其中,较早对渤海上京龙泉府进行实地考察的是清初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流人。他们的流放地靠近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著作中保留了许多记录渤海上京龙泉府的考察成果。但是,当时他们错误地认为渤海上京龙泉府可能是“女真人建立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对这一错误认识提出质疑的则是清乾隆年间的大学士阿桂。

  阿桂是乾隆在位时期的重臣,曾两次充任伊犁将军,军功显赫,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二年(1777),阿桂等人奉敕编撰《满洲源流考》。据《满洲源流考》载:“考龙泉府即渤海之上京忽汗州也。”阿桂等人经过实地考察得出此结论。此后,曹廷杰等人经过实地考察又提出“东京城”即渤海之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观点。曹廷杰是清朝末年研究东北地理的专家,他撰写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对于东北史地的研究意义重大。

  较早对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进行著录的是吴禄贞的《延吉边务报告》。吴禄贞是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与蔡锷齐名,有“北吴南蔡”之称。1907年7月,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吴禄贞随行任军事参议。此时,日本制造舆论,企图吞并中国的间岛地区。吴禄贞随即编写《延吉边务报告》,成为中日就间岛问题谈判的重要依据。

  关于渤海国五京的地理位置,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上京龙泉府位于现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上京城,中京显德府位于现今吉林省和龙市头道镇的西古城,东京龙原府位于现今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的八连城,南京南海府位于现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土城,西京鸭绿府推断位于现今吉林省临江市市区。”

  五京中唯有上京龙泉府的地理位置没有争议,其他四京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分歧。金宗赫认为,朝鲜境内咸镜北道清津市富居里城址为东京龙原府故址,咸境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城址为南京南海府故址。学术界对于“青海城址为南京南海府”这一观点基本认可。田村晃一认为:“从现在发现的瓦当来说,西古城决不能说是迁都上京以前的显州。”

  有学者从流域的角度对渤海国五京的分布状况作了概括。王禹浪等人在《图们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兼考靺鞨族源、渤海旧国、东牟山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一文中指出:“保留在图们江中游流域的城子山山城、和龙市西古城,以及珲春市的八连城都是渤海国都市文明的标志。王禹浪先生认为:‘中京显德府与延吉市郊区的城子山山城等图们江海兰江合流附近的渤海国遗址构成了渤海‘旧国的范围’。”

  郐艳丽《东北地区古代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背景与进程》一文指出:“五京中的二京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和东京龙源府(吉林省珲春市)在图们江流域,其余城址大部分集中于牡丹江上游一带。”

  然而,渤海国的五京分布并非是仅仅分布在图们江和牡丹江流域,南京南海府是分布在朝鲜半岛北部靠近朝鲜东海的沿海地区,而西京鸭绿府则显然是分布在鸭绿江流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都发源于长白山的天池,唯独南京南海府是临近朝鲜的东海。这一空间分布的规律,向我们昭示了渤海国的疆域其实没有离开长白山的山麓,基本上是依据长白山山脉东西南北的走向而沿着主要河流的走向和靠近沿海的地方。围绕着五京的分布,渤海的其他古城、村镇,也大致围绕着这五个中心而广泛地分布着,当然连接这五京的就是渤海国的主要交通线。宋玉彬在其文章《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中,对西古城城址的地理位置作了详细的介绍,他指出:“西古城城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西城镇城南村,西南距和龙市约25公里,东北距延吉市约55公里。城址地处海兰江流域最大的平原———头道平原的西北部,其南约2公里处为东西向流淌的海兰江,其北约0.25公里处为低矮的山冈。”

  宋玉彬主编《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中介绍:“城址地处长白山北坡余脉丘陵河谷地带,平均海拔320米,其南约1.5公里处为图们江最大支流海兰江的中游区段,海兰江自西向东横贯头道平原,城址就坐落在头道平原的西北部,城址所在区域地势北高南低,其北0.2公里处丘陵区,其南为头道平原开阔区域。”

  关于上京龙泉府下辖州的地理位置,学者们也作了论述。苏亮的《牡丹江地区古代遗迹述略》一文指出:“上京龙泉府当时辖三州:龙州、湖州和渤州。龙州即今渤海镇忽汗城;湖州即今镜泊湖城墙砬子古城;渤州即今牡丹江市郊桦林南城子古城。”

  王培新等人于2004年对珲春八连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吉林省珲春八连城遗址2004年调查测绘报告》中,对八连城的地理位置作了描述:“八连城遗址地处珲春平原的西北部,近处地势平坦河渠密布,远处群山环抱。城址西2.1千米图们江自西北向东南流淌,东7千米珲春河自东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汇入图们江。”

