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谣的保护与教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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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歌谣形式和曲调,借以描绘自己的生活处境、社会历史及风土人情,这些抒情言志的口头诗歌,有的以歌谣审乐知政,有的以对歌为社交手段交流情感,有的却以生动的语言文字勾画出丰富的历史生活画卷。童谣作为歌谣的一种,主要是以儿童为传承者,通过游戏谣、知识谣、滑稽谣、生活谣等反应儿童的成长生活,是对幼儿的成长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启发作用的一种民间语言形式,“五四”以后人们也把童谣叫做“儿歌”。至此,古时的童谣扩展为具有现代内容和意义的歌谣,结合前人的研究及对童谣的不同定义,本文的童谣主要是指在儿童中相互传唱的有音律音节的口头文学作品,既包括传统意义上无乐自诵的童谣,也包括现代意义上具有文学性的儿歌,本文主要是以现代反映社会生活的民间童谣为论述范本。
  儿童心智未开,认识能力较低,但童谣的创作者利用儿童强烈的求知欲和丰富的想象力,以短小精悍的篇章、形式多样的艺术手法,使得童谣能够承载大量内容,把传统的思维方式、文化直觉等内容贯穿于儿童的观念中,借以传播某种文化观念。童谣的广泛传播一方面离不开童谣本身的语言结构特点,另一方面也缘于童谣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对受众的作用。本文将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从语言的具体运用来分析现代民间童谣中显现出来的生命繁衍意识,同时针对民间文化让步于大众文化的现实状况,对如何传承童谣这一传统语言形式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童谣中反映的生命繁衍观念

  所谓生命繁衍,就是在求偶、结婚、抚育和性的生育制度下,人们对生命繁荣的善良祝愿,它强调对生命的无限延续、对子嗣的期盼、对多产丰殖的期待、对性爱情爱的歌颂等。从人类的生物始祖开始,生命崇拜和生命繁衍的本能观念便是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目标,血亲、农耕文化为中国传统的生育观提供了沃土,一个家族能否兴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要有人口的繁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生命的延续往往成为“恋爱+娶妻+生子”的模式,在童谣这一特殊的民间口头文化遗产中,这种生命繁衍和生殖崇拜观念便通过多种语言艺术和表达形式得以传承。如流传于河北地区的童谣《小小孩》:
  小小孩,上庙台,摔了个跟头,拣个小钱。又买油,又买盐,又娶媳妇,又过年。
  这是成人在逗弄幼儿时说的一首简单的童谣,描绘一个小孩上庙台摔了个跟头,拣到钱以后对钱的不同处置方式。这种无逻辑的表达虽然有些夸张,字面意思也看似简单,但却在不经意间给幼儿灌输了一种朦胧的生命繁衍意识:人的一生无非是挣钱、娶妻、居家过日子。成人的文化观念就这样渗透到幼儿的心理,幼儿在无形当中接受了这种思维观念,并把这种具有教育功能的文化直觉一代代延续。又如《月光娘》:
  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口一口塘,提个鲤鱼八尺寸,长个拿来煮酒食,短个拿来讨姑娘。
  文中“莲塘”、“韭菜”、“亲家”这三个词,句尾的词分别作下句的开头,句子结构整齐,用上递下接具有趣味的顶真修辞手法给幼儿传达一种劳动、结亲家和讨姑娘喜欢的观念,符合儿童认知能力。趣味性和思想性的语言把这种看似宏伟的民族传统以一种儿童能接受的方式根植在心里,所以才构成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不断延续、生命代代繁衍的民族观念。
  具体来说,生命繁衍意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多子多孙的期盼

