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群体化次韵与异代相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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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次韵,本指诗歌创作中沿用他人韵字进行再创作的一种形式。一般认为,中唐白居易、元稹,及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是较早以次韵相酬形式创作的诗人。如陆游《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说,诗歌次韵“自元、白至皮、陆,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1]; 程大昌《考古编》说: “唐世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二公自号元和体,曰古未之有也。”[2]47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也说: “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3]193 -194入宋,常见于诗歌领域的次韵,也开始广泛流行于宋词创作中。宋词中的次韵,大多存在于私人交往密切的词作者之间,这样的次韵,有的甚至也能达到“往复有八九和者”,如南宋刘克庄以《水调歌头》调“和林卿韵”,前后竟有十和之多。但是,宋词中也有部分作品,因被许多词人一次再次,从而形成次韵创作群体化及异代相次的特点。那么,宋词中哪些作品更容易被同代人一次再次? 宋词的群体化次韵与异代相次多在什么背景下发生? 其于宋词抒情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讨论。

  一

  次韵群体化,是指围绕一首词,出现多位同时代词人相次唱和的情况,这种以群组创作形式产生的作品,往往在抒情内容与主题上与原作有较大一致性。

  试以秦观《千秋岁》( “水边沙外”) 及贺铸《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 的屡次被次现象来说明这个问题。元祐九年( 1094) 四月,宋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时局遽变。秦观先是坐党籍以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上任途中又以“影附苏轼,增损实录”罪名贬监处州酒稅,后又编管郴州,他的《千秋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词云: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鵷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4]P460该词以写实笔触,回顾往昔友朋聚会之乐及目下所遭痛苦之深,抒情十分感人。词中以“花影乱、莺声碎”写遭贬之绝望,以“飞红万点愁如海”言人生所负愁恨之无穷。就是这样一首抒发遭受贬谪之悲的作品,引来了当时许多词人的次韵唱和。

  第一个次韵唱和的是秦观好友孔平仲。《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载,秦观此词原本为赠孔平仲( 字毅甫) 之作: “秦少游所作《千秋岁》词,予尝见诸公唱和亲笔,乃知在衡阳时作也。少游云: ‘至衡阳,呈孔毅甫使君。’其词云云,今更不载。毅甫本云: ‘次韵少游见赠。’”[5]487孔平仲的和作是:

  春风湖外,红杏花初退。孤馆静,愁肠碎。泪馀痕在枕,别久香销带。新睡起。小园戏蝶飞成对。

  惆怅人谁会,随处聊倾盖。情暂遣,心何在。锦书消息断,玉漏花阴改。迟日暮,仙山杳杳空云海。[4]368孔为人刚直,然仕途坎坷,绍圣年间亦坐党籍遭贬,作为秦词的第一个读者,他的次韵之作,自少不了同病相怜之意,故其沿秦词思路,不仅续写迁谪之悲、谪宦行役之苦,更婉达了他于好友秦观不尽的思念与牵挂。

  稍后,秦观这首《千秋岁》被远在海南岛的苏轼看到,他也相次其韵云: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4]332“东坡在儋耳,侄孙苏元老,因赵秀才还自京师,以少游、毅甫所赠酬者寄之。东坡乃次韵录示元老。”[5]487从苏轼这首次韵作品看,抒发遭遇贬谪的沉痛哀伤之情,也同样是其抒情的主要方面。

  继苏轼次韵后,黄庭坚崇宁遭贬宜州路出衡阳,追悼谢世不久的秦观,又依少游《千秋岁》原韵庚和一首:

  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飞骑轧,鸣珂碎。齐歌云绕扇,赵舞风回带。严鼓断,杯盘狼藉犹相对。洒泪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重感慨,波涛万贯珠沈海。[4]P412词前小序云: “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 ‘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览其遗墨,始追和其《千秋岁》词。”[4]P412从黄庭坚的次韵作品中可以看到,不仅秦词抒贬谪之悲的主题在黄词中得以延续,同时黄词在回顾当年与少游“同朝退”之欢愉后,更为其人生不幸大发悲音。他的同情与哀悼,实亦不乏对自己遭遇政治打击的伤怀,而且,这首次韵词在黄庭坚全部词作中,也是抒情最为外露且无比悲哀的一首。[6]

