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体育研究的实证路径与整体应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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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体育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用以表述根据人类需要针对身体所进行的培育过程;然而它又身处世俗生活中应用的世界,以其丰富多彩的方法和手段构成了充实的运动文化体。从解构角度看,体育目的(主体改善自身体能的需求)、运动手段(积极改善物化对象的行为)、健身效果(主观意识在客观对象中实现)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体育研究的基本区位。这些要素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依据人类公认的价值判断标准,采用不同的研究途径对积累的宝贵经验反复验证,最终积淀为系统知识,以学科的形式传承。

  1、体育的价值区域与研究途径

  科学研究一般面对自然、社会、人文三个不同层面的价值区域展开,即学术界通常划分的自然科学、社会和人文学科。

  体育学中的各学科,都是上述学科的应用性分支。体育在萌芽、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为满足人类的不同层面需要,决定了人们对体育价值的不同认识,形成不同的价值思考和判断。参照人类对客观世界理解的通常划分,体育价值也可分为自然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这三个区域就是参与体育活动所集中反映的身体自然物质材料积极变化的价值、通过体育竞赛等组织形态辐射到其他社会领域的价值、体育行为对促进人自身终极发展的精神文化价值,它们构成了人类有意识利用自己的身体活动的所需要的效果、功能和导向。

  1.1 研究体育自然价值的自然学科

  人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个物种,必须遵从符合自然规律的生物存活的基本需求。人类的身体经过史前时代的巨大改变,形成了世界上各种生物中独一无二的直立行走的身体活动方式;后来,工具的发明使双手掌控器械,为萌生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奠定了基础。“非常专门化了的人类的腿形成于人类的脑之前---甚至可以说腿的专门化也许是促进脑发展的条件。

  我们的祖先最初一定是像猿一样的动物,后来臀和腿发生了改变,使它能站立起来并能直立行走。”

  身体早就有了,运动也早就有了,但缺乏科学研究,人类不能形成系统整体应用意识并将其付诸实践,它就不是真正的体育。

  对生物界的准确观察和资料分类处理的系统方法,19世纪末成为科学的主流,为体育科学研究的奠基功不可没。在体育学的二级学科中,有专门的“运动人体科学”,其中包括医学生理学的若干子学科,都是把人作为自然物质,通过体育活动给人体带来的变化,从不同的角度确认其自然价值。体育的自然价值主要来自体育对人体培育和锻炼的可以发生在每个个体身上的生物性效果,是身体活动对人的身体自然属性所产生的功利需求和积极作用,是体育为满足人类在大自然中延续生物性存在的最基本的功能。体育的其他价值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引申而出的,研究人类体育活动的各学科,显然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自然现象,目标是证明事实以求真,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观察得到可以重复检验的结论,其成果可以物化和体现为技术和工具,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当然很直接和明显。因为其结果充满功利诱惑,当今社会人们往往更重视自然科学。不过,科学虽然伟大,但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应当如何对待”等伦理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的范围之外。

  人虽然是动物之一,但却创造出其他动物所没有的体育行为,这是文化。人类进入所谓文明社会不过短短几千年。体育成熟于这历史长河最近的几百年。即便在不长的体育史中,大部分地区的人类仅限于某些局部区域的身体游戏和娱乐竞技活动的兴盛,而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面向大众和深入学校的体育活动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其真正传播到全球的历史不过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人类依赖自然科学认识人体的自然现象,确认体育给人带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变化,为体育的全球化普及奠定了基础。不过,仅用科学主义来认识体育的自然价值,是一把利弊均存的双刃剑.

  在遵循工具理性的轨迹中会给体育的发展留下阴影,如兴奋剂等。尽管如此,体育科学研究公认的科学成果和科研资源配置的重心仍然在这个领域。

  1.2 研究体育社会价值的社会学

  人类很早就通过身体活动给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带来利益的行为,特别是渔猎时靠体力围捕猎物、冷兵器作战时靠集团体力制胜的年代。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身体运动能力因火器应用而脱离了军事而走向归属于体育的成形期,其教育价值得到社会广泛确认。20世纪,体育的社会价值在国际政治层面得到空前体现。

