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村人口城镇化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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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在借力城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镇转移,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富余农村人口应向何处转移以实现城镇化,其相应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弄清这一问题对于中国人口城镇化战略与政策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向东部地区城镇流动的趋势不断增强,但近年来这种趋势已发生改变,中西部地区城镇吸纳农村流动人口的比重开始显着提高。通过对比2005 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六普”数据可以发现,2005—2010 年东部地区吸收流动人口的份额下滑 7. 7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增加 3. 3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增加 4. 4 个百分点( 段成荣 等,2013) 。

  可以预见,在今后的较长时间中,引导中西部地区部分跨地区迁移人口回流,以及因跨地区迁移成本高而放弃迁移的农村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城镇转移,是推动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的重要方向。

  在中国农村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学者们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农村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一些研究使用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人口的个体特征对迁移决策的影响。Liu( 2008)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 CHIP1995) 的研究发现,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移民具有阻止效应,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县,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县城乡移民较少。Hu 等( 2011) 利用 2006 年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建立的中国社会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持久性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受教育程度高、有丰富经验的农村迁移人口倾向于持久性迁移; 有较多小孩的农村迁移人口大多是非持久性迁移人口; 农村人口持久性迁移倾向于本省内的城镇。

  另有一些文献利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数据,研究经济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结构等地区性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蔡昉和王德文( 2003) 利用199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五普”资料,实证分析了地区消费水平、失业率、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迁移距离等因素对跨省人口迁移率的影响。

  Zhang 和 Song( 2003) 利用跨省迁移数据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迁移距离、城镇人口规模等因素对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张丽等( 2011) 使用“四普”资料和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资料,基于地方公共品支出理论,研究了财政支出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发现与基本建设支出相比,文教、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更大,中部地区省份的财政支出及其结构特征对人口迁入的作用要大于东、西部地区。王桂新等( 2012) 考虑了人口迁移因素对人口流向影响的差异性,使用“六普”资料探讨了人口规模、距离、收入水平等对省内人口迁移规模和省际人口迁移规模的影响。

  中国人口迁移的主体是农村向城镇的迁移人口,与使用省级数据的研究相比,使用城市级数据更有助于揭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影响因素。许抄军和罗能生( 2008) 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通过对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城镇人口净迁入量、净迁入率的比较研究发现,城市规模越大,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越强。徐清( 2012) 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了工资、教育、产业结构、房租价格等因素对城镇人口净迁入量的影响。然而,以城镇人口净迁入量为分析变量,只是揭示了城镇吸纳农村迁移人口的影响因素,但难以揭示农村人口迁移主体迁出决策的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安徽省统计年鉴》提供的地级市人口迁出率数据,基于人口迁移推拉理论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安徽是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大,以安徽为对象研究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影响因素,对与安徽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类似的河南、湖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制定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的政策具有参考价值。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有: 第一,从农村人口迁移主体的视角,研究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第二,对比分析了落后地区农村人口向本市内城镇迁移( 人口本地城镇化) 和向市外城镇迁移( 人口异地城镇化) 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分析和实证设计

  ( 一) 理论分析

  根据推拉理论,人口迁移是在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向城镇迁移是迁移人口的主体,在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流动。农村推力形成了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意愿,但并非发生城乡人口迁移的充分条件,是否发生迁移还取决于城镇是否具有足够大的拉力。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落后地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意愿强、数量大,但落后地区城镇却难以吸纳大量的农村迁移人口。发达地区的情况则相反,城镇能够吸纳的农村迁移人口数量大于农村意愿迁移人口数量。在跨地区迁移成本较低和迁移中间阻力较小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农村人口向垮地区的城镇迁移,从而形成落后地区农村人口向本地区城镇迁移和向发达地区城镇迁移并存的现象,分别称之为人口本地城镇化和人口异地城镇化。

