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文学与现代文学内涵辨析

所属栏目:现当代文学论文 论文作者:/
论文摘要

  任何一个学科的命名、理念、及知识体系的建构都是繁复的,且是源远流长。以“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者而言,如果去探究它们之间是哪一个概念最先使用的?是哪一个人最早提出来的?恐怕十分艰难,也似乎不会有定论。记得钱玄同曾说,创造新文学的第一人是梁启超:“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君。”①细细阅读,又很有趣,“新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概念同时出现了。可见,文学史的学科命名、学术理念及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确有颇多的课题值得人们去探讨。

  一、“新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概念辨析
  
  在文坛、在各大专院校、在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两个概念的认知和使用常常是互通、互换的,多数人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30年间的文学发展史。但如果进行深入的探究,两者之间确是存在着太多的不同和差异、太复杂的交叉渗透乃至发展嬗变。

  大家的共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置始于建国初期。据王瑶先生介绍,1948年北京解放时,他正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学生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的文学史。第二年,1949年,清华大学增设了“中国新文学史”课程。随后,1950年5月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召开,同时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作为全国各大专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要基础课程,并规定课程的内容:“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代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着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②为了适应各大专院校的授课需要,一系列相关教程和研究性、资料性着述相继问世。李何林等人着《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于1951年7月北京新建设杂志社出版,王瑶着《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于1951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下册于1953年8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蔡仪着《中国新文学讲话》于1952年11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丁易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于1955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张毕来着《新文学史纲》(第1卷)于1955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刘绶松着《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于1956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等。于是,中国新文学史或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课程、一个学科便成为建国以来全国综合类大专院校中文系的基本设置。

  在建国初期至1957年前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中,王瑶着《中国新文学史稿》颇具代表性。一方面,此书的书写模式、体例结构以及研究方法,都可谓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自中国新文学史诞生以来的一次厚重的学术积淀、一次本学科研究成果的历史性整合。其内容丰富、史料翔实、风格严谨,如温儒敏教授说:“着者敢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正视现代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重大文学现象,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反映这些现象。……很注重艺术分析,力求对各个作家创作的主要风格特征作出简明而又准确的概括。”③另一方面,此书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文学性质、指导思想、历史分期、写作格局几个方面又为建国后的现代文学史书写奠定了一种基本模式。即: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思想,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开端,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学为性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进程为依照分为四个历史阶段。于是,全书的纵向排列是四编:第一编,伟大的开始及发展(1919-1927),讲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传统的建设;第二编,左联十年(1928-1937),讲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革命文学活动;第三编,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37-1942),讲抗战文艺;第四编,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1942-1949),讲抗日战争中后期和解放区的文艺。

  全书各编的横向分布基本一致,每编分别为五章,第一章为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思潮和文学社团的概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依次为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随后,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都沿袭了王瑶先生着《中国新文学史稿》所建构的学科理念、文学性质和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指出了两个方向:一个是“新文学”,另一个是“现代文学”或“民主主义文学”.即:“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人们一向习惯称为新文学.这个新的意义是与主要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旧文学相对而言的,说明它从思想到形式都与过去的文学有了不同的风貌。……当我们考察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创作的前进道路的时候,应该首先看到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历史发展中来具体反映现时生活的,是随着革命的步伐一同前进的,这才是五四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真正含义。”④有意思的是,王瑶在此书中常常同时使用“新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两个概念,或许正是这种混用,呈现出以“新”为指向的中国新文学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指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内涵,并因此使今天的学者们纠结其中。同时,也正是这种混用,使《中国新文学史稿》既继承了1949年前的“新文学”的文学史理念,又开拓了1949年后的“现代文学”的文学体系。

  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历史,也可以看这种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发展嬗变。如前面所述,在50年代前期、中期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多以“新文学”命名。以1957年为界,其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就多以“现代文学”命名了。如:孙中田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1960年出版;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等等。刘绶松曾讲述所着文学史的出版情况:“《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初版于1956年。1958年至1959年着者曾修改一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在我校内部印行。”⑤可见,这种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潜移默化的,且渗透着太多的时代因素和政治话语。