  (二)渤海国五京之地理环境

  杨雨舒、蒋戎的《唐代渤海国五京研究》对五京的气候、土壤、河川、地形地貌、动植物、矿产等方面作了介绍。杨雨舒的《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认为五京的地理环境存在着共同性,“五京中的上京、中京和东京均位于渤海国境内地势相对平坦宽阔的江河冲积平原上或盆地中。”

  孙倩在其《试论唐代渤海国的疆域、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布局》中指出:“上京龙泉府位于距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城30公里处的渤海镇内,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该地区原始森林密布,生态环境良好”,“无论是上京、东京、中京,还是西京,地理环境良好,水源丰富,气候宜人,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楚福印在《渤海国之上京城考》中称:“上京城遗址所处平坦开阔、土地肥沃、江河纵横,有船运鱼樵之利,适合农牧渔业的发展,四周山高林密,既提供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特产,又恰似一道屏障保卫着上京城的安全。”渤海国的第二个都城———中京显德府,在显州,“显州地处图们江与海兰江之间的冲积平原之中,经济基础雄厚。渤海政权把国都迁于此,有利于组织经济生产,推动域内经济的全面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晓晨在《谈渤海文王大钦茂时期的都城建制》中,对中京西古城的地理环境作了描述:“城址南有开阔的海兰江冲积平原,北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正处渤海腹心地区,故后世厘定五京而将其命名为中京”。崔顺子、孙学宝对东京龙原府所处的地理环境作了总结:“珲春图们江下游一带是辽阔的河谷盆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中温带湿润季候,物产丰富,又东濒大海,十分有利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渔猎业和水产业的发展。”王培新等人指出:“八连城遗址地处珲春平原的西北部,近处地势平坦河渠密布,远处群山环抱。城址西2.1千米图们江自西北向东南流淌,东7千米珲春河自东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汇入图们江。”

  总之,我们从地理空间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渤海国的五京分布的地理位置,基本上都是渤海国境内的地理要冲。五京虽然并不都属于都城性质,但是其中的上京龙泉府、东京龙源府、中京显德府却在渤海国存在的历史上都曾经起到过都城的作用。然而,南京南海府与西京鸭绿府虽然没有做过都城,但是其所在的地缘位置却十分重要。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具有地理枢纽的作用。

  二、渤海国五京的建筑形制与五京制度

  (一)渤海国五京之建筑形制

  关于渤海国五京的形制,晓晨在《谈渤海文王大钦茂时期的都城建制》一文中论述:“现存西古城遗址,特别是八连城遗址的基本布局和主体建筑应完成于渤海三世王文王大钦茂之世。即文王大钦茂世的都城建制应以现存西古城遗址和八连城遗址为代表,为内、外两重城制,内城居外城北部正中。文王大钦茂都上京时的上京城建制亦当与此相同。现存渤海上京城遗址应是渤海大仁秀、大彝震以后的都城形制,而不是文王时期的都城形制。”

  宋玉彬将西古城与八连城作比较,指出在城址形制方面,西古城与八连城均为两重城制,主体建筑坐落在中轴线上;还将西古城城址与东京城城址在城市规划方面作比较。宋玉彬、曲轶莉在《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中指出:“渤海上京城址、西古城城址、八连城城址发掘,明确了界定渤海都城的3个标尺:城市设施的中轴线布局、大型宫殿建筑、釉陶建筑构件。”

  王培新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八连城城址与西古城城址既存在较多的相似性,又存在部分差别。王培新等人的《吉林省珲春八连城遗址2004年调查测绘报告》指出:“八连城外城城垣接近方形,西古城外城城垣为南北向稍长的长方形。八连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北,西古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央北部。八连城中轴线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内城中央,西古城中轴线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内城南部。八连城在外城北部及南部建多条隔墙形成若干封闭区域,西古城则在内城北部设一条东西向隔墙将内城分为南北两区”。

  五京作为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其城制建设也为统治者所重视。李爽《渤海国城市职能的转变———以渤海国五京为中心》指出:“以上京为例,其上京的建设,经历了成康时期的增修,乃至大彝震时期‘拟建宫阙’等大规模扩建而最终定型。”楚福印在《渤海国之上京城考》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的营造既依照唐都长安城,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设计严谨、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结构对称,宫廷、寺榭浑然一体。整个都城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6.4平方公里,周长16.56公里,分山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组成。”

  魏存成也认为,渤海上京城的形制深受唐长安城的影响,在中京西古城和东京八连城的建筑中也均有体现。他在《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中对上京城的布局作了概括:“上京城址的整体布局分为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郭城呈东西横长方形,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北部稍偏西处,皇城在前,宫城在后,宫城左右和北面又各有一个附属区。”

