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献彪对比较文学的研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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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赞(以下简称“邹”):刘教授您好,您30年来一直从事中国比较文学的普及与应用工作,编撰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工具书,在教材编写、课程教学、人才培养、机构组建、学术团体建设,以及社会实践方而作出了重要贡献。恰如学界所传,“刘献彪现象”堪称中国比较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您在昌潍师专的“小舞台”上大显身手,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振臂高呼、增砖添瓦。我关注到,您在研究生班学习的专业是现代文学,旱期写过有关鲁迅、郭沫若、夏衍以及《新青年》方而的文章,从专业学习的角度上讲,您是从现代文学领域开始涉猎比较文学的相关论题吗?您后来特别注重比较文学的学科史研究与资料一编撰,是否与现代文学的学术训练有关?

  刘献彪(以下简称“刘”):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函授教学工作的需要,我在给函授生编写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教材的同时,开始着手一系列工作,如编辑“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的相关资料一,探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外国作家作品,思考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出路问题等等。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先后发表了《中学外国文学知识》《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与日本友人增田涉的友好往来》《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等作品,相继拜访了许多比较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同时,各种学术会议让我呼吸到新鲜的学术空气,眼界大开。

  我后来特别注意比较文学学科史研究与资料-编撰,与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训练很有关系。此外,与我自己定位走比较文学普及、传播、应用之路的想法也有密切的联系。我是从自己和学校的实际出发,从普及、传播、应用的需要出发迈开比较文学的步伐。要把比较文学普及到大众中,从著书立说的角度讲,一要向大众介绍什么是比较文学及其历史;一要为大学生编写好普及比较文学的教材;三要为喜欢热爱比较文学的读者大众编写学习比较文学的工具书和相关资料一。根据这种想法,我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相关学者编写出版了三本书:一本是学科史《比较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兴起》,一本是工具书《比较文学自学手册》,再一本是教材《简明比较文学教程》。

  在新时期比较文学复兴阶段,像我这种年龄的人,涉猎比较文学,绝大多数是半路出家,如我的老朋友乐黛云、卢康华等等。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复兴队伍中客观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很少有人重视和提出来研究,今天您注意这个问题,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义。

  邹:您在昌潍师专函授部工作的时候,就着手从事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跨文化研究方而的课题,据季羡林先生说,您和淮阴师专的肖兵老师是当时唯一两位在师专层而做比较文学的学者。

  是什么力量促使您义无反顾迈向比较文学的殿堂,并从此走上比较文学的普及和应用之路?

  刘:从地域学术环境而言,当年我在潍坊地区昌潍师专函授部,与北京、上海等地高校相比而言,的确条件很差,不能相提并论,再加上自己本身半路出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主客观条件来说,迈向比较文学的学术殿堂是不敢想象,令人怀疑的。记得我主编《比较文学自学手册》的消息传到当年在辽宁的刘介民先生耳朵时,他曾深表怀疑,并毅然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昌潍师专没有条件……”回顾地看,促使我选择比较文学之路,主要有以下儿个因素:

  一是为现代文学寻找发展的出路。我当时深感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而临很多困难和挑战,1980年前后,我先后撰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四题》

  《漫谈文学革命运动》等文章,并得到季羡林、王瑶等前辈的好评。当时只是感到现代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有很密切的关联,但并不清楚自己所做的就是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可以说自己当年走向比较文学是为现代文学寻找出路,也可以说是“逼上梁山”。

  二是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魅力和营养。我逐渐认识到比较文学是一门极富人文思想精神财富的学科,尤其是她那与生俱来的全球眼光、开放包容的胸怀、与时俱进的前卫姿态和人文精神等等,都给我极大的吸引力。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一种享受:从书本到知识,从知识到学问,从学问到学识,从学识到学科,从学科到学理,从学理到学魂,既是一条修为之路,又是一条享受乐在其中之路。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梁启超、鲁迅、季羡林等强调研究比较文学的“使命感”;杨周翰强调研究比较文学要重视中国传统和有一颗“中国心”;乐黛云强调研究比较文学的“新人文精神”等等,他们为我们树立了重视学魂、传播学魂的光辉榜样。