  人口本地城镇化和人口异地城镇化的发生机理如图 1 所示。落后地区城镇对本地区农村人口迁移的拉力小于本地区农村人口迁移的推力,发达地区城镇对本地农村人口迁移的拉力大于本地区农村人口迁移的推力。落后地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除了受到本地区农村推力和本地区城镇拉力的作用外,还要受到发达地区城镇拉力的作用。落后地区不能被本地城镇所吸纳的农村迁移人口,在本地区农村推力和发达地区城镇拉力的作用下向发达地区城镇迁移,这就形成了落后地区农村人口的异地城镇化。我们也可以从地级市层面来定义人口本地城镇化和人口异地城镇化,即农村人口流向本市内城镇的为人口本地城镇化,农村人口流向地级市外城镇的为人口异地城镇化。人口本地城镇化通过增大城镇化指标计算的分子提高地区城镇化水平,人口异地城镇化通过减小城镇化指标计算的分母提高地区城镇化水平。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城镇化,都能加速社会经济发展,让农村人口分享城市文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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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计量模型

  地级市是中国经济管理权限十分完备的行政区域,地级市城市是带动全市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空间单元。地级市范围比省要小得多,地级市内部异质性较小,地级市之间的异质性较大。研究地级市层面的人口本地城镇化和人口异地城镇化问题比研究省级层面具有更强的政策意义。为定量分析落后地区地级市人口本地城镇化和人口异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根据人口迁移推拉理论,设立如下面板计量回归方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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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归方程(1)和(2)中,migu为流向本市内的人口迁出率,代表人口本地城镇化倾向,migw为流向本市外的人口迁出率,代表人口异地城镇化倾向;;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代表复合误差项,。.由个体效应u和随机误差项林.两部分构成。pu由代表人口迁出推力,hpull代表人口向本市内迁移拉力,wpull代表人口向本市外迁移拉力,iudivi代表影响迁移决策的个体因素。对落后地区的地级市来说,外部拉力(wpull)是始终存在的,只要本市拉力(hpull)不足以拉动农村人口向本市迁移,就会由本市外的拉力拉动农村人口向本市外迁移。外部拉力与计量回归方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是不相关的,所以,将外部拉力放入随机误差项中不会影响其他解释变量估计的有效性。外部拉力随时间变化和宏观经济波动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用时间虚拟变量( dum) 控制。影响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推力、拉力和个体因素的变量见表 1。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回归中将方程( 1) 和方程( 2) 中所有的变量取对数。城镇化和工业化具有互动作用关系,将城镇化水平( urban) 和工业化水平( indus) 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将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为此,我们将两个变量分别放入回归方程中进行估计,这也检验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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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数据和变量定义

  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 2003—2012) 提供的地级市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比重及其流向构成,可计算得到每个地级市流向本市内的人口迁出率和流向本市外的人口迁出率。其中,流向本市内的人口迁出率为流向本县其他乡镇街道迁出率和流向本市其他区县迁出率之和; 流向本市外的人口迁出率为流向本省其他市迁出率和流向外省迁出率之和。2005 年和 2010 年相应的数据缺失,采用均值插值法补齐。

  人口压力( dep) 分别用少儿抚养比( depch) 和老年抚养比( depod) 两个指标表示,以反映人口结构因素对人口迁出的影响。土地压力( land) 用地均耕地面积上的户籍农业人口数表示,该指标越大说明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越多。经济压力( incom) 用城乡收入差距测度,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值。开放程度( open) 用工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产值之和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工业化水平( indus) 用非农就业比重测度。城镇化水平( urban) 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测度。为考察不同等级人力资本水平对人口迁移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用每百万人口中中专以上人口数( edu1) 测度高水平人力资本,用每百万人口中高中和中专人口数( edu2) 测度低水平人力资本。以上变量的计算数据来自于《安徽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由表 2 可见,Hausman 检验的 p 值表明,与固定效应模型相比,随机效应模型是无偏的。因为人口向市外迁移拉力是误差项的主要部分,市外迁移拉力与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是不相关的,这使得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很小,这种情况下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无偏的。由于回归样本截面数比较大,随机效应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拥有更多的自由度,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高于固定效应模型。所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好。不论是将城镇化(In urban)作为解释变量,还是将工业化(In ii卜dus)作为解释变量,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着性程度变化都很小说明估计结果比较稳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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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抚养比( lndepod) 对市内人口迁出率和市外人口迁出率的影响均显着为正,说明老年人口比重高有利于人口城镇化。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安徽省,农村家庭收入水平低,为增加家庭收入,年轻人宁愿放弃和老人的团聚,选择离开农村向城镇迁移就业。老年人不论是随年轻人迁移还是留守家中,既能照料自己还能照料留守儿童,老年人降低了年青人的迁移成本,所以,老年人比重高使得年轻人更容易迁移。老年抚养比对市外人口迁出率的贡献大于对市内人口迁出率的贡献,即老年人口比重高更有利于人口异地城镇化,因为在老年人减轻了年轻人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年轻人更倾向于为获得高收入而选择跨市的长距离迁移。

