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童话创作中表现出的“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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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当代童话创作在精神旨归层面所表现出的“生态”意识,既与童话文体本身的美学特征和气质相关,也与当代童话作家主体的创作追求与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童话作家以自己独特的文学艺术方式,将童话在想象的世界里开辟出诗意的栖居地,参与塑造一个更好的现实。

  一、让文学之美传达对生命的精神关怀

  从低幼童话来看,物的形象及其故事摆脱了具体、现实的教育目的的束缚,而开始更多地强调通过文学之美自然而然地传达对于生命和存在的精神关怀。

  在道德教育的层面上,低幼童话作品大多淡化了道德观念的阐释与说教意味,而开始从道德关怀作为一种自然人性内容的角度,发掘和呈现生命关怀的温暖。孙幼军的系列童话《小猪稀哩呼噜》、汤素兰的系列童话《笨狼的故事》等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批作品。在更深的意义层面上,这样的艺术形象也反映出当代童话对于最普通的生命个体的关注与关怀。同时,对于特殊生命的关怀也开始进入到童话创作的视野中。

  如刘兴诗的短篇《风的握手》

  等童话,以较为圆熟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作家对于个体生命不幸的关切。

  低幼童话作家往往倾向于强调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积极面。低幼童话常常呈现为一种人类童年时代尚未与自然割断天然关联的融洽境界。张秋生的许多童话短篇都致力于营造这样的境界。

  金波的不少小童话也展示了童年生命与自然相融合的美。如《幸福的爬山虎》(宋雪蕾)、《小狐狸看花灯》(延玲玉)、《我变成了一棵树》(顾鹰)、《天空飞过一群鱼》( 赵益花 ) 等短篇童话,将人与动物、植物的彼此相遇与认同,描绘得有如童年生活中一种真实的存在,也使不同生命间的这份交流、关怀显得格外自然。低幼童话不回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虽然在具体的文学叙述中,低幼童话往往仍然选择把这种矛盾处理为积极关系的一种铺垫。《鸟树》(裴慎勤)、《小儿郎·小儿狼》(黄一辉)、《独弦琴》(四平)等童话,从人类个体与自然生物的分裂状态(表现为捕捉、打猎等人类行动)写起,最后仍然落笔在这种分裂关系的修复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上。

  二、以自然为叙述主体并隐藏于文本背后

  童话以特有的拟人手法来呈现自然界的诗意和趣味,想象自然生命的温情与追求。童话作家借助于其他生命展开的故事上的创作模式的超越,在尊重自然生命独立的特征与价值的前提下,写出作家本人关于自然、生命、宇宙存在的感悟与思索。

  如果说童话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它的隐喻功能,那么在近年来以自然生命题材的童话作品中,这种隐喻不再停留在简单的“自然—社会”“动物—人间”的对应比拟关系上,而是被拓展到了宽阔的生命关怀的层面上。《头戴水珠的杉苗儿》(金吉泰)、《月光下的长廊》(王晓明)、《长眼睛的小树》(张秋生)、《蝴蝶信》(张绍军)、《为蜣螂奏乐》(李丽萍)、《找回来的歌》(郑春华)、《穿红裙子的小蚱蜢》(徐光梅)等童话,传达的是自然界和宇宙中活泼真切的生命诗情;《一闪一闪的猫妈妈》(陆弘)、《穿绿衣的蛇郎》(赵燕翼)、《铁夹子里的大萝卜》(普飞)、《种围墙》(王玲)、《奔跑的灰点》(萧萍)、《若伯特的“孩子”》(范先慧)等作品,是对于自然世界生命温情的充满奇趣又令人颇为着迷的想象;而《驮月光》(康复昆)、《波波和果果的魔法草莓》(保冬妮)等作品,则是将自然环境中生命的幻想追寻与人间生活的哲理蕴涵贴切地融合在了一起。

  当代童话创作,在对于工业时代和消费文化中人类生存的精神关怀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在童话创作中表现为作家对存在于生命之间的“爱”“尊重”“理解”“关怀”等价值观念的倡导。