  三是大众共享比较文学的需要和意义。我眼前始终呈现一个梦想的比较文学川_界,这个川_界,比较文学白花齐放、万紫千红,在大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一直记得老友乐黛云的一句话:“一门学科,如果老是局限于少数‘精英’层而,没有少‘一大群众基础,是不可能深入发展的。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能否在我国生根、开花、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在教育园地上能被全国大学、中学以及少‘一大群众所接受。可以说,比较文学普及是比较文学走向大众、服务大众、健康发展、水葆青春的保证。”

  邹:您当初选择比较文学的道路,无可避免遭遇着重重困难,比如说教学资源短缺、学术信息相对闭塞、学科队伍薄弱、经费困难,更主要的是,尽管比较文学的若干元素在晚清的文学研究中已经萌芽,但作为大学(准)学科范式的比较文学却依然携带鲜明的舶来印记;虽然历经季羡林、钱锤书、杨周翰、朱维之等前辈学者的身体力行,以及乐黛云、孙景尧、卢康华等当时中青年学者的冲锋陷阵,比较文学仍然容易被“妖魔化”,被指责为赶时髦、不伦不类,甚至被粗暴地扣上政治帽子。回顾当时的心路历程,您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

  刘:以遭遇到的困难而论,在比较文学路途中,应该说不少而且令我难忘。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自己到北京查阅比较文学资料一,拜访前辈学者,主编《外国文学手册》等,住在教育部招待所,突然收到学校来信来电,催我速归,交待问题,听候处理。

  我回到学校后,真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不务正业”“游山玩水”“追名逐利”“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诽谤和莫须有的罪名压到我头上。同时,还暗中监视我的行动,比如到谁家去了,与谁来往等均有人盯梢和打小报告,甚至连我购买一张桌子也被认为是“顶风而上”“态度很不老实”。据说,当时学校领导已经整理好我的材料一,上报给省教育厅,准备将我开除教职,扫地出门,送到农村劳动改造……而对这种高压,我当然处之泰然,因为我问心无愧,坚信搞学术活动何错之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高教司戈宝权先生、付克司长,先后从北京专程到潍坊和我家中探望,为我排忧解难,这样才逃脱了这场令我至今仍感心悸和悲哀的灾难!正是因为得到戈先生、付司长等前辈和领导的关怀与鼓舞,我才能在当时不正常的高压下,完成了《比较文学自学手册》等普及读物的编写任务。

  但是,我觉得自己在普及比较文学路途中遭遇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此,也不在资料一、资金、队伍、信息等方而的缺乏和闭塞(当然,这些也都是而临的实实在在的挑战和困难),而在于普及、传播、应用比较文学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大众的接受。大众共享比较文学,普及传播应用比较文学,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和追求。为了这个梦想和追求,我很幸运地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冒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险,终于得到前辈、良师益友和同行的支持以及大众的接受。例如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伊始,先后操办了儿次全国性的以普及、传播应用比较文学为主H的学术研讨会,其中2002年举办的“全国中学比较文学普及暨潍坊ICJ中学语文教师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邹:您在一些回忆、纪念性文章中提到与钱锤书、杨绛、季羡林等学术名家的交往,钱锤书先生还曾为您编写的《外国文学手册》题名,在您走向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路途中,这些前辈学人对您产生的最主要影响是什么?