  赵虹光在《渤海上京城宫殿建制研究》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位于该城的北中部,在中轴线上自南向北所建的五座宫殿,分别由殿、廊和墙、门等围成各自相对独立的宫殿区。”赵虹光在《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随笔》中指出:“上京城整体建筑的设计布局恪守中轴线对称原则,这条中轴线犹如无形的律典制约着上京城主体规划设计和建筑布局的外延,而且只能遵循但不能逾越也不可解构。”李陈奇等人对上京城址考察后发现:“渤海上京城的郭城、皇城和宫城,应用了不同的建筑方法,各自构成了不同的建筑单元,应是分别修建的。”

  栗红在《唐代渤海上京龙泉府城址综述》对上京城的建筑形制也有阐述。董志、赵忠对上京龙泉府的建筑形制有所阐释,他们在《浅谈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城》中指出:“建筑所用材料为木材,建筑是木构,做法应与中原一致,不然,浩大的工程无法顺利完成。”

  《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指出:“由于在营建时间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早晚时差,因此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渤海上京宫城的规划是对西古城内城格局的翻版,或者说上京宫城是依照西古城内城建筑模式而进行的拓展、扩建。”关于西古城的建筑形制,魏存成的《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一文指出:“城墙夯筑。在中轴线两端的南、北墙中间,各有一个门址缺口。”宋玉彬等人的《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一文指出:“西古城城址由内城、外城两部分组成,内城、外城平面均呈南北向纵向长方形,内城处于外城的北半部居中位置。”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西古城进行考古发掘后,在《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中指出:“渤海人营建西古城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都城营建理念。”该书进一步指出:“该城址的都城营建理念,大量吸纳、汲取了中原汉文化都城营建理念的先进经验与营养成分。”

  关于八连城的建筑形制,崔顺子、孙学宝在《渤海“日本道”和珲春地区的开发》一文中指出:“八连城以我国传统的四方说建城思想为基础,吸收中原唐城制的精华,仿效渤海中京和上京内城的建筑布局而精密设计,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城呈方形,以土夯筑,周长2894米,四面墙上各有一城门,城外围有护城河。”1944年,鸟山喜一首先提出了西古城城址为中京显德府的观点。驹井和爱认为中京显德府初置显州,后迁至卢州。斋藤优等人通过调查、发掘,认为珲春八连城即为中京显德府故址。

  进入21世纪以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对渤海中京显德府———西古城城址、东京龙源府———珲春八连城遗址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并于2007年整理出版了《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报告》。该书总结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市博物馆对西古城为期5年的考古发掘成果。书中主要分为五大部分: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西古城外城、西古城内城、西古城内城的建筑布局及西古城出土的瓦件。并附有西古城的遗迹、遗物图片等。此外,《珲春八连城考古发掘报告书》也将在2013年末出版。

  渤海上京龙泉府古城研究的最主要成果有:赵虹光撰写的《渤海上京城考古》一书,已于2012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记录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从1981—2008年的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成果的书。作者以二十多年亲身经历的渤海上京考古发掘为基础,在连续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的基础上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重新编辑和梳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09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报告书》,是一部近七十年以来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最重要的资料。刘晓东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角》两部著作,分别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先后出版。书中有着丰富的关于渤海早期都城以及渤海上京城、珲春八连城等渤海历史遗迹与遗物的资料。此前,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学者对渤海国五京进行了掠夺式的考古调查。1939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出版了《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报告》,对渤海上京龙泉府的遗迹、遗物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1963—1964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对上京宫城西区、外城区街坊址、三灵坟和大朱屯渤海墓葬进行了发掘。朝鲜考古队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渤海文化》,中国考古队于90年代出版了《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1975年,渤海上京城遗址舍利函首次出土。上述这些资料是研究渤海五京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渤海国五京制度

  渤海国五京制度是渤海国封建化进程的标志,同时也体现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宋玉彬在《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中对渤海国五京制度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由于文献史籍中缺乏渤海国五京制度初置时间的明确记载,在审视史料文献中能够捕捉到的相关信息时,面对相同的线索,史学界形成了两种学术意见:
  1.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创建。

  2.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大钦茂后世的渤海王所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围绕渤海五京初置时间而形成的学术分歧,进一步引发了有关五京制度原创性问题的讨论。在五京制度的原创性问题上,同样产生了两种意见:1.渤海的五京制度源于唐王朝的影响。2.渤海的五京制度继承于高句丽的五部制。”

  关于五京制度设置的时间,中外学者存在着南辕北辙的观点。刘晓东在《关于渤海五京制起始年代的说明———兼谈渤海王孝廉访日诗中“上京”一词之所指》一文中指出:“似乎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拖后,以此来证明渤海的五京制与唐王朝的五京制有关;国外学者有意无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提前,以此来证明渤海的五京制与唐王朝的五京制无关。”