  少儿抚养比( lndepch) 对市内人口迁出率的影响显着为负,对市外人口迁出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着,即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不利于人口本地城镇化,但可能有利于人口异地城镇化。少儿抚养比对迁出决策的影响来源于两种相反的力量: ( 1) 通过迁移获得较多收入以更好地养育子女; ( 2) 为更好地照顾子女的生活和学习选择不迁移。无论是向市内迁移还是向市外迁移,不能照顾孩子的损失是相同的,在向市外迁移获得较高收入而向市内迁移获得收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年轻人往往会选择向市外迁移,而不选择向市内迁移。特别是在家庭孩子多于一个的情况下,年轻人照顾孩子的意愿下降,提高收入的意愿增强,更倾向于向市外迁移。事实上,在中国,为了提高收入,流动人口选择亲子分离的生活状态是被迫和无奈的。根据“六普”资料计算,全国有 3600 万儿童随父母一起进城成为流动儿童,但更有高达 6100万留守儿童( 段成荣 等,2013) 。

  城乡收入差距( lnincom) 对市内人口迁出率的影响显着为负,对市外人口迁出率的影响显着为正,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提高不利于人口本地城镇化,但有利于人口异地城镇化。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人口向市外迁移获得高收入的意愿越强,向市内迁移而获得较低程度收入的意愿越弱。普查资料显示,长距离的人口迁移基本上都流向大城市,说明提高收入是跨市跨省长距离迁移的主要目的,这与我们的计量结果一致。土地压力( lnland) 对市内人口迁出率和市外人口迁出率的影响均为正,说明农业剩余劳动力越多,向城镇迁移倾向越明显。

  高水平人力资本与低水平人力资本对市内迁移率和市外迁移率的影响不同。高水平人力资本( edu1) 对市内人口迁出率的影响程度大且显着为正,对市外人口迁出率的影响不显着,且估计系数值较小,在 0. 1 以下。低水平人力资本( edu2) 对市外人口迁出率的影响程度大且显着为正,而对市内人口迁出率的影响不显着,且估计系数值很小,在 0. 03 以下。原因有两个方面: ( 1) 拥有较多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快,新增就业岗位多,能够吸纳较多的人口迁入; 拥有较多低水平人力资本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慢,新增就业岗位少,本市农村人口只能较多地向市外迁移就业。( 2) 高水平人力资本人口向城镇迁移一般可获得稳定的就业岗位,且就业收入可承担或预期将来能承担一定水平的城市定居购房等方面的成本。高水平人力资本人口向市外迁移,虽然可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在发达地区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承担城市定居购房等方面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使得高水平人力资本人口倾向于向本市迁移,从而降低城市定居的成本,近些年来较多的高水平人力资本人口“逃离北上广”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低水平人力资本人口不论是向市外迁移还是向市内迁移,往往都难以承担城市定居的成本,迁移与否,主要取决于能否获得较高的收入,而不是迁入地的房价等定居成本。

  开放程度( lnopen) 对市内人口迁出率的影响显着为正,对市外人口迁出率的影响为负但不显着,说明承接发达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产业转移有利于加快本地工业化,增强对农村人口迁移的吸纳能力。但承接产业转移尚没有明显降低人口向市外迁移的倾向,可能是因为安徽省毗邻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向该地区迁移的距离成本低、就业收入高对迁移人口形成了较大的吸引力。城镇化( lnurban) 和工业化( lnindus)对人口市内迁移率具有显着正向作用,对人口市外迁移率具有显着负向作用,说明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人口本地城镇化的拉力,拉力越大越有利于人口本地城镇化,进而也就减少了人口异地城镇化的倾向。