  二、“现代”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
  
  在中国大陆上,建国后陆续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大都沿袭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模式中的“现代文学”一脉。即,文学史性质为“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它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

  ⑥源于这一基本性质,着者们依据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建构起各自的文学史格局。蔡仪解释其《中国新文学讲话》,其指导思想“不是叙述一般新文学运动的史实,只是考察几个新文学史上的问题,却想通过这几个问题,去认识新文学运动的大致情形,并且进一步去理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如何英明地把握了新文学运动史的主导方向,解决了当时新文学工作中的基本问题。”

  ⑦于是此书主要讲述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新文学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关系、新文学运动的团结和斗争、新现实主义的精神、大众化的倾向等。刘绶松解释其《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目的“仅仅是想给读者提供一点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的参考资料。”

  ⑧于是此书除依照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模式书写各历史阶段的文学运动、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之外,特别增加了“思想战线上的对敌斗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老根据地的文学运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收获”等章节内容。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繁荣,丰富多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相继问世,乃至不计其数。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现代文学”历史发展阶段的一部标志性成果,它规模大、实力强、编撰时间长,拥有众多此学科的着名学者。编委会成员里面有文学研究所的唐弢、樊骏,北京大学的王瑶、严家炎,武汉大学的刘绶松,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葆、杨占升,山东大学的刘泮溪,厦门大学的万平近,华中师范学院的等诸多权威学者。“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⑨可谓是该书的突出成就。虽然此书在文学史性质、指导思想、历史分期等方面还是沿袭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基本理念,并主要以政治思想与阶级观念评判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即:“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

  ⑩但是,其研究视域明显地扩大,文学性因素也明显地增强。它摆脱了以往文学史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大文体为基本结构的书写模式,而是以作家作品为本位来着史立传。它依据文学性因素或文学史贡献,突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着名作家的价值地位。它使很多曾经被忽略或因某种原因不能被入史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真实地再现出来,如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及浪漫主义一脉作家们,如象征派诗歌、孤岛文学、沈从文、张恨水、路翎,等。因而,此部文学史也成为新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被大多数高等院校长期列为教材。

  真正使中国现代文学史进入“现代”理念和“现代”知识体系的是钱理群等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该书于1987年8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与高校中文系师生的高度认可,于1991年、1996年两次重印,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修订本。此时,该书进一步明确定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在本书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由于“现代”的性质所决定,中国现代文学史便依据“文学的现代化”知识谱系而生成、存在、发展,并因此在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挥着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特殊作用。如果说,唐弢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突破了文体研究的结构模式,创立了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本位研究,那么,钱理群等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既突破了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以来长期将新文学隶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话语下的文学“性质”,也突破了唐弢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作品研究模式,拓展了作家生平创作道路、作品思想内容、作品艺术特色的顺序、单一的研究思路。在这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思想流派、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及文学内部的题材主题、情节结构、语言形式等都不是彼此孤立的个别存在,而是一个经纬相连的有机整体,它们的生成和发展都孕育在现代性谱系的各种矛盾、张力之中。例如,在对五四文学社团的阐述,既从世界文学的视角阐述外国文艺思潮对它的影响,使它能够在这一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中西文化大的撞击”中问世,又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谈“发难者”如何依据时代的需要、也依据个体自我的需要来“介绍”、“选择”外来文艺,因此形成创作倾向不同的作家群体。例如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既注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联系,也特别注重研究每一个作家作品各自的独到价值。在鲁迅一章,既从文学发展的广阔空间来考察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如何“达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高峰”,又从小说发展的纵向脉络来分析鲁迅小说如何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也建构了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因而,“中国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不容置疑,从“文学的现代化”出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深刻的,它把我们的文学思考引向了一个更为宽阔、更为开放的视域。它从文学和政治、文学和生活、文学和人以及文学内部自身发展规律等诸者之间的关系出发,更深刻地梳理、探索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其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诸种外部和内部之间关系及发展轨迹,特别是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价值取向、创作宗旨、文学模式、表现方法等一系列方面的发展、嬗变、转型及其规律特点。