  刘: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比较文学学习过程中,我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拜访了季羡林、钱锤书等近40位前辈学者。这些前辈学人对我的鼓舞和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是做人,一是做事,三是做学问。在做人方而,我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为人正派、助人为乐,尊重、关爱他人等高尚人格和品德。在做事方而,我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他们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在做学问方而,我感受到他们学问川_界绚丽多姿以及薪火相传、日一为人梯的精神与品格。

  季羡林、戈宝权两位先生是我走近比较文学的引路人。当年我在昌潍师专函授部工作,而且处境欠佳。在有的人眼中,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谓一身臭味,根本谈不上尊重和关怀。然而却得到季先生、戈先生等热情的关怀和指导。季先生为我审阅、指导、推荐第一篇比较文学习作,并在给我写的亲笔信中给予鼓励。戈先生领我走进外国文学、翻译文学。钱锤书先生、杨周翰先生是我走向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良师,当年我拜访钱先生的时候,他破格地接待我,并戏言自己收到我的信后被“打败了”。当我向他请教和求助时,他谈笑风生,有求必应,为我题写《外国文学手册》书名,审阅有关词条等等。后来戈宝权先生告诉我,钱先生为他人题写书名,这是头一次,非常难得。杨周翰先生对我帮助更多,为我主编的《比较文学自学手册》写序,为《简明比较文学教程》审稿、题写书名。后来,当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生保先生要去日本访学,请教杨先生带儿本比较文学之类书籍时,杨先生还特别向他推荐我主编的《简明比较文学教程》。1988年,我与杨先生、乐黛云教授等同往参加德国慕尼黑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时,杨先生邀我共进午餐,其间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希望我在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时,注意其优良传统,从梁启超、鲁迅到季羡林、钱锤书,认真读他们的著作。

  邹:您常常自谦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泥瓦匠”,主要敲的是比较文学教育的边鼓。您的大多数论著都是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一方而重视比较文学学科史的引介和梳理,一方而积极组织队伍、凝聚力量,编写教材和相关出版物。《中国比较文学萌芽的轨迹》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进展》可以算作两篇演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的重要文章,其中对于清末比较文学萌芽的社会基础、翻译实践与比较案例的阐释尤为精彩。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毫无疑问是中国比较文学萌发期的理论探索者与实践者,王国维引介西方现代悲剧理论解读《红楼梦》、鲁迅作品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旱已成为各类比较文学教程的常识性话题,相比之下,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意义就被处理得相当简略。我认为晚清到民国期间的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一段至关重要的序幕或“前史”,比较文学相关教程或可开辟专门的章y详加论述?

  刘:从学科史的角度讲,您提的问题很重要,很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至于我本人,在敲比较文学教学边鼓的同时,的确关注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等问题,曾在《比较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兴起》《比较文学自学手册》《简明比较文学教程》《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垦拓与建构》等论著和文章中涉及到这两个问题。我同意您的看法,如果撰写学科史著作,理应开辟专章梳理您所说的这段“序幕”或“前史”。学科史知识,是学习一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走近比较文学,了解比较文学,把握比较文学,运用比较文学,都离不开学科史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编写比较文学相关教材,都应该充分重视学科史的来龙去脉。眼下出版的教材,在这方而是有欠缺的。

  邹:在您编写的著作中,工具书《比较文学自学手册》被认为是“新时期比较文学教材开创期的尾声”,《比较文学教程》则呈现出浓厚的中国本土特色,该书不仅选用了中国文学的诸多例证,而且极具前瞻性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纳入进来。我们知道,法国学派的梵·第根、基业,关国学派的亨利·雷马克以及中国的钱锤书等学者都将“跨国性”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后来中国学者考虑到中国的多民族现状,主张不能照搬欧关“民族国家”理念下的学术思维,强调“向内比”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内容,虽然已经有相关学术论著如《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问川_,但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可谓刚刚起步,您当时在教程中专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章u,主要的考虑是什么?您对当下中国比较文学的“向内比”有什么建议吗?

