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介休后土庙文化遗产的生命形态

所属栏目: 考古学论文 论文作者:/

  一、文化遗产的多种“生命样态”

  以人类学的眼光,生命形态,或曰生命史,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个体性生命现象,又包含着文化生命传承的社会历程。[1]

  包含今日学术界“生物物种/文化物种”的组合。这一基本视野构成了人类以家庭为基础单位的代际相传,宗族世系(lineage)也因此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亲属关系;其中“继嗣”(heritance)专门指涉群体内部的传承制度---既有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遗产(heritage)与之同根,故为继承关系中的基本要件。由此,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从过去遗续之事物,具有生物和文化的“生命传记历史”(the biographical experience)。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化遗产的“生命形态”,或可称为“第二种生命”(a second life as heritage),[2]除了个体的、生物性原理之外,还具有超越个体生命的“累叠现象”,呈现多种“生命样态”.特别在当今世界的“遗产事业”中,这种情势更趋扩大,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3]

  “遗产”作为特殊的遗续,被赋予时间维度。我们可将遗产视为“今天的过去”.但遗产与历史又不同,“遗产本身正如其所显示的那样,全然不像历史,而像中世纪的的遗物,被认可的不是其本尊的正名,而是今天的发掘利用。”[4]

  在遗产学里,“过去”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意义、符号和幻像,具有语境性。在西方语境中,着名描述“过去”的方式为:“过去是外国,他们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①这种故事包含着对“过去”一种怀旧式的幻想;仿佛讲故事的开场:“很久很久以前……”这种将时间和空间推返至一个特定“情境事物”,使遗产的生命样态被“具像地拉长”,遗产的过去成了一种超越物理时间的错乱性记忆,即不按时间序列进行的选择记忆。结果是:遗产本身是一种客观,人们的选择记忆是另外一种客观,这些各种各样的记忆使得遗产成为具有“附加值”(value added)的生产作坊。遗产成了“历史的附身”,而附加的维度空间不断增加、增值---包括物理时间的累叠和选择记忆的沉淀。

  遗产学与人类学有一个相似之处,都属于“发现化石”的学科。考古人类学热衷于寻找化石(fossil),诸如存留在岩石中的动物或植物遗骸,并通过了解生物的演化帮助确定相关地层年代。

  这一概念提示“生命遗留”的多种样态:

  1.化石指那些“死去”的动植物遗骸,作为通常意义的“生命”,这些动植物早已结束;然他们的“遗骸”作为另外一种意义的遗存生命却在继续。

  2.“遗骸”在诸如地层演化中成为可以计量另外一种“生命”的时间长度;仿佛地质学使用的“生长期”.①动植物的“遗骸”与特定区域的地质组织结构相结合,使之成为地质学计量“区域生命史”的一部分。这些生物遗体中的有机质虽已分化,但坚硬的部分如外壳、骨骼等与沉积物一起经过石化成为石头,它们原来的形态、结构得以保留。

  3.文化人类学的同质性在于寻找人类社会的“活化石”.[5]我们今天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活态遗产”,也包含了这样意义和意思。

  4.特定的事物中包含了多种生命意义,比如“木乃伊”②,人的肉身死亡,却以特殊的观念性方式使人的另一种“生命存在”(灵魂)得以附着。世界上的许多族群中都有“灵魂”说,这些不同的“生命遗存”通过类似“木乃伊形式”继续着另一种“生命”的延续,或曰“另类生命”现象。

  文化遗产的生命形式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一般而论,任何物,特别是“文物”,包括人工制作的器物、工具、艺术品等都有“寿命”,只是表现形态不同。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继承和保护文化遗产,也可以理解为遗产的“延长寿命”工程。然而,由于文化遗产的“寿命”并非生物意义上的寿命,而是被赋予、被想象(imagined)的“寿命”---一种广义的时间制度。比如“收藏过去”便是一项使特定物得以“延长”生命的特殊方式。当时间凭附于对象时,它就赢得了特定延长寿命的形式。收藏古代艺术这一个长久而特别的传统,被认为开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直到19世纪以科学考古学为代表现代博物馆的出现,并对文物进行了重新发现,再认识,并对古代艺术品进行了保护等,使这一传统理念学科化。同时,随着科学方法的引入,大量私人收藏者也因此受惠。“在西方,在过去的两千年间,在收藏古董的历史中,当今对文物的收藏使巨大的,更具有深远的价值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包括宗教、政治、经济、审美等。”[6]

  文化遗产“生命史”的特殊性不仅见诸于客观“事物”之上,还表现在主观“话语”之中。“文物”类遗产有一个外在的特点,即时间附于了特定物,成了“价值”最重要的依据,附于新历史语境以新的文化涵义。这与其说是一种认识论,勿宁说是一种方法论。当代西方学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语词与事物之间建立起历史性关联。[7]

  福柯即为代表,他的《词与物》(Les Mots et Choses)在“存在”与“表述”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关联。[8]

  而事实上,这样的方式为人类学研究所常用,因为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为“高贵的野蛮人”,物的社会语汇和语义成了人类学家最初观察对象和习得知识。“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是人类学“质性”研究的基本功;因此,识物之象,洞悉“物象之后”(afterobject)也成为人类学遗产研究的重要范畴。其中道理颇符合儒家学说:人类的一切器物制度礼法都起于种种“象”,其后有“意”.[9]“象”可理解为“名”,“名”不在,意即失。常态化的社会变迁致使“事物的社会生命”在“物”的表象之后被附加了广泛的社会内涵,因此变异总在发生;甚至“圣物”(sacred objects)都会发生变化,比如有些北美的印弟安人在皈依基督教后,就把他们曾经视为的圣物卖给或送给他人。[10]遗产的物理常在物像之后,原理取决于变迁。当今世界的所谓遗产事业,已然羼入资本、商品与交换的因素。“遗产”中的“产”(property)即“财产”(包括“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赋予“文化”以财产和“文化”成为财产等),必然包含可交易性质。换言之,遗产的有价性决定其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交易必有“增(减)值”,具有“价值成规”,这是市场规律。当今的遗产事业从一开始就包含政治经济学的浓烈气味。“(遗产)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包含着社会属性的事物,诸如‘产品'’物品‘’货物‘’手工制品‘以及其他类型的事物,它们只在特定的方面受到特定的关注。”[11]

相关标签:文化遗产 后土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