  三、“新”与中国新文学的学术内涵
  
  去探索任何一种学术理念和知识体系的发展源头,追溯其孕育、生成的原初模式,可谓是对其进行的另外一种路径的更为深入的研究。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版图相对薄弱一些。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原初模式则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它的原创性意义也似乎携带着更多的科学性,它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孕育着其后来文学史发展的全部信息。

  一般说来,中国新文学学科的初创是在1920年代末期,中国新文学作为一门课程先后在一些学校开设。在此期间,朱自清1929年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杨振声1930年在燕京大学讲授“现代文学”课程,苏雪林1932年在武汉大学担任“新文学”课程,王哲甫1932年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开设“新文学”课程。随后,一些相应的新文学史着作陆续出版。这些着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有些“附骥”性质的,通常是在书中前面的主要篇章讲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在最后部分引申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例如:赵祖拚着《中国文学沿革一瞥》(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谭正璧着《中国文学史大纲》(泰东书局1924年)、赵景深着《中国文学小史》(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王羽着《中国文学提要》(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陈子展着《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光华书局1936年)等几十部,都是在最后部分加了“民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现代文学与将来的趋势”、“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等章节。另一类则是新文学史编撰的自觉行为,是比较系统的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当时”(或是30年代或是40年代)的文学发展史。例如:王哲甫着《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伍启元着《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陈仲甫着《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光明书局1934年)、王丰园着《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北平新新学社1935年)、吴文祺着《新文学概要》(上海亚细亚书局1936年月)、李何林着《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39年)、李一鸣着《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上海世界书局1943年)、任访秋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河南前锋报社1944年),也有几十部。于是,中国新文学这一学科无可争辩地诞生了,也被社会广泛地接受了。

  那么,什么是新文学?新文学的先驱们有诸多的见解:胡适从历史进化论出发,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古人造古人的文学,今人造今人的文学,古人的文学是死文学,今人的白话的、国语的文学才是活文学:“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周作人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新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应该充分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沈雁冰主张:“文学是人生的反映。”郭沫若主张:“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等等。显而易见,不同学者以各自不同的主张使新文学的理论内涵从不同渠道都汇集到一个“新”字上,这是竭力地以不同方式去区别自身与旧文学、旧传统不同的“新”.在这里,“新”可以作为一种学术理念,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可以作为一种研究视域,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学性质的规定。于是,以“新”作为文学的性质,来编写、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可以携带着更多的理论上的科学性、视域的开阔性、方法的多元性,也可以使新文学史获得更多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这里,“新”作为一种视角,可以形成一种“新”与“旧”的对照,可以衍生一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新文学史家们常常以进步、发展、演进等学术理念来处理文学史的动态过程,他们坚信历史、文学史都有其自身的生成、发展、成熟、衰落的内在逻辑,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同时这些文学史的发展样态也大多以“新”与“旧”的矛盾区别表现出来。即:“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新文化运动要注意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便是以“新”为立场来阐释进化论的文学史观,书中虽然只在第十部分讲“这五六年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但其态度十分鲜明:中国文学发展的本质在于从“古文文学”到“白话文学”的历史演变,古文使中国文学在两千年前就成了死文学,真正白话文学的胜利只在于科举制度废除后,在于“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

  即使是那些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着者们,也不能不去正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能忽略、回避文学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从“旧”到“新”.他们之中一部分着述是遵循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写文学史的进化,如,周群玉的《白话文学史大纲》(上海群学社1928年)、胡云翼着《中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都是从先秦、两汉开始,直到宋、元、明、清,依次讲下来,最后一章为“当代文学”或“最近十年的中国文坛”;另一部分着述则更去突出“古”和“新”,如,钱基博着《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无锡国专学生会1932年)、胡行之着《中国文学史话》(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都只把文学史分为“古文学”和“新文学”、“过去传统文学的评介”和“中国民众文学之史的发展”两大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讲述文学体裁、文体形式从“旧”到“新”的发展演变,如陈炳堃着《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主要讲述文体的发展演变,讲述“古文的演变与新文体的发生”等。

