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三俗”的泛滥及救赎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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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在数量上每年翻倍的剧增,但在这一片繁华的景象之下却始终笼罩着一层悲观主义的氛围。“文学终结”、“文化危机”、“文学已死”成为了文艺理论家们的口头禅;“无病呻吟”、“软骨病”、“无节制叙事”成为了批评家们的惯用语汇;“低俗、庸俗、媚俗”的文艺倾向蔚然成风。那么,究竟何谓文艺的“三俗”,它又有哪些表现?导致文艺“三俗”泛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又有没有可资救赎的途径呢?

  一、文艺“三俗”的界定与表现

  2010 年7 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2014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也强调,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低俗化、欲望化、感官化。学术界也围绕文化“三俗”现象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思与批判,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反思与批判的广度、深度都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和加强,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需要更清晰的厘定与描述。在我们看来,要想彻底抵制“三俗”在文学艺术界的蔓延,要首先辨析清楚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何为文艺“三俗”,“三俗”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第二,文艺“三俗”如何,“三俗”的外延表现有哪些?

  (一)“三俗”文化概念厘定

  如以“俗”为核心概念,我们大致可以将目前的文化状态分为三类:脱俗(高雅文化)、通俗(大众文化)、三俗(感官文化)。故而,如要弄清楚“三俗”内涵,我们首先要搞明白它与脱俗、通俗的区别。

  所谓脱俗文化(高雅文化)指的是那些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善的感化、真的启迪,关注人自由、幸福、尊严等等带有终极关怀性质的文化,它有强烈的人文性、思想性、超越性等特征。所谓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则指的是那些建立在大众基础上,对大众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具有密切反映带有初级关怀性质的文化,它有明显的大众性、娱乐性、休闲性等特征。故而,脱俗文化与通俗文化,一则是小众的,一则是大众的;一则是引领超越的深度文化,一则是休闲快餐式的娱乐文化;一则是指向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一则是享受当下的初级关怀。

  如此看来,三俗文化(庸俗、低俗、媚俗)与脱俗文化(高雅)区别比较明显,明眼一看便知,可以不论,但三俗与通俗之间却往往令人难以分辨。其实,三俗文化与通俗文化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尽管通俗文化在传播形式上具有流行性,在内容上具有大众性,在目的上具有娱乐性,但它在审美趣味上至少是健康的,它凝聚了创作者对大众初级需求的关怀(如饮食节目、服饰走秀、美容美发等),它的影响尚算是积极的。而且,部分通俗文化还能够给人一种初级的审美享受,给人带来审美愉悦(如金庸的武侠小说等)。但三俗文化不同,它是在存在意义上将人降格为“动物”的一种文化,尤其是低俗文化,是在根本刺激与满足人的动物性一面的文化(如色情文学、暴力电影等)。“三俗”类文艺作品多以色情、暴力、凶杀、炫富等人的低级需求为描绘主题以取悦媚俗大众,而弃人的尊严、幸福、自由、民主、信仰等于不顾。故而,通俗文化与三俗文化相较,尽管都是大众化的,但一则是关涉较为高级需求的,一则是关涉低级需求的;一则是人性取向的,一则是动物性取向的;一则是有初级关怀的,一则是绝对满足声色之娱的;一则是有一定美感的,一则是单纯快感的;一则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则是完全消极的。此外,对“三俗”文化内涵的认知,还有必要区分庸俗、低俗和媚俗三者之间的程度。所谓庸俗,尚是单纯的平庸、无深度,弃绝了文学艺术本应有的崇高与神圣;所谓媚俗,则是对大众的取悦,尤其是以动物性需求来迎合大众,消弭了文学艺术本应有的独立之精神;而所谓低俗,则是毫无节制的庸俗和媚俗,是绝无廉耻的声色之娱,彻底无视了文学的公共性与担当性,根本背弃了文学艺术的本质。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三俗”文化大致的结论:所谓“三俗”文化,指的是那些以人们动物性低级需求为基本导向,追求单纯快感、无视人性关怀、性质消极的文化,它有明显的自恋性、消费性、低级性等特征。

  (二)文艺“三俗”的表现

  文学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征符号,在“三俗”文化甚嚣尘上的背景之下,也自难避免流于“三俗”的厄运。那么,文学艺术的“三俗”有哪些具体表现呢?结合目前文化界的研究,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大类:

  (1)色情内容的露骨描写。文艺作品中不是不可以描绘性爱,古今中外很多经典的文艺作品,如文学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红楼梦》《白鹿原》等,电影作品《泰塔尼克号》《冷山》《红高粱》等都有对于性爱场景的描写,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世界知名的文艺作品。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为艺术而性”还是“为性而性”.低俗文艺作品恰是把“性”、“色情”作为了其“文艺”的基本追求,对性部位描述暴露,对性行为刻画露骨,甚至有一些恶俗作品不惜以换妻、一夜情、性虐待等作为吸引人眼球的砝码。

  (2)暴力内容的大肆渲染。暴力、凶杀与性爱一样也是古往今来很多文学艺术作品表达过的内容,我们最为熟知的中国四大名着其中的三部,《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中都有不少暴力乃至杀戮的描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甚至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但这也并不妨碍它们成为经典文学作品。问题的关键在于,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暴力或者杀戮是否具有正义价值,是否具有历史关怀。弃绝了这两者,大肆描绘暴力过程、渲染血腥场面则不过是在迎合与满足人的占有、屠戮等动物性的需求,带有三俗特质的文艺作品则恰是如此。

  (3)炫富、追富的铺排呈现。生活上的富足,经济上的富裕,是人类自我发展的本性,这本是无可厚非的,连福楼拜这样的文学大师也在其众多作品中对贵族的奢华生活有过不少的描写。问题的关键是,对富足的描写是否以苦难意识作为参考,是否在另一个维度上关心普世大众的生活。当文艺作品将对金钱力量的顶礼、对商品世界的膜拜、对名牌符号的俯臣当做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价值观进行铺排渲染的时候,它的庸俗本质是毋庸置疑的。

  (4)“神秘主义”的宣扬。进入新世纪以来,“玄幻”文学电影、“穿越”文学电影成为了青少年,甚至一部分中年人的新宠。尽管这些文学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文学艺术的疆域,刺激了中国文艺市场的繁荣(虚假繁荣),但它的流行也不过是为中青年人逃避生活的艰辛制造了一个空中楼阁,也难脱其媚俗大众的本质。

  更不消说,一些玄幻性文艺作品还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神秘主义特色,蛊惑了一个高年级的小学生为了穿越而自杀。面对这些毫无思想深度、缺乏历史感、不具人文关怀的作品,国内知名学者陶东风先生甚至气愤的用“装神弄鬼”四个字来概括它。

  (5)新兴“非主流”文化的表达。“非主流”与“玄幻”一样,也是一个新生事物。近来文学艺术的“非主流”表达主要集中在告别崇高,以“恶搞”为美、以“自我贬低”为乐、以“奇装怪服”为尚。尽管“非主流”文艺以个性自居、以“先锋”姿态自我标榜,但也难掩其在深度自恋和无度自虐双重矛盾中挣扎徘徊的三俗本质。

  (6)经典文本的无原则解构。文艺“三俗”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便是对经典文本的无节制、无原则解构。这些所谓的文艺作品以“戏说”、“大话”、“水煮”等等不一而足方式对经典文本进行“再解读”.当然,我们并不绝然反对以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对经典进行“戏仿”,而且好的戏仿往往能够挖掘原作品当中更多、更深层的意味,比如《大话西游》。问题的关键是,再解读是否是建立在原经典作品的基础上,是否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果一味的解构,只求满足人们猎奇的、去权威化心态的再解读,便是对经典作品的庸俗化、媚俗化。

  在界定了“三俗”文化内涵,描述了文艺“三俗”的集中表现之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地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艺“三俗”的出现。

  二、文艺“三俗”泛滥的成因探究
  
  我们认为,导致文学艺术“三俗”泛滥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

  首先,工具理性的强势僭越。启蒙理性、科技理性发展的逻辑必然就是工具理性的出现。然而,本来为人类所利用的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工具”却潜移默化地僭越为了人类存在的目的。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兴盛、“读图时代”的到来、“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开启等等,文艺、文化的存在样态变得越来越种样繁多,也越来越难以把捉。不可否认,信息化电子时代的到来,给文学、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人人都可以“言说”、可以叙事,也给文化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民主”感。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传媒的兴起、新兴媒介方式的兴起,“人们的自由多了,自由精神却没了;自我选择多了,主体性却死了;个人主义实现了,个性却消弭了”①。文化产业、文艺事业变异为了图像的“眼球效应”;文化创造成为了群体策划的商业之事;文学情感变成了电脑前的抑郁宣泄;文学想象变成了毫无深度可言的“盗墓”与“穿越”;文化韵味也就此变成了“震惊”(本雅明语)。人们开始在传媒工具面前,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庸俗化、简单化,文化事业几近变成了抓取人眼球的媚俗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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