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不同阶层、不同时期的主流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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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国维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词是我国文化古典文学的一座高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让我们叹为观止。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宋人的思想的空前解放,为宋词这个文学新的文学样式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宋代,文人优越的待遇,并且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为词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怎么样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才能经得起 文学史的考验,能够长久不衰- - 即我们对于当时词作的评价应该持怎样的标准和态度。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词的发展阶段性特征,要从中总结宋代词人不同阶层、不同时期的主流审美情趣,并且根据不同阶段的审美情趣分析具体作家的词品与人品之关系。

  一、从“词为艳科”到尊词体: 宋人词体观念的发展

  宋代是词发展的高峰时期,而宋词的形式发展多样化。对宋词的评价,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雅与俗两种。不可否定,有的词人的作品产生的接受效果则二者兼之。宋代约三百二十年的历史,由歌舞升平到偏安一隅,再到最后的灭亡,文人的情怀也随着国家的命运起伏。宋词是一部史诗,把赵宋王朝的历史铭刻在一首首“委婉”的词作当中。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对于词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宋人词体观念的变化对于宋词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它代表了宋代特定文化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词的功能和样式的开拓,宋人对于词的丰富内涵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词的地位一直不高,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经过一代代词人的不懈努力,词才获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才由“小道末技”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 一) 从“词为艳科”到宋人对“小词”的喜爱

  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宋初词人仍然固守着“诗为正统,词为艳科”传统的思想。词在晚唐五代就成为歌舞宴前“助娇娆之态”、“娱宾遣兴”的玩乐手段。花间词人的词无不缕金错采、描红吐翠。《新唐书·温庭筠传》评价温庭筠时说: “能逐管弦之音为侧艳之词”,可见,在当时人们的观念当中,“词为艳科”的观念已成为一种共识。“词为艳科”的“艳”多被指为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 沈义父《乐府指迷》) .因此“诗庄词媚”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的认知。五代词人欧阳炯《花间集序》: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 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这代表着传统的词体观念,对于词认为是长短句的形式、男欢女爱的内容、软媚艳丽的风格、歌舞以佐娱乐的新兴音乐文学样式。可以看出,词只是一个娱乐的工具,宋人不会把它提高到一个可以影响教育和社会的层面。词的产生本来就来自民间,带有下层劳苦大众对于生活的理解,随后在官僚文人之间的传播与接收,才产生出不同质的作品。文人士大夫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只能把词摆在一个娱乐的位置。

  “小词”的地位被很多宋人所接受,这对词的发展是有利的。他们在观念上对词并不重视,但在创作上却不由自主。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布衣文人,对词无不喜爱。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声”; 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有《珠玉词》一百三十六首,几乎首首经典,如“一曲细丝清脆朱唇,斟绿酒,掩红巾”( 《凤御杯》) 、“慢引萧娘舞袖回”( 《采桑子》) ,其在词作上下得功夫可见一斑; 倡导“究古明道”的欧阳修,存词二百四十一首,也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南歌子》) 的缠绵小词。此外,如范仲淹、寇准、王安石等特别喜欢写小词。

  总之,上自宫庭、阀阅、显宦,下至名士、学者、市侩、歌妓、武夫、走卒以及隐逸方外之人,都能制作几首歌词。这个特殊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出词能够比诗有更好的表达。这也预示着词越来越为人所接受,这对后来词的地位的逐渐提高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有着积极地意义。

  ( 二) 柳永、苏轼、李清照“尊词体”的努力

  在宋词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柳永、苏轼、李清照,他们是我们在词发展历史上不得不提及的。他们在给词以新的面孔,赋予新的使命,使她真正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文学样式而不懈努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提高词的地位而合理化发展词的轨迹。当然,词的发展与地位的提高,不仅仅是这三名旗手的功劳,它其中也包含着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与时代的因素。柳永发展词的形式,创造了慢词,加入了新的曲调,丰富了词的内容。同时,他突破了以往文人词的委婉,大胆真实的表现自己内心情感的变化。这类作品主要突出体现在他的一些任性反映命运不济的作品之上。如《鹤冲天》中“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的不满与牢骚。苏轼的主要贡献是丰富了文人词的内容,扩大了文人词可以抒写的对象。他提出了“以诗为词”革新理念,为词的发展开辟新的局面。同时,他强调了词是一种区别于诗歌的新的文学样式,同样也可以抒写诗歌所表达的感情。例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加入了新的感情色彩,对于词所能容纳的思想感情与叙事范畴进行了扩张,有力地发展了词的新天地。李清照,作为一个宋代的女词人,她的《词论》中“词别是一家”的理念体现了出来,评论词人中肯,为后来学者提供了学填词的路径,在理论总结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三位词人在宋词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对宋词地位的提高做出了积极地贡献。

  二、由俗到雅: 宋人审美情趣流变

  如何评判作品的好坏,一方面要把作品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面;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受众对象的接受与消费能力。这里只是大致从表现内容与受众的评价,概括性地对于宋词的雅化进行分析。词的产生最早来源于民间,无可厚非的带上了“俗”的印记。“俗”一直以来备受打击和排斥,但是它有其独特不可取代的审美价值与历史地位。俗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中,它催促了“雅”的诞生。从北宋到南宋,宋词一直是雅化的过程。雅与俗各自有其审美群体与接收观众,两者相互促进才使宋词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 一) 雅词与俗词的比较

