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胡风的“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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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胡风从日本回国后, 一开始与周扬的关系并不坏。 正是周扬带着鲁迅去看他, 后来又是周扬通知他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 不过, 在冯雪峰离开上海后 ,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 据梅志 《胡风传》 的说法, 起初, 周扬把鲁迅不听指挥的原因归之于冯雪峰, 现在, 又把原因归于胡风。 然而, 两人关系的恶化还是从“两个口号” 论争开始的。

  一

  胡风在 《回忆录》 中说, 冯雪峰认为 “国防文学” 的提法不大好, 让他重提一个。 为此, 胡风想出的口号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文学 ”, 冯雪峰又将这一提法修正为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鲁迅同意了这一提法, 并让胡风写文章发表出去。 由此可知, 胡风在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提出这个口号, 绝非一时冲动, 自作主张, 而是遵鲁迅之命的。

  由于胡风写了这篇文章, 犯了 “国防文学” 派的众怒。 周扬、 徐懋庸等认定是胡风从中捣鬼, 左右了鲁迅的看法, 用徐懋庸的话来说就是 “将鲁迅据为私有”。 鲁迅后来不得不在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声明:口号不是胡风提出的,是几个人共同商议的,茅盾也是商议者之一,胡风那篇文章也是我请他写的。

  从表面上看,鲁迅这篇文章平息了一场风波,还了胡风一个公道,也迫使“国防文学”派偃旗息鼓。

  然而, 从周扬、 茅盾后来发表的文章看, 他们依然认定胡风是一个不团结的因素; 依然认定, 如果不是胡风从中挑拨, 鲁迅是不会另提一个口号与 “ 国防文学” 相对抗的。

  其实, 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恰恰反映了周扬、 茅盾、 徐懋庸等人具有浓厚的宗派意识。 胡风在文章中提出新口号, 原本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如果大家胸怀宽广, 能容纳不同的看法, 两个口号完全可以共存互补。 所以, 鲁迅认为, 当胡风文章发表后, 徐懋庸之流的暴跳如雷, 大加挞伐, 恰恰暴露了他们自身的宗派意识。

  “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 他们既说这是 ‘标新立异’, 又说是与 ‘国防文学’ 对抗。 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

  遗憾的是, 鲁迅的文章未能洗涮强加在胡风身上的宗派标签。 直到多年后, 每当有人想向胡风泄私愤时, 他们总还习惯性给胡风戴上 “宗派主义” 的 “帽子”。

  因为胡风主编的 《希望》 发表了批评姚雪垠作品的文章, 姚雪垠后来至少三次撰写长文攻击胡风和所谓的 “胡风派”。 他给胡风定的最大罪名就是 “宗派主义”。

  在和“胡风派”的这场论战中,姚雪垠的自相矛盾、蛮横无理表现得让人触目惊心。

  1943 年, 姚雪垠在 《新华日报》 副刊发表 《需要批评》,其中写道:“文坛上如果没有批评,固然可以万邦协和,相安无事,但进步也不免停滞起来。

  批评不是相轻,而是相助。是求好的得以发扬,坏的得以改正。

  只见创作,不见批评,不惟作家感到寂寞,读者也感到莫知所从;书店但见新书充栋,鱼目混珠,到结果会使大家都厌倦起来。几年来,我有一个意见,这意见也许会被有些写作朋友认为是幼稚浅薄。

  我认为,一部作品,当没有发表的时候,它属于作者所有,和社会不发生关系;但发表之后,它便不属于作者,而属于社会,起码是和社会发生密切关系。

  因此作品出版之后,作者应虚心地听一听社会上舆论如何,正确的批评如何,不要过于自私,也不要过于自恃。

  倘若批评家指出来真正毛病, 作家应该毫无吝惜地将原作加以修改 ,好让这作品对社会发生更好的影响。 要知道孩子长大是社会的, 做母亲的应该贤明, 不要溺爱, 不要固执。”