  在中国文化中,结婚为人生第一大事,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延续家族的生命。“繁衍”是中国人借以否定死亡,控制命运的方式,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有限,正统文化宣扬人没有永恒的生命和灵魂的不灭,有生有死才是生命的轮回,我们不能像西方文化观念那样用宗教思维获得生命的永恒,因此在不同的文化中,无论是从传统的居室建筑中木质材料运用等物质方面,还是在思维价值观方面,中国人都追求生命的终止以及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命运,凡是结婚嫁娶都要以隆重的仪式,用辞旧迎新的物件来象征着新身份的开始,“多子多孙”的观念契合人们对生命延续的观念,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生育后代、家族兴旺,就意味着自己生命的延续以及文化的不息,如果妻子不能生育,男人可以休妻或者娶妾,这种“繁衍生子”观念的根深蒂固,成为中国文化血脉一代代延续的不朽生命力。
  在幼儿的认知条件下,“多子多孙”这一观念受到传统文化隐晦性和含蓄化的影响,往往被转化为婚姻嫁娶,成立家庭。结婚嫁娶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传递香火、延续人类文明所必须经历的一种受本能意识支配的行为,子女到了一定的年龄,为了宗族后继有人以及传统的“孝道”伦理,总是要成立新的家庭,延续香火。这种家庭意念的延续作为人的本能欲望,不自觉地随着文明的发展代代相传,而儿童作为新的生产者以及思想的延续者,婚嫁、家庭意念的传播往往通过童谣这种方式灌输。
  如《萤火虫》:
  萤火虫,弹弹开,千金小姐嫁秀才。
  通过起兴的运用,可以烘托气氛,确定韵脚,并且在话语中起到启情的作用。起首的一句和承接的一句是没有关系的,如千金小姐是否要嫁秀才并不在于萤火虫弹弹开,之所以这样无意义的联合只因“开”与“才”是同韵,韵母都是“ai”,如果首句就开始讲“千金小姐嫁秀才,觉得太突兀,有一个起兴就会觉得有了陪衬,达到起兴从韵脚上和语势上引起下文的作用。
  如《板凳板凳歪歪》:
  板凳板凳歪歪,菊花菊花开开,先开箱后开柜,大红鞋子十八对,新娘子起来吧,你家娘家送打花来了,什么花,牡丹花,不要它,弄些胭脂粉儿擦擦吧。
  又如《花花轿》:
  花花轿,八人抬,一抬抬的过门来,哥哥背着我上花轿,拿红旗,放大炮,吹吹打打好热闹。
  成人以口头语言的形式向幼儿告知婚嫁的各种事宜,有花轿、嫁妆、红旗、大炮等等,场面非常热闹,这就在幼儿意念中对婚嫁有一种好奇和向往,以婚嫁的方式进入新的人生阶段,进而使得这种婚嫁、家庭意念伴随一生并逐步实现。
  总之,古人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实际上是针对儿子而言的,在民间儿歌情感上对“弟弟”、“儿子”的明显偏爱,如金华民间儿歌《山枝花》说新娘子日后“生个囡,哭啼啼,生个囝,笑眯眯”,《小宝宝》中说:“爷爷奶奶望见孙宝眯眯笑,望见孙女嘴巴翘。”传统的孝行中以孝敬父辈和祭祀祖先为首要,没有儿子,就没有了继承香火的资本和光宗耀祖的福分,无论是以“入赘”的方式,还是“三妻四妾”对子嗣的盼望,都中国有着浓厚的血亲意识,宗族生育的繁盛是“祖有功”的重要表现,“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孙”的宗族血脉可以把个体生命短暂的感叹转换为一种喜悦。