  故俞陛云称此词“先叙同官之乐,后言长别之悲,结句极沉痛”[7]227,信然。继黄庭坚之后,苏轼门人李之仪再次次韵该词。

  李之仪一生曾因接近苏轼被停职,又有过与秦观一样的被编管的不幸遭遇,故他的《千秋岁》( 题为“用秦少游韵”) ,以“地偏人罕到,风惨寒微带”,及“叹息谁能会,犹记逢倾盖。……沈沈音信断,冉冉光阴改。红日晚,仙山路隔空云海”[4]341诸句,既表达对师友的怀念,又哀伤自身不幸,其抒情仍然保持了与秦观原词抒情风格的一致。

  《千秋岁》属双调词,七十一字,押仄韵,上下片各五韵,每个韵字均收音于 - i.其中上片五个韵脚字: 外、退、碎、带、对,是去声字; 下片韵脚字除会字是去声外,其余四字: 盖、在、改、海,都是上声字,这从秦观原作到诸人和作都完全一致。

  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于贺铸《青玉案》一词的屡次被次韵唱和中。贺词云: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知处。飞川冉冉蘅皋暮,彩笔新提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4]513贺铸一生沉沦下僚,胸多块垒,《宋史·文苑传》称他“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8]P13103.《青玉案》创作于词人晚年孤居苏州时期,因其抒情深婉不露痕迹,且连用三种事象作比,以寄托其幽居穷处的政治悲愁,故时人取词中“梅子”二字称其“贺梅子”.此词问世后受到许多人激赏,并被当时人多次次韵。《能改斋漫录》载:

  贺方回为《青玉案》词,山谷尤爱之,故作小诗以纪其事。及谪宜州,山谷兄元明( 黄大临字) 和以送之云: ( 词略) 山谷和云: ( 词略) 洪觉范亦尝和云:

  “绿槐烟柳长亭路,恨取次分离去。日永如年愁难度,高城回首,暮云遮尽,目断人何处。解鞍旅舍天将暮,暗忆丁宁千万句,一寸危肠情几许。薄衾孤枕,梦回人静,彻晓萧萧雨。”[5]470所谓黄庭坚“作小诗以纪其事”,即指崇宁二年( 1103) 黄自鄂州寄于贺铸( 字方回) 的绝句《寄贺方回》: “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其实《能改斋漫录》于贺铸《青玉案》词被次韵情况的记载并不全面,不仅黄庭坚兄弟次韵此词不止两首,且除黄氏兄弟及惠洪次韵外,苏轼、李之仪、谢逸亦曾次韵该词。检《全宋词》所录黄庭坚兄弟词中仅有的三首《青玉案》,都创作于崇宁二年( 1103) 黄庭坚被除名编隶宜州前后,且都是次韵贺铸《青玉案》的作品。黄大临次韵所作的《青玉案》,肝肠哀断,迸泪水飞,其于黄庭坚人生命运的同情,对他远放宜州的种种担忧,以及对执政者滥贬无辜的愤怒、无奈,都或隐或显反映于词中。而黄庭坚面对政治打击,心中虽有忧愁,更多的却是滴水穿云的无悔及于仕宦的心灰意冷。[6]

  贺铸原作写怅惘迷茫的愁闷心境,这在黄庭坚兄弟的次韵之作中,更得到了深化和拓展。苏轼《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故居》云:三年枕上吴中路,遣黄犬,随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渡,莫惊鸳鹭,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辋川图上看春暮,常记高人右丞句。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4]320苏轼毕生沉浮宦海,始终向往归隐,王维“辋川图”及其诗中的隐居情调,使他羡慕不已。故和词中他说回归的愿望如此强烈,甚至连天都已被感动( 此处之“天”也有隐指朝廷之意) .就全词透出的身不由己的怅惘情绪看,苏轼的抒情也并没有脱离贺铸原作表现仕宦感受、抒发人生悲愁的范畴。