  在 《现代田园诗》 中, 姚雪垠再次呼吁作家要“养成虚心接受真正批评的好态度”。

  姚雪垠承认作家 “需要批评”, 还要有接受批评的雅量; 但真的受到批评时, 他就坐不住了, 开始脸红脖子粗地和对方争起来。

  其实,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一开始并未注意到姚雪垠的作品, 也未撰写有关评论文章, 但在姚雪垠看来, 这种不批评竟是一种 “默杀”:“……。 《牛全德与红萝卜》 在重庆发表之后, 正与当年 《差半车麦秸》 在香港发表之后的情形差不多, 在全国青年中获得了很多读者, 几乎到处都在谈论着这部作品。

  然而胡风先生在沉默着, 这沉默叫做 ‘默杀’。 为着忠实于事实起见, 我不必以虚伪姿态来一套客气。 不管 《牛全德与红萝卜》的成败如何, 在当时被国内广大读者群所偏爱或重视则是事实。 在恩施, 报纸上曾有论战,有人说它是怎样了不起的作品,有人说他是模仿苏联的名著《毁灭》。

  于是后一派就遭受前一派的批评谩骂。在河南。

  一个流亡的省立师范因为不容易获得后方的铅印本,就由同学们集资用石印把它翻版,让它在接近战地的山中流传。在重庆,有两个大学里的文艺团体曾开会讨论它;有一位山东青年连着在《蜀道》和《青光》上发表两篇或三篇评论,因为他读过好些遍,评论过不止一次,所以那热情就特别感人。我随便的举出来这些事实,并非要来一个自我宣传,而是要拿这和胡风先生的沉默作个对照……。”

  姚雪垠的意思是,既然全国青年对他的作品一片叫好,那胡风和他的朋友必须附和这叫好声,否则就是“默杀”。

  而当胡风主编的《希望》发表了有关他的作品的评论后,他又说这是胡风等人“带着嘲笑地”将他“一笔抹杀”,是“胡风先生所领导的小宗派”向他“展开了大的攻势”。

  于是他开始以辱骂和恐吓代替论争了,斥责胡风理论充满“法西斯毒素和机械论色彩” “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毫无所知,对人民生活的隔膜” “刚愎的英雄主义和主观主义”。

  由此可知, 姚雪垠哪里是 “需要批评”, 哪里有“虚心接受批评的好态度”, 他只需要合他意的批评。姚雪垠认为, 《希望 》 第三期上那篇题为 《市侩主义底路线》 是对他的痛骂, 但其实, 这篇评论, 严谨、 扎实, 对姚雪垠作品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在 《差半车麦秸》 里面, 作者写了差半车麦秸在鞋后根上揩鼻涕, 夜里因爱惜灯油而吹熄了灯, 在搜索敌人的时候捡了一根牛绳等等。 作者特别致力于这些。 这些, 诚然是农民底习惯, 但他底内部的世界, 也就是历史的世界, 他底和斗争相应又相距的灵魂是怎样活跃着的呢? 他为什么参加游击队而舍身呢? 难道是为了 ‘革命以后大家享福’ 这一个概念么?

  我们在周围看看, 随便地可以捡到一些人们底生活的习惯的, 但这种是 ‘人物’,是创造吗? 在这里, 是连抗日的热情都找不出来。 作者用他底一点点可怜的技巧来竭力地适应于他底渺小的观念, 人们甚至看不出来那个队伍究竟为什么那样注意差半车麦秸:战斗的队伍也像作者一样赏玩‘人物’么?

  差半车麦秸是没有生命的:真的生命,他应该活泼,激发那个队伍的热情,更多的是引起苦难的感觉,对于历史的严肃地心境和更强的战斗意志来。但队伍赏玩‘人物’,并且漠不关心。所以,和这个人物一样,这个队伍也是假造的,僵死的,它底目的和公式观念,是虚伪的。”

  这贴近文本、 入情入理、 颇富见地的文字哪里是“痛骂” “攻击”?