  四、人口本地城镇化和人口异地城镇化的市际差异和发展趋势

  在人口本地城镇化和人口异地城镇化的构成及其变化趋势方面( 见表 3) ,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人口本地城镇化倾向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人口异地城镇化倾向则相反。从变化趋势上看,2002—2006 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都表现为人口本地城镇化趋势下降、人口异地城镇化趋势上升。在2006-2011年,受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安徽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都表现为人口本地城镇化增强、人口异地城镇化下降的趋势。说明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有利于加快落后地区人口本地城镇化的进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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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在沿海省份低质的人口异地城镇化,既阻碍了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①,又延缓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黄亚平 ,2011) 。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推动省域或市域的人口本地城镇化,可降低农村人口迁移的距离成本、城镇定居购房等方面的成本,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以定居为目标的持久性转移,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进而提升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省域人口本地城镇化既可以避免沿海发达省份在户籍制度改革等加快市民化的制度设计上不利于外省农民工市民化问题②,也有助于解决沿海地区大城市人口过多而带来的“城市病”问题( 蔡昉,2012) 。

  从近年人口本地城镇化和人口异地城镇化的结构上看( 见表 3) ,2006—2011 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本市县内人口城镇化倾向和本市跨县人口城镇化倾向都表现为上升趋势,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上升幅度更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向本省市外和向省外的迁出比重均下降,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向本省市外的迁出比重上升,向省外迁出比重下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省内人口异地城镇化和省外人口异地城镇化倾向均下降,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省内人口异地城镇化倾向上升,省外人口异地城镇化的倾向下降。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合肥、芜湖、马鞍山在 2006 年后吸纳了大量本市和省内其他城市的农村迁移人口。合肥、芜湖、马鞍山是 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中确定的重点发展区域皖江城市带的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使得三市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获得了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人口本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异地城镇化倾向的下降,还吸纳了大量的本市外人口迁入。阜阳、宿州、亳州三市不仅缺少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而且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众多,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本市较多的农村转移人口,因此,今后将较多的农村人口向省外或本省经济发展潜力大的城市群转移,是加快其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方向。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从农村人口迁移空间扶择的角度,利用安徽省地级市人口迁出率数据,实证分析人口本地城镇化和人口异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 1) 老年人口比重高降低了迁移成本,有利于人口本地城镇化和人口异地城镇化; 少儿人口比重高造成迁移人口以获得高收入作为迁移的主要目标,而无视迁入城市的定居成本,加速了低质的人口异地城镇化,不利于落后地区的人口本地城镇化。( 2) 拥有较多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快,新增就业岗位多,以及高水平人力资本倾向于在本地城市就业以降低城市购房等方面的定居成本,使得人口本地城镇化趋向明显; 拥有较多低水平人力资本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慢,新增就业岗位少,以及低水平人力资本以获得高收入作为迁移的主要目标,而无视迁入城市的定居成本,使得人口异地城镇化趋向明显,不利于落后地区的人口本地城镇化。( 3)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人口向市外迁移以获取高收入的倾向越强,加剧了低质的人口异地城镇化,不利于人口本地城镇化。( 4) 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了本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落后地区人口本地城镇化和减缓人口异地城镇化。( 5) 城市群地区是加快市域人口本地城镇化和省域人口本地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区域。

  相应的政策启示是: 第一,在落后地区控制人口出生率,降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少儿抚养负担,有助于以城镇定居为目标的人口本地城镇化,降低以获取高收入为目标的低质的人口异地城镇化。第二,通过增加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鼓励大学生毕业回本地就业等措施,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和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有利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域和省域的人口本地城镇化发展。第三,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以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主要目标由单纯获得高收入向在城镇稳定就业落户转变。第四,顺应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政策设计,吸引部分农村迁移人口回流和因跨省迁移成本高而放弃转移的潜在农村迁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城镇转移,是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的重要内容。第五,在中西部省区建设经济增长潜力大、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城市群,鼓励农村人口向省区内的城市群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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