  在这里,“新”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学性质,它既可以确定、规定文学在思想内容、形式风格、艺术手法等方面的表现,还可以在更大范围、更高视域去影响、制约文学历史的发展。或者说,“新”的特质不只表现在“新”与“旧”的区别之上,“所谓新文学的新,乃是重新估定价值的新,不是通常所谓新旧的新.新文学在时间性上说,它是时代的先驱,超越于普通社会的思想的而有永久性的。……第二新文学在空间上说,它是为大多数人所能享受的很普通的作品。”

  王哲甫着《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便是从这样一种“新”的文学性质出发,在时间和空间、横向与纵向等领域建构起来中国新文学史的原初模式。其中有:新文学理念的介绍和阐述、新文学革命运动的之原因、新文学革命运动之经过,以及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体裁形式的新文学创作,书后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36位作家传略、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等文学社团的始末、作家笔名一览、新文学创作书目一览等史料附录。如果说,朱自清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三种原稿本都是铅印本、油印本,当时都没有公开出版,都只是讲课所用的讲义。那么,王哲甫着《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作为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系统的中国新文学史着作,其中的思想指向、学术理念、内容形式等,都为中国新文学史奠定了一种原初的学术理念和知识体系。

  这样一来,可以将新文学的“新”与现代文学史的“现代”两者的学术理念进行比较。关于后者,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大家经常引用经典定义是:“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这个定义的指向在于现代性的过渡性、变化性等特征。关于前者“新”,我们似乎找不到任何一个相对权威的观点,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创新意识、一种创造精神。由此说来,“新”似乎比“现代”更能为研究者提供一种更为开阔的、多元的思维空间。因为,每一个“过渡”“短暂”的历史进程中都有其“新”处所在,是“新”的思想理念和“新”的时代需求推动了历史、文学史的“过渡”性的进程,“新”是动因,“新”也是结果。“文学的现代化”的学术理念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是源于这样的“新”的立场。如着者所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酝酿着突破。为了突破,不仅需要在学科前沿阵地进行新的探索,而且要求及时地把已有的成果用文学史教材的形式肯定下来,……我们广泛吸收了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提供经过严格选择的新的知识,新的信息。……显示出我们对学科研究的一些新的观点。……给人以某些新意。”

  四、“汉语”与汉语新文学的理论探索
  
  文学史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发展都是递进的,新的学科理念也总有其得以问世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朱寿桐教授主编《汉语新文学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又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新鲜独到的学科理念和知识体系。它从“汉语”出发,来书写中国新文学史,可谓在“新”与“现代”两者各自的优势之上又一种“新”的开拓。

  “汉语新文学”的学术理念凸现出来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新文学,一个是汉语。前者,携带着上面所阐述的诸种以“新”为本位的学术思想。后者,以“中国人”的语言来定位,无疑地是从空间领域横向地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存在和文学研究的视域,把香港、台湾、南洋地区等地华人的文学活动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汇集到汉语这样一个共同体之中。因而,在理论探索与文学实践等方面都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理念、知识体系有了新的视域、新的认知。

  首先,现代汉语可以作为一种立场。以语言的立场来研究文学,使文学有了更为坚实的立足之本。无论是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还是后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取向都一致认定,语言,不是一个自足、自立的封闭系统。语言作为人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根植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的,它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实、一种行为规范、一种思想结晶。“汉语新文学”的现代汉语的研究立场,使现代汉语的内涵超越了语言本身的孤立性、符号性的静止状态,使它已经作为一种“言语”而存在了。在这里,一方面,现代汉语与新文学之间建构起了一种同一性的关系,两者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两者都不是孤立的个体,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新文学以白话的现代汉语为起点,并通过现代汉语为载体表现出来,现代汉语既是传达新文学思想内容的工具,也是创造新文学艺术的形式,它与新文学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地融会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新文学史上,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语言只能通过思想而存在,思想也只能通过语言来表达。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汉语本身也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规范,或者说是置于现代汉语之中的思想,或者说是用现代汉语进行的思考、言说。