  后来这篇评论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也充分证明了它的价值。

  倘若姚雪垠谦虚一点,他是完全可以从这种虽尖锐却直率的批评中获益的。但他却把这种批评当作“抹杀” “攻击”而敬谢不敏,且反咬对方是宗派主义作祟。

  其实,和《市侩主义底路线》相比,胡绳《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对姚雪垠的批评更为严厉,用语也更为激烈。对后者,姚雪垠不置一词,对前者揪住不放。主要原因还是他把所谓的“胡风派”当作软柿子。

  既然胡风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曾背上“宗派主义”罪名,现在把同样的罪名加在对方头上就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了。借此,他也表明了他是和胡风的论敌如周扬、茅盾等站在了一起。

  于是,尽管有人提醒他不要随便提“胡风派” 这种说法, 他还是理直气壮地给胡风和他的友人扣上这顶帽子:“关于 ‘胡风派’ 这个名词, 有朋友劝我不用, 为的是免得别人说文坛上真有派别。 其实胡风派的存在尽人皆知, 用不着掩耳盗铃。 我们希望胡风派能放弃过去的狭隘作风, 为整个的联合战线而努力。 ……我认为宗派主义是巩固联合战线的一大障碍, 不如揭破了的好。 两年来, 文坛上稍有成就的作家如沙汀, 艾芜, 臧克家, SY (刘盛亚)等, 没有不被胡风派加以诋毁的, 胡风派的先生们全不顾现实条件, 全不顾政治影响。

  青年本是热情的, 经胡风先生一鼓励, 一影响, 就常常抛开原则, 不顾事实, 任意诬蔑, 以攻击成名作家为快意。 一般纯洁的读者见胡风派火气很大, 口吻很左就误认胡风派是左派的代表, 于是风行草偃, 一唱百和, 形成了很坏的风气。”

  如此粗暴武断, 信口开河的言论, 就把正常的文学批评演变成意气之争、 派别之争。

  二

  1945 年, 茅盾的 《清明前后》 在重庆上演。 11月 28 日, 《新华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座谈记录,其中 C 君的发言记录是这样的:“……它(指《清明前后》)只写了一个工业家借了一笔钱,有人要他买黄金,结果吃了亏,不但再借不到钱,而且还要还债,这样他就被迫得提出民主的要求……这个剧本是不是标语口号呢?
是不是没有中心呢?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虽然这个戏有许多地方还可以写得更好些,不过真理是具体的,我们的批评也必须首先从目前整个戏剧界与整个文艺界的具体情况出发,在这种具体情况下面这个戏的产生和演出,无疑是首先值得庆贺的。

  进一步说,今天后方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的倾向,还是非政治的倾向?

  有人认为主要地倾向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我认为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标语口号或公式主义的批评。

  因为它只知道反公式主义的公式,而不知今天严重地普遍地泛滥于文艺界的倾向, 乃是更有害的非政治的倾向。 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 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 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成了合法的, 马克思主义成了非法的, 这种非法的思想 已此调不弹久矣 !……假如说 《清明前后》 是公式主义, 我们宁可多有一些这种所谓 ‘公式主义’, 而不愿有所谓 ‘非公式主义’ 的 《芳草天涯》 或其他莫名其妙的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

  当时王戎看到这篇文章,不同意 C 君的一些观点, 但没想到写文章, 后在友人劝说下写了篇 《从〈清明前后〉 说起》 的短文, 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这篇文章引发了他和邵荃麟的一场论争。

  为平息两人的争论, 何其芳写了一篇文章作总结。

  在这篇题为《关于现实主义》 的长文中, 何其芳对王戎的观点提出委婉的批评。

  针对王戎所说 “我觉得现实主义艺术不必强调所谓政治倾向, 因为它强调作者的主观精神紧紧地和客观事物溶解在一起,通过典型的事件和典型的人物,真实的感受,真实的表现,自然而然在作品里会得到真实正确的结论。”