  体育的社会价值的闪亮登场,在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于世界范围受到了军国民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一直延续到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后来,体育运动成为宣传意识形态优越性的手段,通过国际竞赛的较量来显示政治制度的巨大威力,甚至利用互相抵制奥运会来给敌对阵营施加政治压力,偶尔也作为外交手段暗度陈仓另辟曲径,掀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狂热,使体育的社会价值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层面,一度甚至被误以为是值得推崇的惟一价值。事实上,体育在某些特殊的社会时期作为受压抑群体寻求显示度和话语权的特殊手段,可以强国强种振奋人心,体现作为政治工具的巨大价值,但它附带给群体的高度凝聚力和精神满足,有其历史局限和阶段性。进入21世纪,随着需求的递进演变,除少数国家仍然惯性推崇体育竞赛的政治影响,更多的人群已将其视为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体育运动形式在多样化个性的不同需求中,将逐渐摆脱行政化运作的旧模式,体育的社会价值更多显现于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中。因此,这个领域的体育研究的热度往往随着管理层的需求起伏变化,研究成果常常对体育方针政策产生影响,但在不同的国家具有阶段性的不同效用。

  1.3 研究体育人文价值的人文学科

  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联系密切,把二者区分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体育是一种后天习得、共享、传承和创造的身体文化,是人类独有的培养、完善自己身心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追寻健康理想的过程。它并不是天地间生生不息的自然现象,也不是人类社会直接的政治经济活动,它所隐藏的人文价值或许是其存在的轴心。欧陆德语国家认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相同均属文化科学(精神科学),科学只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两类。

  体育不是人利用体力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更不是动物的生存竞技或躯体游戏,它是人类为自由发展而能动地设计出来的身体运动方式,在本质上具有人文属性。在体育活动中,人是发展的中心和主体,在所有价值中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世上最宝贵的就是人。人在参与和享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中具有优先地位,而尊重人的利益和尊严,是体育价值的终极评估。鉴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体育的主要作用、功能、目标,最终都围绕人的发展。当代体育的人文价值,已成为核心价值。处于人文关怀视野下的未来体育与人类社会文化协同发展之路,或许是少数具有较强学术综合创新能力的研究者可以施展的领域。

  体育的人文价值,外化形态显现为体育文化,其出发点仍然是对人性的尊重,蕴涵人文精神。不过,它相对与体育的生物、社会价值,具有内含隐性的特征。人为什么需要体育?搞体育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人类体育追求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由于我国体育人文价值的长期缺失,体育如何塑造人、培育人的一种内在标准并未确立,体育的属性和功能在满足人类对自身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形成的抽象关系也并未形成。譬如,分析所谓的“中华体育精神”,其实是很多国家和民族都奉行的普适人文价值观,有什么理由说它就是“中华”的?因此,需要加强研究,建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反映人类通过体育活动实施的人文关怀,体现通过体育行为所表达的人类的情感、旨趣、欲望和审美理想,最终凝聚为体育未来发展的航标。

  2、体育学是汇聚各类实用知识的应用学科

  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对体育自然价值的认识成熟,也使体育具有健身效果成为常识;20世纪高水平竞赛成为政治生活的宠儿,社会学科的大力引进使对体育社会功能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21世纪是人文学科介入体育研究的黄金年代,使人类对体育的关注转移到以人为本的价值中枢。研究体育的不同价值,需要采用不同门类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作为探索途径,这是对人类智慧最好的运用。

  然而,我们不能忘却,体育学科几乎都是借助各个非体育学科的理论、方法、手段、公式、定律来研究体育的各种现象、问题、功能和价值,几乎没有从自己领域生长出来的成熟学科,无论体育的观念意识或器物层面,都难以避免地处于科学认识的应用性末端,体育研究领域所汇聚的相关知识主要以实用为标志。体育研究无需艰深晦涩的词语,也不依赖仰仗错综复杂的公式定理,最简单质朴地证明如何能够改善人类的体育行为,或许更符合体育所需的实用境况。体育学科距离真正的基础研究相当遥远。

  对体育的一切研究,其基本出发点和依托的基本主干都离不开对人类身体的影响,均需要以身体运动为基础,这也是体育学存在的依据。看似单调繁琐的事实论据和数据分析,在国际学术规范中是必不可少的。西方学术界相当看重经验论证,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必须经过事实验证,否则再高明的理论也不能视为科学的。尽管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实证路径和整体应用,始终是体育研究的主流。