  刘:记得在 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召开了一次小型的讨论会。我有幸听到季羡林先生的发言,季老当时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同志们要敢于走自己的路,搞自己的特色,不要老跟着外国人后而跑,特别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的问题,希望大家来研究……后来读季老的书和文章,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赞赏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热情为之撰写序言等等。季老的看法对我有很大的启迪和影响。后来我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在拟定本书纲日过程中,孙景尧、陈停一位教授给予了许多指导,其中就包括写“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一章。我当时深感这个建议非常好,特邀两位民族大学的专家教授执笔。教程出版后,同行们都认为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是本书的一个壳点,同时也受到学生和读者的欢迎。

  学科史告诉我们:任何学科都是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

  “跨国性”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特征,“跨民族性”也可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特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正在证明这一点。当下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势头很好,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等校的学者专家作出了有日共睹的贡献。如果说,我还有建议的话,那么,我希望加强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和联合,重振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大力开展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传播与教学工作。我相信:在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大有可为,前景辉煌。

  邹:您编写的比较文学教程、参考书和工具书,大多表现出强烈的师范性,《比较文学教程》尤其明显。此外,2007年出版的《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垦拓与建构》分章y评介乐黛云、饶儿子、曹顺庆、张铁夫、孟昭毅等人编撰的教材,起到了很好的导读作用;2008年出版的《穿越比较文学的川一纪空间—新时期比较文学教学30年》对比较文学作了学科史意义上的回顾,并且侧重探讨人才培养、教材编写与课程设置。您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方而倾注了大量心血,请您简要评价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刘:作为比较文学教学和普及的泥瓦匠,我想的更多的是教学和普及的问题。2007年,我写过一篇《对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的儿点想法》的文章,与比较文学教学界的老友新朋沟通对话,提出了构建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新体系的想法,即“五位一体的教学新体系”和“三点一线的教材新体系”。所谓“五位一体的教学新体系”,即在教师、学生、教学、教材、学习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确立“以学生为本”,落脚在学生上。这就要求转换教师、教学、教材的角色。对教师教学而言,要求始终确立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思想感情,读懂学生,根据学生的实际和需要进行教学和编写教材。对学生学习而言,要求改变过去那种“老师讲、学生听”的习惯,强调学生树立自觉、自主、自强、创新的学习思想意识,读‘h自己,读‘h老师,读‘h教学,读懂教材,读懂学习等等,既要质疑自己,又要质疑老师、教学、教材1只有树立这种学习思想和姿态,在学习上才会开拓创新,后来居上。所谓“三点一线的教材新体系”,即在知识、方法、培养人才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确立以培养人才为主线,并以这条主线贯穿在教材的始终。编写教材既要重视学科知识的传播,更要重视学科思想精神的传播应用和人才的培养。怎样把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落实到新型人才培养上?如何通过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实践塑造新型人才?这是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和构建其新体系中的根本问题。

  回顾反思新时期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的历史,大体上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表现为重视知识传播,希望学生了解、学习更多的学科知识;第一种情况表现为在重视知识传播的同时,强调学科的学术性,希望学生提高学术研究能力;第三种情况表现为既重视知识传授,又重视学术性和提高学术研究能力,更重视学科思想、精神的教育,希望学生通过学习比较文学提升做人做事的人格、品德和能力。本人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这三种情况自己都经历过也都实践过。回忆反思自己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深感惭‘魄和遗憾。若是现在有人问我,在教学教材实践中,应该提倡什么?那么,我可以坦然相告,应该提倡在重视学科知识、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学生人格、品德、精神的培养。我始终认为,比较文学是一门非常有益于培养人、塑造人,特别是全方位提升人类眼光、胸怀、境界、灵魂的学问。

  邹:我们习惯使用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来表述中国学者对于国际比较文学事业的独特贡献。从理论层而上说,以杨周翰、乐黛云、曹顺庆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跨文化研究”“跨异质文明研究”,因时制宜,有效弥补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范式的不足;从社会实践和现实应用的维度上说,您曾经作过多方而的尝试,其中有关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运用不失为一大创新。诚然,比较文学的开放性、跨越性特征与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有助于中学阶段的人文素质教育,但是将比较文学由大学层而向中学语文教育拓展延仲,其间的知识缝合与接受效果A定是相当复杂的过程,那么,您当时提出这一想法,希望达到的理想日标是什么?这个想法曾在中学课堂教学中付诸过实践吗?学生的接受和反馈是否达到了起初的预期日标?令人遗憾的是,比较文学仍然未能被纳入今天的中学教育,在这一问题上,您是否会坚持当年的想法,亦或有所修正?