  何其芳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强调现实主义就够了,必须提出新的明确的方向,必须提出新的具体的内容。

  而这方向与内容也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什么‘主观精神紧紧地和客观事物溶解在 一起’,而是必须强调艺术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是在内容上更广阔、更深入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并尽可能合乎人民的观点,科学的观点,其次是在形式上更中国化,更丰富,从高级到低级,从新的到旧的,都一律加以适当的承认,改造或提高,把艺术的群众圈子十倍地以至百倍地扩大开来。”

  王戎后来也写了长文《一个文艺上的问题》与何其芳商榷。 至此, 这还属于正常的文艺批评。 然而,1949 年, 在一本文集的序中, 何其芳却把王戎的文学观上纲上线为“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反对”了:“……。

  等到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也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必然要破坏各种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 从此以后, 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反对了。 这种反对的公开化是从一九四五年年底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的王戎的两篇文章开始的。”

  在这篇文章中, 何其芳还把王戎和胡风 “捆绑”在一起, 通过批评王戎来打击所谓的 “胡风派”:“总之, 这种抽象地强调主观精神, 实质上是提倡资产阶级的主观精神的理论倾向, 认为当时, 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界的中心问题不是在于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得比较差或甚至很差, 不是在于革命实践不足和革命理论水平不高, 而仅仅是在于缺乏一种所谓主观精神, 这是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学艺术群众化的正确方针, 和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作家所作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习社会的迫切号召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对于上面所说的那种错误的理论倾向,后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有更多的并更正面的批评。

  但在被批评者方面,就我所见到的他们所发表的文章看来,他们还不曾表现出一种批判自己的态度……。”我们知道,当时《大众文艺丛刊》集中批判的正是胡风文艺思想。至此,王戎与胡风被绑在了一起,当年,王戎和邵荃麟的论争也就成了“胡风派”和邵的论战。

  王戎在后来的文章中说:“想不到当时对我如此热情的何其芳,几个月后竟通过编书、写序,把我和胡风硬捆在一起,公开指责我是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抗拒’毛泽东文艺方向的始作俑者,却又向读者隐瞒掉是他亲手发稿才使我‘公开抗拒’能够成为事实的事。

  解放前,何其芳发表我的文章,解放后,却又以此为据打我的棍子,对他来说,虽然是鸿门舞剑,意不在我,可是他这短短数千字却成了我 1955 年被捕、1958 年劳改的反革命证据!”

  为更有力地打击所谓的“胡风派”, 何其芳在论争中还动了一点心思,玩了一点花样。

  恩格斯曾把自己论战文章结集出版,在序中,恩格斯说: “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任何修改。”而何其芳就缺少恩格斯所具备的这种严肃认真、 光明磊落的态度了。

  他的长文《 关于现实主义 》 在 1946 年 发 表时 ,有这样两段话:“……我知道王戎先生所指的并不是一般的搏斗和冲击, 并不是一般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 而是一种特定的, 革命作家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 ……”

  “……我也知道大后方的朋友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或者说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 而是一种特定的、 对于一般进步作家要求着人民大众立场, 对于马克思主义作家则还要求着无产阶级立场的现实主义。 ……”

  何其芳这篇文章再版时, 却把这两段文字删去了, 为什么? 因为不删, 就说明他 “知道” 王戎说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 ” 是 “革命作家 ” 的 , 是和毛泽东《讲话》 的有关作家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的精神相一致的。 如果不删, 他就无法证明王戎及所谓的“胡风派” 在国统区 “公开抗拒” 毛泽东的文艺方向。

  有些段落, 何其芳直接删了; 有些段落, 何其芳则作了精心的修改。 比如, 《关于现实主义》 在 1946年发表时, 有这样一段:“……我也曾反复地想过,是不是王戎先生通过那一套文学的字眼, ‘燃烧’ ‘拥抱’ ‘搏斗’等等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过是强调我们普通所说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尤其是实践的重要呢?假如是,那是没有问题的。 ……”