  东方民族则缺乏经验论证的传统,人们并无习惯和兴趣去完成那些相当枯燥的论证和逻辑化的理论,更缺乏能力去观察、实证、创造经得起反复检验和修正的新鲜知识。然而,在样本缺漏甚至完全没有的情况下凭空拍脑袋进行推断,很可能归纳出错误的结论。奇怪的是,越是缺乏理性思维的人越喜欢“思辨”理论,越是需要实践应用的体育界越是喜欢“研究”概念。从改革开放起就有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投身于“研究”体育概念,至今热度不减。如果说在进入学术殿堂的幼稚阶段需要启蒙入门了解概念尚在情理之中,但一门学科建立几十年了仍然有一群学者津津有味地舔舐鸡肋甚至煞有介事把玩弄概念当成一门学问来做,就令人费解了。更令人心悸的是有的教师让学生钻进“不弄清体育概念就无法进行研究”的牛角尖,纠缠于名词术语的自我理解与生编硬造,即便刻舟求剑抑或水中捞月,仍能坐井观天自娱自乐。学界尊崇创造知识,体育学非要没完没了在概念上兜圈子?拿文化的概念来说,至今已有数百个之多,可能再过几百年仍然无法统一,这丝毫不影响文化人的创作,也不会使各级政府停滞建设文化强国。体育研究需要仰望星空,但它毕竟是一个应用领域,实在一点好。如能退出体育界开阔眼界,看看教育、艺术……哪个学科还痴迷于概念的无聊辨析而停滞了自身的研究和发展?跳出国门再看,哪个发达国家还在纠缠于体育概念讨论?所以,需要坚持脚踏实地掌控自身专业,以得到经验证实的方式获得理论创新成果。

  体育的研究过程具有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的步骤。研究者首先要选定问题确立有价值的研究对象,然后根据以前积累的材料对某种体育相关现象进行分析后提出假说,如果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就上升为理论,融为学科知识。这在体育学及其他科学研究中都是一样的。

  相对而言,自然科学的实验条件可以受严格控制,研究结果可以被重复实验所证实,可以获得比较客观和可靠的理论。而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由于难于控制其错综复杂的外界条件,难以被重复检验,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理论和假说的界限并不清晰,许多“理论”的科学性不能得到确认,这些假说其实是对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往往容易引起争议甚至被颠覆。

  近代科学以观察和实验方法为主导,掀起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热潮。这种注重实验和归纳的趋势深刻影响到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思想,使西方思想家重理性、重演绎,重视研究的逐步推导过程。这就使体育研究有机会去学习如何一步一步正确走完过程,而不是投机取巧找一些现成的理论观点来装饰体育现实。体育研究作为一种应用性研究,研究者在母学科搬来理论产生“宏大理论无需验证”的想法也情有可原。但仅仅通过阅读甚至是臆想就提出假说,把浮想联翩的过程视为“研究”的唯一途径,直接将假说贴上理论的标签。这种虚浮空洞的模式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尤为突出,非常需要倡导实证过程的示范加以矫正。

  真正的研究,是有计划地系统搜集和分析资料,最终可靠地解决问题。采集最真实、最基本、最原始、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这在研究体育对人体带来影响的生物学科和运动技术分析等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共识。然而,有相当部分的体育人文社科的研究者不愿亲手采集素材,躲避解决问题的导向,往往闭门选题、凭空设计问卷、间接发收问卷、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统计分析、形成空洞结论并提出无法实施的对策建议,其目的仅仅在寻找“短平快”的方法发表论文。