  宋玉彬、曲轶莉的《渤海五京制度与都城》一文认为:“依据宋基豪的论证,其始创年代应以大钦茂执政的8世纪60年代中叶为宜。”宋玉彬的《渤海都城故址研究》一文断定:“五京制度实施的上限到不了显州为都之时。”关于五京制度的渊源,杨雨舒在《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一文中认为:“渤海国仿照唐制先后建立了五京”,并进一步指出;“以五京制度为核心的渤海国城市体系并不是独立于唐朝之外的。”

  刘晓东在《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角》一书中认为,渤海“五京仿制中原唐朝”是在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之世“厘定”。还有学者对五京制度的来源另辟蹊径,赵伟在《论五京制与北斗崇拜》一文中指出:“北斗崇拜在通古斯语系的东北民族多有体现”,得出结论:“五京制的产生与相继无论从思想基础上、布局上都符合北斗崇拜”。

  关于五京制度的性质。宋玉彬在《考古学视角下的西古城城址》中指出:“关于五京,通常的理解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五京体现的是行政管理体制,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所拥有的特殊的行政级别。文献中不见有关中京、西京、南京曾经为都的具体记载,表明五京的‘京’,并不完全等同于都城,其具体治所不一定均需要具备都城的规模与设施。”

  三、渤海国五京的交通及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渤海国五京之交通

  渤海国之所以有“海东盛国”的美誉,与其发达的交通网密不可分。渤海国五京作为其统治中心,是渤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渤海国有5条重要的对外交通干道,其中有3条道路的枢纽位于五京。这3条道路分别为鸭绿朝贡道(渤海国通往唐朝的水路交通道)、龙原日本道(从渤海国通往日本的陆路和海陆交通道)和南海新罗道(从渤海国通往新罗的陆路交通道)。这些交通通道的特点为陆路和水路紧密结合;运输手段多样,航海技术发达;水路交通网均匀地分布在各地;上京龙泉府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之一。

  关于龙原日本道,崔顺子在《渤海“日本道”和珲春地区的开发》一文中介绍了大武艺开辟的日本道路线,及其子大钦茂开辟的日本道路线,并指出:“八连城不仅是渤海五京之一,又是日本道的枢纽和出访日本的重要基地。”桑秋杰、高福顺在《渤海政权迁都考述》指出:“东京龙原府是渤海通日本道的起点,足见东京龙原府地理位置之重要。”关于中京显德府的交通,桑秋杰、高福顺在《渤海政权迁都考述》指出:“显州是南海新罗道的中继站。”显州是渤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口岸。

  2004年,由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朝鲜学者张国忠所著的《渤海交通运输史》一书,2006年,由北京华龄出版社出版的延边大学尹铉哲所著的《渤海国交通运输史研究》,这两部著作都是专门研究渤海国交通史的重要专著,填补了渤海学中渤海交通史的空白。尤其是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朝、日三国的考古、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针对渤海国的陆路交通与海上、水路的交通作了深入的研究。

  (二)渤海国五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渤海国五京作为渤海国的中心城市,在渤海国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爽在《渤海国城市职能的转变———以渤海国五京为中心》中指出:“五京加快了渤海经济封建化的进程”,“五京也加强了渤海的封建专制统治”,“五京也成为渤海文化中心”,“五京制加强了渤海在中国东北的历史地位”。杨雨舒的《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一文指出:“五京的设置,促进了渤海国的封建化,对渤海国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唐代东北地区城市的建设、发展和分布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辽金两朝的城市布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玉彬、曲轶莉的《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一文指出:“五京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渤海国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的完备,是渤海国政治制度封建化进程的时段性标志。”渤海的五京之制虽然是承继唐朝或效仿唐制而设,然而,这一五京制度的确立和完备对10世纪以后的东北地区古代各族政权的影响极其深远。无论是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帝国,还是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都是直接延续和运用了渤海国政权在白山黑水的地域内所确立的五京制度。这种以五京之制而确立起来的多中心地缘关系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体制,是东北民族在东北建立政权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综上所述,近十年关于渤海国五京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两个特点:其一,对于渤海国五京中的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源府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而对于西京鸭绿府和南京南海府的研究成果则显得十分匮乏。这一局面与渤海国五京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状况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有关渤海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源府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和研究成果异常丰富,而有关渤海西京鸭绿府和南京南海府的考古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则微乎其微,这是客观造成的结果。因此,渤海南京南海府、西京鸭绿府是今后需要特别注意和深入研究的领域。我们期待着渤海国的南京南海府与西京鸭绿府的考古工作的成果尽快公诸于世。其二,以往学术界对于渤海五京的研究多侧重于渤海国五京的设置时间、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建筑形制、宗教传播、出土文物、历史地理、考古调查与发掘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渤海国的五京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以及政治地位、都城与京城的相互作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及其历史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尤其是对渤海国五京之下设的府、州、县的地理位置与考古调查所发现的渤海古城的对比研究还很不够,有待于学术界今后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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