  可是, 在后来的版本中, 这段文字被何其芳修改如下:“……王戎也许会这样辩解,他所用的那一套文学字眼, ‘燃烧’ ‘拥抱’ ‘搏斗’等等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过是强调我们普通所说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尤其是实践的重要。但是这样的辩解是徒劳的。”

  对于何其芳心怀叵测的修改,王戎作了这样的反问:“我至今不得其解的是,被何其芳名之为‘那一套文学字眼’的‘燃烧’ ‘拥抱’‘搏斗’等,当它们是何其芳代我‘反复地想过’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它们一旦被何其芳变成‘王戎的辩解’之后,就都成了‘是徒劳的’呢?”王戎感慨: “这真是, 人嘴两块皮, 咋说咋有理。何其芳就是如此这般地把我和胡风捆在一起的。”

  当年, 鼓动王戎写文章, 是出于活跃文坛的需要; 后来把王戎和胡风捆在一起, 是出于批判 “胡风派” 的需要; 那么 , 说胡风是 “宗派主义 ”, 对抗毛泽东的 《讲话》, 当然也不会是什么实事求是的批评,而是出于 “我们必须战斗” 的需要。

  当文学批评演变成意气之争, 当 “扣帽子 ” “打棍子” 取代了争鸣与探讨, 那就不仅会浪费许多宝贵的精力, 带坏文坛的风气, 妨碍正当的理论之争, 最终还会酿成政治悲剧。

  三

  胡风主编 《七月》 《希望》 时, 他的一个宗旨就是从生活的海洋中寻找作者, 从青年中发掘作者。 这样, 他就很少或根本不发表一些老作家的作品, 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作家。 有人据此指责胡风有派性, 只发表圈子内作者的作品。 这当然是误会。

  胡风多次强调, 作为一个编辑 , 要心安 , 要心诚。 也就是说, 他只按作品本身的质量来选稿, 根本不去考虑作者的地位、名望。

  即使是胡风一手培植出来的作家,或者是他的好朋友,只要作品本身不合标准,胡风照样退稿。

  胡风并不讳言他主编的杂志带有“同人”性质。

  对于杂志的“同人性”,胡风有这样的明确要求:

  一、应该广泛地吸收周围爱好文学的分子,在扩大团体基础的同时,扩大接触人生观感人生的机会。

  二、团体成员要深入到周围的生活环境中。

  三、团体成员对于彼此的作品要相互传观、朗诵、批判, “养成批判的精神和健康的自信”。

  四、要相互影响,经常讨论, “把好的文学影响扩大开去”。

  五、通过请名家指导的方式,加强和文坛的联系,但不作虚伪的社交。

  胡风认为,一个理想的同人团体“应该是把自己的主要活动放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面,从那里养成活的文学欲求,真的好恶,在那里扩大进步的文学影响,防范消灭一切文学上的阻碍生活前进的意识”。

  “应该尽量地反映这样有特性的团体活动和它所能关联到的生活环境的色调,动态, 反映那些环境的生活也推动那些环境的生活, 反映那个团体的活动也推动那个团体的活动”。

  胡风强调, 只有做到这一点, 杂志才能使生活走进文学, 使文学走进生活。

  如果说以 《七月》 《希望》 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 那倒是实情。 但这个文学流派只表明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共同追求着文学事业, 但他们绝不是独立封闭的小圈子, 更没有党同伐异的独断与专横。

  唯我独尊, 党同伐异, 是胡风深恶痛绝的。 他在文章中对此作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在所谓文坛上, 我们常常听到和这想象的故事: 写了几篇文章就想抹杀一切, 取得 ‘独尊’ 的荣誉, 办了一个刊物就希望同样性质的刊物死绝, 做了一篇小说就 ‘化名’批评那是 ‘无限地深刻’, 等等, 等等。 竞争的能力不够, 于是外交手腕来了, 造谣政策来了, 借刀杀人的本领来了……”