  应该说,童话自其诞生伊始,其情节动力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

  在流传下来的许多民间童话里,自然或者被呈现为人需要克服的某种阻力的象征,或者是主人公达成某一目的的中介,缺少对其独立价值的艺术表现。当代童话创作则将关注点转向自然存在的独立尊严,致力于在双方关系的阐释中表现这种尊严。

  这种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人类中心意识的批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体认,是以较高年龄层次的儿童读者为接受对象的童话而言,它常常并不回避表现消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反而借此表达严肃的现实批判内容。如班马的《老木舅舅迷踪记》、邱勋的《绿蚂蚁公园》、李志伟的《闪电摩托》等短篇作品就饱含了对人性的贪婪、自私、冷漠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对于自然生态和他者生命的难以估量的伤害的深入批判。

  《老木舅舅迷踪记》中为了保存正在毁坏中的地球生态面貌而被迫“冻结”各种生物的枪手老丹,他所带给我们的,是关于现代文明下地球生态现状的一种令人颇为震撼的反思。而另一批中高年龄段童话则显示出受到中国古典美学与一部分日本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的影响,如《月亮花园》(韦伶)、《医生的一夜》(张留留)、《野草莓》(秦萤亮)等。这些童话将人类个体放置在带有神秘意味的自然或宇宙的背景上,以此来表现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诗意,自然界的各种意象在这里被赋予了特定的心灵疗救和补偿的意义。

  童话表现自然生态意识的优势在于,它的泛灵思维特征使作家的叙述得以自然地走入到他者生命的意识和立场上,从而较为自如地完成相应的艺术表现。从总体上看,动物、植物等自然意象大量地出现在世纪之交的童话作品中,很多时候,这些意象不再仅仅被赋予完全拟人的情感、动机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作为自然生命的代言者,在我们心里唤起对于那几乎被忘却了的人与自然相对话、相交融的遥远年代的回忆和眷念。

  三、站在生命发展的立场上展开评判

  当代童话也在社会现实与人性之复杂内涵的接受、呈现和反思方面展开了新的尝试。这一尝试与 20 世纪前、中期形成的或者摒弃丑恶、或者将这种丑恶予以政治化的童话美学框架殊不相同。它是站在生命发展的立场上,对生命本身展开的评判。如 1989 年谢华的短篇童话《岩石上的小蝌蚪》所引发的一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篇作品以一种批评的姿态,提醒读者注意到那深埋于童年和成年个体心性中的自我中心感所造成的对于他者生命的淡漠。其后出现的一部分童话,对于社会、人性和童年的批判与审视甚至达到了较高的深度。如谢华发表于 1999 年的短篇《木偶徐正兴的故事》,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故事叙述,延续了童年审视的主题。此外如似田的《老虎捕人》、刘第红的《蛙琴》、小河的《河的那一边》、陈晖的《男孩,女孩,地摊上的小狗》等作品,也对现代文明、人性以及童年的消极面提出了较为深刻的批判和反思。随着读者年龄段的增高,这类作品的数量略有增加,但总体上来看,它在当代童话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小。

  当代童话在精神生态维度上的美学拓展,还表现在对于现代工业文明下生命精神所受到的压抑和污染的警醒与批判上。李潼的短篇《水柳村的抱抱树》表达了在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生活中对于生命诗意的呼唤。王一梅的长篇《木偶的森林》触及到了现代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交互与和解的话题。不难看出,上述主题又往往与自然生态题材结合在一起。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些带有幻想或科幻性质的童话故事,在一个当下或虚拟的现代文明环境中描写生命所不得不面对的精神诉求的无奈落空以及由此而生的精神窘困,也构成了当代童话精神的一种丰富和深化。

  参考文献:

  [1] 曾繁仁 . 试论生态美学 [J]. 文艺研究,2002(5).
  [2] 张 皓 . 生态文艺 :21 世纪的诗学话题 [J]. 文艺理论,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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