  《青玉案》,又名《横塘路》,双调,六十七字,上下片各四仄韵,词牌得名于汉张衡《四愁诗》: “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除苏轼外,作为同代人的李之仪、谢逸的次韵之作,无论用韵还是抒情本意,亦与贺词同。李之仪《青玉案·用贺方回韵有所祷而作》,写仕路漂泊、无处可归的茫然; 谢逸毕生漂泊江湖,其次韵贺词,改原词抒发政治失意情怀为抒写自己漂泊江湖感受,抒情性质仍与贺词保持一致。

  倒是《能改斋漫录》中所录惠洪的次韵之作,字面看虽是写“日永如年愁难度”之悲凉孤凄,实质上却是写离情。这样的抒情并非偶然,它正与作者不在仕宦之途的身份有关。

  由此可见,宋词中的次韵群体化现象有十分突出的特点: 首先,原词作者与次韵者在生活时代上有交集,且这个群体的成员相互之间也有较为密切的个人交往; 其次,次韵的发生,首先是被次韵词的抒情激起其他词人的感情共鸣,从而使他们前后相次,这与文学史上那种以展示才学、斗巧文字为目的的诗词次韵并不同; 第三,群体化次韵的作者,当他们不约而同对同一首词次韵唱和时,实际上,他们大都面临着与原词作者创作该词时相同相似的心境与情感历程。从这些方面来看,群体化次韵这种创作形式本身,实质上又担负着表达次韵群体共同心声、交流相互感情、进行心灵沟通的目的。从词史发展的角度看,群体化次韵的出现,已超出了单纯艺术表现形式的美学范畴,而进入了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更广泛领域。这一点,尤值得重视。

  二

  异代相次,是指次韵者与原词作者并不生活在同一时代,次韵行为对于原词作者而言,不存在酬答性质。诗词次韵大多数情况下本是发生在朋友间的艺术交流活动,但翻检宋词,从群体化次韵开始,原本流行于次韵活动中的切磋词艺、酬答原作者的功能已开始消减,而表达共鸣、反映次韵者个人身世境遇的成分则大大增强,同时,次韵者与原作者所处社会角色的营垒色彩也开始趋于显著,如同为旧党人员的苏轼等,对秦观词的次韵就是如此。

  然而,在异代相次中,次韵行为本身的酬答功能则完全丧失,后代词人次韵前人作品,已完全出于对原作品抒情内容或艺术成就的共鸣与认同。尤其是,当次韵者面临与原作者相同相似的人生境遇时,无疑又进一步强化了产生次韵行为的异代认同感。以苏轼词在宋代屡被后人相次情况为例。苏词以其高度成就及作者本人人格魅力,得后人广泛喜爱,其中,被次韵最多的莫过《念奴娇·赤壁怀古》。

  仅宋代词人中就有 13 人作 22 首词次韵该词,且基本都是异代相次。其中次韵创作最多的是辛弃疾( 4首) 、刘辰翁( 4 首) 和文天祥( 3 首) 三人。为什么此词得后人偏爱? 南宋胡仔解释是“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 元好问则认为是“词才百余字,而江山人物无复馀蕴”.实际上,考察原词创作背景及各次韵之作的抒情内容可知,其广受后人追捧,也正是因作品的抒情内容引起次韵者广泛共鸣的结果。

  苏轼经“乌台诗案”贬居黄州后,在政治处境险恶的背景下创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蕴涵他深广的人生感喟与仕宦失意之情自不在话下,故其被南宋最著名的三位爱国文人次韵相和,并非偶然。

  如,辛弃疾就是在投闲置散的境遇下次韵苏词,刘辰翁则在漂泊江湖的憔悴中次韵苏词。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动乱中,仍坚持抗元斗争直至被俘的文天祥,也是在其身世的无比悲凉中唱和苏轼此词。辛弃疾《念奴娇·用东坡赤壁韵》云: “堪叹黄菊凋零,孤标应也有,梅花争发。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世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故人何在,长歌应伴残月。”其悲慨失落中的抒情,正类苏词。刘辰翁《酹江月·北客用坡韵改赋访梅》云:

  “憔悴梦断吴山,有何人报我,前村夜发。蜡屐霜泥烟步外,转入波光明灭。雪后风前,水边竹外,岁晚华余发。戴花人去,江妃空弄明月。”尽管是咏梅之作,却是写尽了人世飘零之叹。而文天祥《酹江月》( 和) 则云: “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酹江月·南康军和苏韵》又这样写道:

  庐山依旧,凄凉处、无限江南风物。空翠睛岚浮汗漫,还障天东半壁。雁过孤峰,猿归危嶂,风急波翻雪。乾坤未老,地灵尚有人杰。堪嗟漂泊孤舟,河倾斗落,客梦催明发。南浦闲云过草树,回首旌旗明灭。三十年来,十年一过,空有星星发。夜深悉听,胡笳吹彻寒月。

  [4]3305此词抒情的凄凉与悲哀,已远远超出了苏轼原词抒发人生失意感受的范围。所以说,宋词异代相次现象的产生,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次韵者面临与原作者相同相似的人生境遇时,缘于心理结构的共通、情感状态的相似相类所激发而成,这才是宋词异代相次的基本前提。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苏轼其他作品中。如苏词《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论者指出: “它既是在写杨花,又是在写人。词人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对不幸遭遇的唱叹,都融入杨花形象之中。从杨花的无人珍惜,从杨花的飘零沦落,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以及与词人相类似的某些人的不幸命运。” [9]342苏轼自己在写给章质夫的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柳花》词绝妙,使来者何以措辞? 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七夕》词录呈。[10]1315如果次韵词并无政治寄托,他又何必交代章质夫“不以示人”? 恰恰是这种借咏花以慨叹政治际遇的抒情,激起了后代词人的次韵热情。如南渡初词人李纲“次韵和质夫、子瞻杨花词”的《水龙吟》云:

  晚春天气融和,乍惊密雪烟空坠。因风飘荡,千门万户,牵情惹思。青眼初开,翠眉才展,小园长闭。

  又谁知化作,琼花玉屑,共榆荚、漫天起。深院美人慵困,乱云鬟、尽从妆缀。小廊回处,氍毹重叠,轻拈却碎。飞入楼台,舞穿帘幕,总归流水。怅青春又过,年年此恨,满东风泪。[4]908李纲是南渡初著名抗战派词人,在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时代,他创作的词大多数都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意蕴。这首异代相次的作品,词境朦胧伤感,词意凄凉低徊,寄托着作者无尽的政治悲愁与独力难任的现实感受,这恰好与苏词抒情性质一致。

  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从其他词人作品被异代次韵的事实中看到。如刘辰翁在南宋灭亡后,次韵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一词时说:

  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4]3229从这段序文可知,刘的次韵之作完成于公元1278 年( 乙亥为公元 1275 年,即宋德祐元年) 此时宋亡已三个年头。易安南奔,大宋犹存半壁,然其作《永遇乐》仍有“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之叹; 辰翁漂泊,宋朝已无寸土,故其次韵之作有“璧月初晴,黛云远淡,春事谁主”之恨。如果不是相似的时局变故及相近相同的人生境遇,刘辰翁又何能与百余年前的李清照情同此心而产生这样的异代同悲之感? 不仅刘辰翁自己次韵易安这首词,从他的另一首《永遇乐》抒发亡国之痛的《永遇乐》词小序“余方痛上元夕之习,邓中甫适和易安词至,遂以其事吊之”[4]3329可知,当时还有一位词人邓中甫,以次韵唱和过昌安倾诉破国之家之痛的词作。所以,就宋词中存在的异代次韵现象看,次韵者因身世境遇之感而触发次韵行为,实为考察宋词次韵不可忽视的方面。

  综上所述,宋词次韵群体化及异代相次现象的产生,实际上大多与次韵者身世际遇密切相关。一首词所以能在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时段内,激起词人们共同次韵唱和,多数情况下正与这个作者群所经历的生活事象有关。而异代相次现象之发生,更与时代政治背景及次韵者现实处境息息相关。北宋元祐词人的作品,在崇宁党禁后,基本上无人敢公开相次,南宋政权初建后,李清照等人的爱国词作,却被宋末遗民词人一再相次唱和。这都说明,正是时代情势与不幸遭遇的人生磨难,使得词人们更愿意以同韵相次的创作形式,或互通心声或隔代寄托哀思,从而使得次韵的形式,也变成了宋词作者们创作抒情内容相近、主题相类的系列作品的重要形式。从词史发展的角度看,它也反映了宋词抒情进一步向反映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靠拢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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