  其次,现代汉语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先导。语言革命往往是构成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乃至文学革命的先导。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同样是以语言变革为突破口的。20世纪初,黄遵宪提出“我手写吾口”、“言文合一”,裘廷梁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这些语言形式改革的理论,为“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序幕。随后,在五四运动中,胡适提出“白话文学”论,强调只有白话写成的文学才是活的文学,只有白话文学才应该是文学的正宗。同一时期,台湾的《台湾青年》、新加坡的《新国民杂志》、泰国的《文苑》、印度尼西亚的《新报》等杂志和很多海外华人也都积极地做“同声相应”,共同加入了这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大潮之中。历史的实践证明,如此波澜壮阔的白话文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是深远的。一则,语言革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语言的自身,由语言指向了文学。即:只有诞生了白话的现代汉语,才可能诞生以白话为载体的白话小说、白话新诗、白话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新文学,才可能有突破旧文学樊篱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二则,语言革命的意义既超越了语言也超越了文学,指向了更为宽广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并以此获得了其现代性意义的生成。在五四文学倡导者看来,语言本身是与政治生活、思想信仰、人格尊严相依相生的,文言是封建权利建制的工具,许多荒谬的思想都渗透在古代汉字之中。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目的不只是推倒文言文,更是要推倒以文言话语为代表的一整套权利机制,要打倒社会上的阶级对立,打倒士大夫阶级对知识和文学的垄断,从而实现思想、文化乃至文学的自由发展,实现人的个体生命的自主和主体自我的解放。

  再次,现代汉语还可以是一种更为开阔的研究视域。从现代汉语的视域来审视文学,扩大了文学存在和文学研究的空间,拆除了政治、文化、国家、地域等樊篱,使文学世界的分离状态被重新整合、统一起来。这既是地理范畴中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写作的数量上的增加,也是不同视角写作的作家作品在政治、文化、文学等层面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体验的拓展与重组。一方面,现代汉语当然是华人的语言,是中国的话语,新文学史作为“中国人的”文学史自然应该包含一切用汉语来言说来创作的文学。另一方面,海外华人的文学写作也始终与大陆文学保持着相同的节奏旋律,共同谱写着“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的汉语新文学发展史。在《汉语新文学通史》一书中可以看到,在五四运动时期,台湾、南洋地区的张我军、赖和等人的文学活动表现出对大陆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呼应;在抗战时期,在“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台湾、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也都相应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活动;在大陆十七年红旗下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台湾文学也弥漫着“军中文艺”、“战斗文艺”、“怀乡文学”;当大陆文学经历着从文学解冻到先锋文学到文学边缘的炼狱洗礼时,港台等地的华人文学也同样沿袭着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脚印。于是,现代汉语也可谓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情感的一种象征。以现代汉语书写的新文学史,使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家找到了思想、文化、情感的归宿,这些身处异域的作家们也以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时空背景和文化记忆给大陆文学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总而言之,现代汉语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立场,还是一种作为一种文学载体,无论是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还是作为文学研究的视域,都鲜明地凸现出其自身诸多的新鲜特质以及无可替代的厚重内涵,特别是当它与文学、与新文学结合后所衍生的诸多“新”的学术理念、“新”的文学品格以及“新”的知识体系,使中国新文学的学科理念、学科建构真正走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汉语新文学通史》所说:“汉语新文学概念与其他概念相比较,其优势正是在于最大限度地超越乃至克服了国家板块、政治地域对于新文学的某种规定和制约,从而使得新文学研究能够摆脱政治化的学术预期,在汉语审美表达的规律性方面建构起新的学术路径。”

  注释:
  ①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②黄修己、刘卫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册第49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③温儒敏:《重读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读书》1983年1期。
  ④王瑶:《“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⑤刘绶松:《修订再版书后》,《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⑥王瑶:《绪论》,《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
  ⑦蔡仪:《序·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
  ⑧刘授松:《后记·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⑨唐弢:《序·求实集》,《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⑩《绪论》,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