  (二)童谣中婚嫁仪式的再现

  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受到某种风俗的约束,婚姻作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关涉到家庭幸福、家族香火的延续等,结婚就象征着社会身份的再进入,人生正是在不断的经历一个个“再进入”仪式来完成人生角色的转换,所以,民间童谣也有很多反映婚姻礼俗的歌谣,通过这些热闹、复杂的仪式歌谣,使得孩童更加确切、生动的明白什么是婚姻仪式,如何进入结婚生子、繁衍后代的人生轨迹。如:《纺织娘,做新娘》天上织女配牛郎,蛐蛐要娶纺织娘,良辰定在七月七,金银嗓子配成双。纺织娘,做新娘,吹吹打打离河浜,新娘骑在刀螂背,披红挂彩喜洋洋,新娘好似天仙女,云巾霞裳迎风扬,八只蚂蚁抬花轿,一队蚂蚁发嫁妆,萤火虫打灯作前导,青蛙打鼓路两旁,哇呜端,哇呜端,花红彩轿穿云翔,哇呜端,哇呜端,情歌牵来好鸳鸯,走一村,又一村,走一庄,又一庄,织女桥,神女河,月亮湾,星星塘,前面快到新郎家,拜了花堂进洞房。
  礼仪在社会政治和家庭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婚嫁礼仪是婚姻关系的契约,同时也是家庭生活的开端,从《仪礼》开始,就有“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之说,此则童谣以拟人的形式将传统的婚嫁风俗、优美的童话传说和神奇的想象融为一体,带有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乡土特色,而且情真意美,韵律和谐,这样的童谣符合儿童的思维特征,以他们熟以为之的事物完成对事物的认知,把喜庆吉祥的亲迎场面描绘的非常有情趣。又如:
  白果果,开白花,人家大姐把婆家,哥哥抱上轿,嫂嫂送到关帝庙。擎红旗,放大炮,新娘房里好热闹。
  开开箱,大红鞋子十八双,开开柜,花布枕头绿布被。
  娶媳妇的门口过,割灯、戳灯十二个,旗、锣、铙子、扇、被面多,八个鼓手作细乐,抬到婆家大门口,进门儿,入闺房,去会小新郎,过了三年并二载,丫头、小子没处摆。(北京童谣)这首儿歌生动的描写了一位农村姑娘出嫁的经过情景,短短的几句,从新娘上轿直写到闹新房、看嫁妆,描绘了农村婚嫁风俗:哥哥抱上花轿,嫂嫂送嫁,迎亲的仪仗,花轿出娘门、进婆家门都要鸣放鞭炮,嫁妆抬进新房,由婆婆打开箱子,让大家观看,这些礼俗事项每一个都有它各自的含义,吹吹打打的迎新娘,新娘明媒正娶坐花轿,女儿出嫁送嫁妆,通过这些热闹独特的礼俗就会使孩童在心底对婚姻产生初步的印象。

  二、童谣的保护与教育传承

  民间童谣是在儿童理解能力、生活经验、心理特点和欣赏趣味的前提下,用简洁生动的韵语创作并流传于儿童中间的一种口头短歌。儿童作为文化观念的传承者,从小就以童谣这样的形式把结婚、娶妻、生子这样一种“繁衍”观念根植于心,使得幼儿在无形当中接受这种观念并潜移默化不自觉地发挥文化功用,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加以匡正自己。
  热闹复杂的婚俗仪式歌谣,让孩童更加确切、生动的明白仪式赋予人的人生转换。对于民间童谣的传承,我们应该发挥各方面职能,挖掘并整理更多的文化内涵。
  儿歌童谣是幼儿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途径,游戏谣不仅可以通过儿童喜闻乐见的活动最大限度的开发幼儿智力潜能及生活习惯、逻辑思维和记忆力,也可以以游戏的方式训练儿童的身体素质。儿歌、童谣对少年儿童的作用,是任何父母和教育者也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童谣的缺失是现阶段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首先,童谣一直以来散见于史料典籍中,搜集整理的工作还没有完善的系统,即便是各省的方志中罗列了几个条目,但是这也只是冰山一角,每个省市对童谣的搜集工作还没有展开,现阶段特别是能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新的创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比较缺失,而学者们对童谣系统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有的只是泛泛的分析其的功用,笔者希望未来对童谣的研究不只是数量上的整合,更应该深入挖掘其内在表现出来的传统文化,让这种语言的美真正发挥功效。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的建立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高雅文化交互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民间文化从新的文化格局中逐渐受到挤压,类似童谣这样的民间语言文化逐渐让步于主流文化。童谣中包含许多方言中的土话和俗语,方言与乡土文化的淡出使得童谣没有实践的基础,保存在童谣中的传统节日和民间习俗随着现代化的生活逐渐丧失。同时,语言文化逐步让步于视听文化,儿童生活在信息化的时代,电视、电脑网络等充满了他们的生活世界,音像制品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思维活动就可以直接由感官传递信息,人们在以娱乐和消遣为目的的文化消费中,试听文化可以给受众带来更多的感性刺激要素,契合了现代快节奏、高强度的世俗生活,为懒于进行思维活动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们也就逐渐放弃这些语言文化,用新的方式完成代际传承。
  总之,方言与乡土文化的淡出、来自教育和社会各方面职责的缺失,共同形成民间童谣传承的困境。对于童谣的传承,我们要在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下,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家庭有责任培养儿童学说方言和了解民间习俗,发挥家庭的世袭传承性,使传统文化能有效地延续。对于学校教育,承担自己的教育责任,唤醒民族文化记忆,应将民间童谣引入校园,让学生在欣赏传统文化“美”的过程中培养儿童对童谣的亲近感。同时,社会要负起民间童谣传承与创新的责任,不断创新,保持自身特色,创作更多更好的能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优秀童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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