  收集直接的新资料,是为了作为理论创新的支撑。文献检索,本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体育界却把“文献法”单列为最主要的方法,甚至不少博士论文也只是各种文献的排列组合。若干论文仅此一法,遂成遏制创新的障碍。如今许多体育的所谓“田野调查”仅仅是到此一游的观光式摄影与蜻蜓点水访谈,甚至不比网上的许多旅游文章更有新意;体育研究生论文中的通篇文献综述,大多是复述并重组早已为人所知的陈旧资料,严格意义上说这并非真正的研究,尤其需要把重点放在创新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体育研究靠单纯思辨的路径并不能获得新知识,就连体育美学这样飘逸的学科也需要对身体健美标准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否则难免昙花一现。近年来一些所谓高端洋气上档次的“研究”脱离了实证和应用,实际上使一个又一个学科成为没有实际应用内容的空壳。譬如,若干青年俊彦前仆后继争相引进西方哲学家们的某些思想观念解释体育,虽不能说都是牵强附会或拾人牙慧,但埋头仔细想想,中国已经许多许多年没有出现过哲学家了,难道当代在体育界就能冒出一群?笔者花费了30多年试图证明自己“古代无体育、近代不科学、当代缺理论”的假设,虚耗精力无数已追悔莫及,最终获得的教训至少在当代令人沮丧:体育真的是缺理论还是不需要太多理论?有一位笔名为二十八画生的青年在将近一个世纪前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已经把体育解说得明白之极至今无人超越,另一位青年在半个世纪前写了一篇打乒乓球的文字,是最实在的“体育哲学”.体育研究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其实是虚拟学术伪造高深的自娱方式。

  3、在体育研究中突出实证路径

  科学研究,一般具有令人信服的实证过程,遵循现代科学最基本的原则进行推理,其理论生成具有明确的科学价值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使人类科学研究形成实证性研究的基础范式。这就需要花大力气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调查以获取客观材料,这也是体育研究应该遵循的路径。真正的研究需要证明研究者付出相当工作量的过程,拒绝投机取巧、瞒天过海、蒙混过关、剽窃抄袭的必要方式就是展示其研究过程。研究的结果需要应用,必然应该实证;即便还有一些其他路径存在,但尊重实证仍然应该是体育研究的显着特征和主要路径。

  在西方,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相当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与方向都有公认的规范性与逻辑性。在培根的经验哲学指引下,牛顿、伽利略等大师的自然科学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也辉映着孔德等法国学者倡导将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中。这些真正的科学家拒绝根据权威教条或玄思冥想来构建知识,主张从经验出发,采用可检验的规范手段,发现并归纳科学事实,推动人类进步。“要在人类发展的科学研究中使用理论,学者必须把他们关于发展的概念与某些程序联系起来,这些程序需使实证的(empirical)(可观察的)证据与他们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联系起来。致力于用观察法获得知识(即赞同实证主义)是科学的特征(Kaufmann,1968)。这一哲学方法(即这种认识论)被称为科学方法,它代表了一种理念,即要在科学(认为信息是正确的、真实的)中有用,知识必须是可用经验来验证的”.马克思花数十年精力推出的最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本论》也是这样的范例。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明显的软肋是科学意识的缺乏导致疏于实证。在体育领域属于科学知识范围的事实,应该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系统性观察,如果其他学者按照其确定程序进行观察,将得到同样的观察结果。国际学术界通行的研究途径,是包括如胡适等中国学者早已概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归纳---演绎法,即假设加论证的正路,是一种推论的合理结构,有前提,有证实,有结论的踪迹可寻,经过交流和修正而成为人类科学领域的知识。然而,我国体育界尤其是人文社会学领域长期迷恋于文献综述或读书笔记的“研究”状态,评头论足、空谈是非的情况比比皆是,遑论创造新的知识?近年来,令人担忧的是,部分青年学子不屑去做看似繁琐枯燥却是学术研究主体的论证工作,往往热衷于想当然地宏大叙事,喜好穿靴戴帽,倾向于按思辨的方式摆出观点,一味冥思苦想得到该问题的主观答案,却不去寻求支持观点的证据,更不关体育实践的痛痒。因此,倡导对研究问题的逻辑实证,鼓励面向实践应用,或许是一种必要的补课。否则东方的体育研究者还将继续长期接受这样的结果:除了运动人体科学的还有一些遵循科学方法但并不完全与体育有关的微观层面研究,其他学科大多漂浮在自我篱笆中自说自话自娱自乐,难现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

