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两次社会变革引发我国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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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人口老龄化是指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10%以上,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7%以上,按照国际通行的这一标准,我国早在 2000 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老龄化有加速发展的趋势.从老龄化的这一国际标准来看,人口老龄化反映的主要是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与老年人口成正比,与总人口成反比.因此,人口老龄化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出生率,二是死亡率,其中死亡率居主导地位.在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工业社会以前的漫长人类历史进程中,人均预期寿命极低,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极少,人口老龄化现象无从发生.只有当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才可能达到老龄化的水平.此外,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对于老龄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就是:

    当死亡率稳定在较低水平时,人类的生育压力和生育意愿才会降低,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才会转变,出生率才会下降并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从而形成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发展的局面,否则任何强制措施或政策都无法改变人口高出生率的状况.我国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能够顺利实施,是以新中国成立以后迅速下降的死亡率为基础的.而影响我国人口死亡率下降,进而改变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计划生育政策,而是建国以来我国经历的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

    一、第一次社会变革奠定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基础.

    第一次社会变革,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结束了长达百年的战乱,人民从此得以安居乐业.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经历了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的基本生活有所保障,农村合作医疗普遍建立,卫生防疫体系不断完善,烈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政局稳定、基本生活有所保障和医疗防疫体系的普遍建立与不断完善,是第一次社会变革带来的三大成果,是建国后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也是日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基础.

    (一)第一次社会变革带来我国人口发展的三大变化.

    第一次社会变革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口领域也不例外.从社会变革与人口发展的因果关系来看,第一次社会变革至少带来了我国人口发展的三大变化:第一大变化是死亡率在短期内大幅度下降.我国人口死亡率从 1949 年的 20‰下降到 1957 年的10. 80‰,仅用了 8 年时间;世界人口死亡率从 20‰下降到 10‰,花了 30 年时间,我国人口死亡率在 8年时间内完成了世界 30 年下降的历程[1]140,其下降速度是惊人的.

    第二大变化是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由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短短的 8年内,由1949 年的不到40 岁提高到1957 年的59. 7岁[1]140.第三大变化是人口出现 20 多年的高增长.在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的同时,与高死亡率相适应的高出生率并没有同步下降.从新中国成立的 1949年到 1971 年前的 20 多年间,除了“三年自然灾害”导致人口出生率非正常下降外,出生率一直保持在30. 0‰以上的高位,1963 年甚至达到 43. 37‰的高水平[1]95.大陆人口由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不到 6亿,增长到 1973 年的 8. 9 亿,20 年增加近 3 亿.

    (二)第一次社会变革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次社会变革在人口领域带来的三大变化,是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其决定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随着人口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大幅度提高,60 岁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绝对数不断增加,这是人口老龄化的前提条件;这一条件一旦缺失,老龄化便无从谈起.

    第二,持续 20 余年的高出生率和高自然增长率,为 60 年后人口加速老龄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从1953 年到 1973 年期间出生的 4 亿多人口,将在2013 年以后相继进行老年人口行列.在今年之后的 20 年将是老龄化加速增长的重要时期,也是“未富先老”面临严峻挑战的关键时期.

    第三,第一次社会变革推动了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转变,这一转变在客观上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尽管 50 年代中期马寅初等人口学家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想直接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这一美好愿望最终并未实现.人口高速增长给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终于在经过将近 20 年的等待之后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舆论先导.计划生育没有改变当前老年人口的数量,却在短时期内显著改变了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使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

    二、第二次社会变革创造了人口老龄化的实现条件.

    人口老龄化由可能变成现实,其实现条件就是在总人口中的比例,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10% 以上,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7% 以上.这一条件,随着第二次社会变革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入,在跨入21 世纪的那一刻成为现实.

    第二次社会变革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的改革开放.这场改革从经济体制开始,逐步推进,最终覆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改革开放在经济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继 1990 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2000 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初步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经济每年以 9% 以上的速度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自 2001 年迈上 1000 美元台阶之后,2011 年达到 5600 美元,10 年间连续突破 2000美元、3000 美元、4000 美元和 5000 美元大关.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夯实了人口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次社会变革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持久而深远.