  妒贤嫉能、 铲除异己的做法在胡风眼中, 就是“动物的个人主义”:“今天革命, 就觉得有用革命之名枪杀异己的权利;明天为了做孝子或别的什么不革命了,就觉得有用不革命之名枪杀异己的权利;后天忽然要造谣,又觉得有用谣言枪杀异己的权利。

  高尔基说这种动物的个人主义是从‘农民’的本能来的,但在我们这里应该是从‘地主’的本能来的罢。所以它的战法在我们这里特别凶狠。平心静气地说,在结果上,这种动物的个人主义是直接间接地帮助那压绞人民大众的魔手的。”对党同伐异、 铲除异己的危害性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胡风主编杂志时当然也会力避这种做法。

  在划定谁是胡风派时,人们的标准往往是笼统而草率的。

  比如耿庸,不过是在《希望》中发过几篇杂文,就被人认定为“胡风派”,而他本人却根本不知道文坛上还存在这一派。不过,当人们把“胡风派”当做一个文学流派时,他们对这一派及这一派的成员都充满好感和敬意,正如耿庸的朋友居仁说的那样: “人家说到胡风派时,表情和口气都透出敬重的情感,说以前的《七月》和现在的《希望》都升腾着一股非凡的灼热的勃勃生气,思想在艺术里,艺术在思想里,使人感受到它的真诚和亲切,同时接受它———无论诗、 小说、 理论甚至杂文。”

  而更多的时候、 更多的人, 总习惯性把胡风派当做宗派团体, 给予这一派乃至其中的成员以批评和指责。

  耿庸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曾在 《文汇报·笔会》发表一篇批评波德莱尔的文章, 有人认定耿庸隶属胡风小宗派, 便断言: “耿庸那篇文章看起来是攻击波德莱尔, 其实是攻击编 《笔会》 的唐弢的。” 同时还自作聪明地认为, 耿庸写这篇文章是胡风指使的。 唐弢本人就持这种看法, 于是他在 《笔会》 刊出带有侮辱性的 《编者告白》。 耿庸不能不撰文回应, 一则表明此文和胡风毫无关系; 二则回击唐弢的侮辱。

  耿庸将此文投给 《文汇报·新文艺》。 编者杨晦决定刊发此文。 文章发表前, 杨晦约见耿庸, 告诉他此文发表后可能会引起麻烦, 要他做好心理准备。 期间他们还谈到胡风, 杨晦说: “有不少人背后说胡风搞宗派, 我觉得胡风在工作作风上是有些宗派。 但是,要说搞宗派, 搞宗派的就只有一个胡风吗? 不见得,大不见得!”

  杨晦这番话并未给胡风辩白, 但却给了我们一个提醒, 那就是 , 当人们义正辞严地指责胡风搞宗派时,他们有没有反躬自问,自己的做法是否也带有宗派色彩?

  为什么指责他人时那么随意,审视自身却那么艰难?

  耿庸后来还当面问胡风,是否存在一个“胡风派”,是否在《七月》 《希望》上发表文章的人都属于这个派?耿庸的问题引发了胡风的感慨。

  他告诉耿庸,早在左联时期,这种说法就存在了。

  当然,这说法隐含着一种偏见和歧视。

  善意的人们把“胡风派”当作一种文学流派,但那些不怀好意者却借这个称号来攻击胡风和他的友人。对于“流派”和“宗派”,胡风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文学上本来就免不了有各样的派别,中国新文学的童年时期就有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个派别,或者说是现实主义派和浪漫主义派。

  这当然只是大体上说的,事实上一方面在这两派之外还有别的派别,另一方面在两派内部也各有色调互有差异的派别。

  这些派别本来应当认作是文学流派。

  但是由于长时期封建思想的渗透甚至达到反封建的人们的头脑,文学流派如果没有对封建思想的充分自觉的警惕和排斥,就不免沦为宗派。 宗派性、 宗派、 宗派主义, 本质上都是封建主义。 具体情况可就复杂了 ,甲派中的张三李四在某个问题上会同情、 支持或是利用乙派中的赵大钱二反对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正要反对的丙派的周五吴六, 等到出现另一个原因, 就跟着变化出另一幅脸孔。 封建主义也实行实用主义的。”