  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基础材料的真实性。如果体育学研究所引证材料不真实或不全面,那么结论就将建立在主观臆想和猜度、假设之上。以人类学为例,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并不重视从事科学的田野工作,而是采用传教士、航海者和冒险家的记录作为素材,通过借用、转述材料进行理论假设构建框架,使得学术研究脱离现实生活真实状况,成为少数在书斋里玄想的学究们的智力游戏。因此,尽管早期人类学的理论具有极强的概括力,所引证的材料看似包罗万象,但材料来源于记录者带着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偏见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来观察未开化的部族,这样的视角下产生的民族志其完整性令人质疑。《古代社会》一书的作者摩尔根是亲自调查写出“世界上关于印第安人的第一部科学着作”的学者,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且要靠白人译员的帮助,使研究成果具有局限性,但毕竟是第一手资料。随着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早年专攻数学物理学的马林诺斯基使人类学的方法论发生巨变,他倡导的功能学派在田野调查实证方法的坚实基础上一跃而起;而大洋彼岸获物理学和地理学博士学位的博厄斯也靠田野工作使文化相对论有了理论支撑。

  触类旁通,对体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解答,必须首先对资料的真实性进行验证;缺失了这个首要环节,体育的任何理论都不能被认为具有了科学的使用价值。

  人类脚踏实地的实证传统曾铸就辉煌的年代,不过,它也有摇摆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出现强大的反实证主义的潮流,最先是波普从逻辑主义内部发起攻击,尔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表达了对科学的经验基础、合理性与进步性的怀疑,主张采用社会心理学的非理性解释。

  40年代中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率先在文化研究运用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50年代至60年代,运用结构分析法的理论流派风靡其他众多学科,甚至产生回归于书斋的研究潮流。二战后,由于世界交通、电信的发达使闭塞地区越来越少,一些学者遂将研究重点转向理论分析,如夏皮尔新历史主义的科学实在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开辟了一条介于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中间道路。这些转变所导致方法论出现问题:如结构论所指的“结构”是不能从现实社会中被直接观察到的无意识结构,通过建立概念化的模式来说明社会结构,把人类文化的普同性归结为人类先天就有的无意识结构的共同性,是一个理论假设的“黑洞”;而历史主义虽然试图弥补逻辑主义的不足,但否定科学发展的理性标准就意味着不能指导科研实践。联想到体育界近年来不乏引进尼采、福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学者的理论来阐释体育现象,甚至出现一批对西方哲学界昙花一现人物、着作、观点进行读书笔记式的“研究”文章,作用甚微。把“身体哲学”之类生搬硬套进来而忽视体育的“运动”要素,缺乏实证根基,远离体育实践的需求,不解决任何问题。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即使在传统意义上的书斋里,体育理论的研究也可能陷入比凭空臆想更加危险的境地。这是因为,信息时代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讯网以及电脑网等提供的信息服务的传播形式,给人类提供极大方便的同时,迅速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但同时也影响了学者的思辨和推理,也大大减少了学术腐败的机会成本,使对数字网络的反向利用迅速升级。网络上的代写代发可以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使知识创新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搜索下载和粘贴复制,“科研成果”往往成为大众化的交易商品。虚拟世界的迅速膨胀,助长了同质化凭空臆想的惊人耦合与雷同。人们长期习惯用单一的价值观念而不是多元的价值观来看待体育文化,体育事业出现的偏差和弊端难以避免,这在本质上就是身体运动文化价值观念的单一、极端和不完善。因此,在体育研究中大力倡导面向实践、面向基层、面向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模式,亲手采摘真实材料,有望获得更多有分量的成果。

  4、文化整体论---各种体育研究的总体应用

  整体论又称全貌观,指在尽可能宽广的背景中把世界视为有机整体,鸟瞰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全面理解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我国体育各学科的贡献和影响力有大有小,但通病是各自为阵,缺乏总体应用的视野。体育研究以某一身体运动现象为研究切入点,获得翔实的调查资料,大多是在一个应用的层面展示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在理论生成中十分需要文化整体观(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Culture)。研究者在自己的微观和局部研究中始终保持把人类的身体运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视野,是体育研究值得提倡的方法论。

  尽管孔德和斯宾塞等学者很早就指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一般认为文化整体论的奠基者是法国学者迪尔凯姆。