  “雅”、“俗”,是我国古典文论中重要的范畴。无论历史如何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人们运用“雅”、“俗”去评价事物的审美价值。当然,历史是发展的,不同时期人们对于“雅”、“俗”的认定也有所不同。“雅”、“俗”由来已久,从最早的探讨的先秦儒家乐论,到后来的汉人引进到文学范畴。魏晋时期,“雅”、“俗”成为了评论个人的品质和文学创作的尺度。到了宋代,“雅”、“俗”作为评价人格和文学艺术方面的标准,更加突出和强调,从而成为成熟恒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

  到了宋代,人们注重个人的学术修养和学识积累,“雅”、“俗”也成了宋人的价值的评判标准。雅与俗是相对的,忌俗尚雅和以俗为雅、“雅”、“俗”贯通,雅与俗在交织之中发展,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审美主体与接收群体。宋词作为宋代独特的文学产品,从最初的民间流传到后来的文人创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其发展轨迹。宋词的“雅”、“俗”问题一直是词界探讨的热点,它一方面反映了士大夫的根深蒂固的审美价值与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词学本身的发展。“雅”、“俗”问题的提出,有力的提高了词“小道”的地位,也促使词自身的全面发展。

  ( 二) 宋词评价中的“雅”、“俗”

  “雅”、“俗”,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可以涵盖文学评论,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具体到宋词的“雅”、“俗”之中,主要探讨的宋词文本的“雅”、“俗”问题。从此词的发展的轨迹来看,是从俗趋向雅的过程。雅与俗是相对而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的时期具有一定的特点。同时,我们不可忽视,在宋词中评论词的“雅”、“俗”仍然带有一定主观色彩。但是,对于宋词来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学范畴中仍有其相对概括性的“雅”、“俗”.对于宋词而言,“雅”主要是指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的带有传统诗教的讲求理性的表达,通常语言庄重、高雅,内容表达意向深远,带有士大夫( 上层统治阶级) 情怀的社会主导意思的审美需求与价值取向; 俗则主要指为广大下层人士所喜爱表达自由,内容接近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世俗题材的民间审美趣味。

  宋词的雅与俗,最直接可以得到的判断当从词作本身去考究。当然,我们在评价的时候,应当考虑加入当时的社会环境、词人的生平等因素。“雅”、“俗”文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内容上,“雅”表现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或身世感慨等一类较为严肃的社会人生主题;“俗”则表现那些为中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富于感官刺激的世俗题材。就风格而言,“雅”在表达方式上含蓄慰藉,语言典雅; 而“俗”在表达方式上则直白浅露,语言低俗。

  当然,宋词的“雅”、“俗”也是人为定义的,难免有所偏颇。词作的“雅”、“俗”,诚然也不能作为标签对于词人的评价。柳永与苏轼应该是大量创作宋词并且特点比较鲜明的两位词人。提起柳永可能我们想起的大多数是其与歌妓的交流,语言的通俗化,内容的低俗: “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 《玉女摇仙佩》) 、“问甚时与你,深怜痛惜还依旧”( 《倾杯乐》) .从上述柳永的词中,更多的让我们可以看出这类词属于俗,它表现的内容接近平民化,语言朴实,内容多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虽然格调不高,易于流传,不需要考虑太多的封建伦理道德,也不用受到传统道德的约束,表现的是真性情。柳永用世俗话的语言表现出通俗的意思,使词作贴近社会,反应真实的社会状况。从这些词作之中,我们更容易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

  一代文豪苏轼,他的词作估计更多的是让我们觉得是雅词,是他扩大了词作的内容,“以诗为词”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词的魅力。“老夫聊发少年狂”( 《江城子·密州出猎》) 的建功立业的豪迈,让我们看到的是读书人的远大抱负; “莫听穿林打叶声”( 《定风波》) 虽处逆境,仍然乐观豁达的人生。相对来说,对于社会影响力的大小而言,词的传播与接受会有一定的反映。作为文人词,上流社会可能宴饮交流表现的是儒家诗教要求体现的内容,而作为布衣的下层人民可能更多的表现是日常生活中贴近的事件。当然,不是说哪一个词人只是单纯创造雅词,一首俗词就不再填了。

  就单个作家的作品来看,既有雅词也有俗词。如欧阳修,既有沿袭“花间”及南唐传统的文人雅词; 也有被人称作俗词的作品。他的《六一词》较庄雅,而《醉翁情趣外篇》则冶艳。又如柳永,既有《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这样的雅词,又有《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语言的理俗和感情的直露。再如秦观,其《满庭芳·山抹微云》被苏轼认为是学柳永作词,是俗词,但他的《烷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则“景中见情,轻灵含蓄,简直能置于《花间》、南唐词中而不辨真伪”.从文本本身去看词都是汉字的组成,但是语言的表达,描写的对象却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在宋代是同一种事件,不同阶层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关注的角度是不同的。针对于雅与俗的探讨只是对于宋词本身的评价,它只能代表当时一种趋势与当时所倡导的主流思想所包容的。综上所述,宋人在儒家诗教的影响下,以“诗言志”的标准来评判词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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