  胡风还指出, 在市侩和政客身上都有宗派主义,他们 “已经不是做什么文学艺术工作了, 然而仍然舒舒服服当他们的文学家, 在他们派里成了出色的人物, 在文坛上又好像他们是无派别性的主持公道的君子”。

  看来, 胡风对 “宗派主义” 有很深的思考。 他的这番话告诉我们, 宗派问题非常复杂, 倘若我们随意指责别人搞宗派主义, 很可能冤枉好人, 伤及无辜。

  其实, 那些貌似公正, 经常给别人扣上 “宗派主义”大帽子的人, 往往才是真正的宗派主义者。

  至于在 “两个口号” 论争中, 为何有人选用了“胡风派” 这个名称, 胡风也有清醒的认识: “不过是理论交锋的对方选择了他们看来抗力最小、 最可以放心打击的胡风来给他们视为他们的反对派的一方命名罢了。”

  当时,周扬、徐懋庸等不便指责冯雪峰,因为冯是延安来的党员;也不敢责怪鲁迅这个文坛领袖,就只能从胡风身上寻找突破口了。

  没有冯雪峰的倡议,没有鲁迅的首肯,胡风是不会写文章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而“国防文学”派慑于冯的身份、鲁的地位,就把矛头指向了胡风。

  胡风从此背上 “宗派主义” 恶名, 一背就背了大半辈子, 并为此饱受诟病和打击,直至身陷囹圄。

  四

  如果真有所谓的“胡风派”,如果在《七月》 《希望》发表过文章就算是“胡风派”,那么,舒芜应该是“胡风派”重要成员之一。

  1949 年后,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 当然也包括舒芜,受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频繁的批判。舒芜沉不住气了,他决定以深刻检讨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赎。

  承认有个胡风宗派团体,承认自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之一,便是舒芜缴械投降、邀宠立功的重要开端。

  在他发表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等文章中,舒芜以刮骨疗毒的勇气解剖自己和胡风小集团的“宗派主义”:“过去我们既如上文的分析, 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 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 这样, 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 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 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 打击一切, 排斥一切, 互相标榜, 自吹自擂, ‘文章总是咱们的好’ , ‘你们算得什么东西’。 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 当时, 以胡风为核心, 常在 ‘希望’ 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这几个人, 确实形成了这么样的一个文艺小集团。”

  “我们当时的宗派主义, 使我们对于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 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 ……。 那时我们常常以 ‘不上文坛’ 作为自己并非宗派主义的证明, 其实这正是宗派主义的最典型的表现。 ……当时我们自己明明是像以上所说的那样进行小集团活动, 发展着那样恶劣的宗派主义, 我们却反过来咬定, 除了我们之外, 别人都是宗派主义。”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来自朋友背后的袭击,对胡风来说,当然是最为致命的。

  后来,舒芜还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上交。

  同时上交的还有一段对胡风充满憎恨,对昔日充满悔悟的话:“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

  这些材料,现在摆在面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地强烈。

  可是当时,却把这些信当作经常指导自己整个生活、工作和思想的宝贵文献,从来没有看出什么不对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镜子,可以照见自己当时面貌是何等的丑恶。”

  这些信件被掐头去尾,随意编排后, 发表在 《人民日报》上,它的标题令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至此, “胡风派”小集团,由反马克思主义升级为反党反人民再升级为反革命, 一桩横跨数十年、 涉及数百人的大冤案, 徐徐拉开了帷幕……“宗派主义”, 这个轻飘飘的字眼, 终于演变为冰冷的手铐, 沉重的枷锁, 阴暗的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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