  他以生物学与社会学的类比来表达整体观,在社会事实与某些社会结构的关系中去寻找功能,提出了解释社会事实的基本原则。另一位学者莫斯继承了迪尔凯姆的学术思想,进一步强调社会现象的整体性,认为没有一种社会现象不是社会整体的一个整合部分。整体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身在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中互通共用,其内容是非常复杂且多有争议。我们最需要借鉴的是在体育研究中保持宽广视角,养成在宏观的历史和文化范围内来观察事物的习惯,统筹多种技术手段和学科视角达成文化综观,划定圈层、明确区位,其核心是整体各部分保持均衡和谐。

  在体育研究中,在有限制的局部研究和抽象理论的整体研究之间,各学科都应该用以整体观的视野来把握方向,朝着应用的总目标均衡发展。当前我国的体育学科群有部分假学科、伪学科、空心学科已经难以为继,还暴露出有真材实料的学科壁垒森严各自为战的零合作隐患。把体育学划分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但每一门属下的学科更需要把自己学科的各种研究成果都集中于体育的应用。

  整体论并非固定的理论框架模式,而是根据实践发展的新动向进行全面宏观分析,在新问题中创造新知识。体育界大量的学位论文已习惯于单就某个论题构造一个已有的理论框架,在其中对该细分领域的知识进行全面梳理,综述一番各种主要理论和观点并加以评论即告结束,这一般说并不是创新。真正的研究工作的绩效,要看是否发现新知识,以及判断新知识的价值如何。在体育这类应用领域里,除了创新,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看对整体实践发展的贡献大小。

  整体观认为,所有的实体都有一个超出其各部分总和的存在状态和价值,研究人类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要着眼于与之相联的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运用整体观点,就能综合把握被分割得七零八碎的研究对象,并打破一些条块封闭的学术禁区。对体育发展的启迪,简而言之就是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综合考虑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用多种联系的综合作用来解释对象和行为,以宏观视野发挥各个部分的整体功能。应用整体观点探讨体育现象时,应该探讨体育与其他社会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体育的形式、内容、体制都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由于体育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构成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我国体育的形式、内容、体制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整体变化,寄期望于某一局部改善往往收效甚微。

  包括体育运动在内,各类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得到结论,所形成的知识必须建立在自己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上,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世界体育强国对体育运动的研究并未自我封闭,相对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内容一般被融入到医学与理学中,而对体育运动的人文社会现象的研究则包含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另一些学科中;狭义的PE(体育)主要指教育场所的学习实践活动如中学体育教学,很少把体育作为一个整体的单独学科看待,也用不着讨论SPORT是不是PE---毕竟它们作为学科矗立还都太不成熟。反观中国的体育研究,由于只有几十年的积累且喜好形式装饰,薄弱的基础平台上漂浮着一些脱离观察和检验仅靠拍脑袋的臆想式“研究”,还盲人摸象般把本土体育的畸形现状想象为放之四海的公理,其空壳化在所难免。中国体育界最缺乏实证训练的研究者,相对封闭地集中于维系着圈内数十门互相几乎毫无联系的庞大学科群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二级学科,不仅胆怯与学术界的正常交流,与运动人体科学也有很深的鸿沟,甚至许多与教育训练学也毫不搭边。

  当前中国体育的问题,很大程度表现为人文价值缺失、社会价值扭曲,导致自上而下“集中力量”的单边行动模式导致发展的不均衡,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局部思维惯性下损及整体公共利益。依据特殊的传统文化和亟需公共体育服务制度的现实国情,各学科当前都应该努力对中国体育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共同努力。通过整体论的视角提出“分享运动”的观念,以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导向,是对建立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引导。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认识论的新尝试。

  一门学科的价值和生命力,取决于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贡献。发展理论的许多研究,对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演化成多元视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体育的整体均衡发展也有指导意义。体育研究由于重心落在研究对象的身心特点,涉及文理融通的跨学科综合,不能不进行总体应用性整合。就体育而言,整体论指导下的参与式发展,可能是未来很有用的方法论。体育面对的永恒问题,是需要对身体运动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诸方面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倡导整体论进行综合分析,脚踏实地客观验证新理论或假设,强调把人文关怀应用于实践,可以为体育事业的进步选择更好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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