  刘:我在普及比较文学的路途中,曾经为比较文学走向中学做过一些尝试。其中主持山东省“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主办“全国比较文学普及暨潍坊市中学语文教师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主编《中学比较文学十讲》,编写出版《比较文学与中学人文素质教育》丛书、《中学比较文学》,创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一中心”和“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所”,筹备成立“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向中学教师、中学生乃至退休老干部和市民宣讲比较文学,开展“比较文学活动周”等等举措,其日的都可以说是为普及、传播、应用走向中学的一种尝试。我和我的团队之所以有这些活动,一是希望利用比较文学的丰富资源和营养来造就和培养中国公民与川_界公民,提高公民的文化和文明素质等等。一是希望通过普及、传播让大众共享比较文学。这种希望和追求,一直是我们的梦想,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理想日标”。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比较文学仍未在中学开花、结果。但我相信,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和比较文学事业的发展,比较文学总有一天会在中学生根发芽。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比较文学发展的需要。

  邹:如今中国比较文学界越来越重视翻译文学的地位,强调翻译文学工作者的重要意义,“翻译研究”和翻译文学史建设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显要课题。您和谢天振教授在这方而做了大量探索,请您谈谈翻译文学研究与翻译文学史建设的前景?

  刘:我涉猎翻译文学是从学习研究现代文学史起步,是从现代文学到翻译文学。当年我读“五四”时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代文学历史起步和翻译文学、外国文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从鲁迅到巴金,都是两手抓,一手抓创作,一手抓翻译。因此,我当时就认为研究学习现代文学,应该重视翻译文学。我甚至认为编写现代文学史时,应该包括这段时期的翻译文学。后来走近比较文学时,更感到翻译文学的重要地位。我旱年写的《比较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兴起》那本小册子,特别把翻译活动列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活动和遗产”,并提出“翻译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该书第114页)。该书简要介绍了梁启超、林纤、苏曼殊、伍光建、鲁迅、茅盾、郭沫若、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新月社、语丝社、时代出版社等作家和文学团体的翻译活动(见上书第114-124页)。1一89年和陈玉刚等合作编写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翻译文学史,也是本人跨进翻译文学史建设的第一步。我在这方而,谈不上做了大量探索,只是敲敲边鼓而已。真正在这方而做了大量探索并作出重大贡献的是谢天振教授等学者、专家。因此,老友天振最有资格来谈论翻译文学研究和翻译文学史建设的前景。建议您请他来谈。

  邹:作为全国首家比较文学应用与普及研究机构,潍坊市社科院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成立曾引起学界关注。据我了解,国内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或者学习比较文学出身的学者非常敏锐,正在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念运用于少‘一告传播、文化产业、青少年业文化研究、旅游经济等方而,收效不错。潍坊社科院的这个研究机构是更加侧重于比较文学在教育领域的普及,还是更多地服务于地方文化与经济建设?

  刘:我听到您说的国内有些研究工作者和学者,正在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运用于少‘一告传播、文化产业等方而,并且收效不错的消息,很高兴,很鼓舞。因为自己生病,牛老车破,近年来,闭户在家养病,信息闭塞……至于我和潍坊社会科学院院长赵文禄教授合作成立的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所,从当时的设想而言,包括两方而的要求:一是侧重于对大众比较文学教育的普及、传播,让大众提升比较文学的文化素质和修养,享受比较文学。一是希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理念服务于地方文化经济建设。如今,我和文禄教授都生病,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我在家中治疗,我们都无能为力了。但我心中,始终钟情于比较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的普及传播与应用……。

  邹:再次感谢刘教授接受访谈,衷心祝愿潍坊学院的比较文学事业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刘:谢谢!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国和川_界比较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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