    (一)第二次社会变革巩固和强化了第一次社会变革时期取得的人口发展的已有成果

    死亡率快速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快速提高,是第一次社会变革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两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这两大成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第一,死亡率由短期内快速下降之后出现反复和波动转化为持续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死亡率变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49 - 1957 年死亡率快速下降阶段; 二是 1958 -1965 年死亡率反复阶段,这一阶段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死亡率出现较大的反弹,说明当时我国的抗灾能力和物质基础是脆弱的;三是1966 - 1981 年死亡率稳定下降阶段;四是 1982 年以后迈入低死亡率阶段,年死亡率稳定在 6. 5‰左右[1].从这四个阶段反映出来的死亡率的变化规律不难看出,第一阶段初期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充分反映了新社会制度对人们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变,是其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这一成果能否继续发展,不再完全取决于该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新制度建立以后的社会经济基础能否巩固和不断发展.由于计划体制和政治运动导致的重大失误,1957 年以后的20 年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死亡率出现波动与反复在所难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死亡率稳步下降,最终进入低死亡率时期.

    第二、人均预期寿命由短期内大幅度提高之后同样出现反复与波动转变为持续稳定提高的态势.与人口死亡率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经历了 50 年代快速提高之后,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反复,1963 年回升到 61. 7 岁,1980 年提高到 64. 9 岁.此后的 30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持续稳定提高,1990 年为68. 55 岁、2000 年为71. 40岁、2010 年为 74. 83 岁,进入世界 “长寿国家”行列.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 1949 年不足 40 岁提高到1957 年的 59. 7 岁,只花了 8 年时间,这是第一次社会变革的伟大功绩.但是,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第一次社会变革释放出来的活力受到计划体制的严重束缚,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领域发展的缓慢,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未完全解决.所以在 1957年之后的 20 余年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缓慢,中间还有反复.进入 80 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人均预期寿命出现持续稳定提高的新局面,迅速步入世界“长寿国家”的行列.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和保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民生工程的进一步实施,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持续稳定提高的态势不会改变,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在未来20 年将呈现加速发展趋势.

    (二)第二次社会变革孕育和推动了新型生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首先,死亡率持续下降并维持在一个低水平,有效减轻了人们的生育压力,为“少生、优生”奠定了基础,也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在第二次社会变革的伟大进程中,大批农村劳动力人口涌向城市,不断受到现代化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熏陶,在经历一段由不适应到适应、由难以融入到可以融入城市化生活之后,农民工在工作环境、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方面面不断市民化、现代化.这些变化在培育“少生、晚生、优生”的新型生育文化和实现生育观念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型生育文化的产生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有效地配合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展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的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人口出生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政策效果是明显的,但阻力较大.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生育率的反弹,与第二次社会变革初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生育观念还未发生较大变化的现实相吻合.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婴幼儿死亡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呈现持续稳定下降的局面,与第二次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生育观念的改变密不可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次社会变革在客观上推动了计划生育国策的落实.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第二次社会变革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第一次社会变革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这一转变导致我国人口出现 20 余年的人口高增长.不少人认为,这一结果是我国人口政策失误造成的,有的甚至归咎于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的思想.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在转变之初,党和政府(包括毛泽东同志)是赞同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家提出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的,毛泽东同志还就如何实施计划生育提出了许多具体设想,如设立生育委员会、有步骤推进计划生育,“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2].但受到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一是社会物质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差,死亡率虽然快速下降,但不稳定;二是实施计划生育的经费和技术条件不足,无力在广大农村普遍推广;三是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四是国民文化素质低,接受新观念难度大.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这些条件逐步成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全面进步,为控制人口增长、转变生育观念、稳定低生育水平创造了条件.1992 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2. 0,第一次低于更替水平.此后进一步下降,稳定在1. 7 左右,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我国人口规模开始从实质性增长阶段转变为惯性增长阶段.与发达国家自然平稳的转变过程不同,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惯性增长阶段将长达数十年,这一特点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路遇,翟振武. 新中国人口六十年[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

    [2]彭珮云.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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