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语言应用认知的不同点与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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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时又是思维的表现形式。在语言应用的过程中,不同的语言代表了不同民族的语言应用价值观,但它们之问在存在一定差异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的相关性。语言的相关性各自代表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中英语言应用价值观差异性与相关性的问题成为很多语言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一、中英语言应用价值观差异性   语言应用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力一法甚至口的。一力一面,人们的价值观在不断地支配着语言的应用,另一力一面,语言应用的过程又是反映人们价值观的过程。例如,中国人大多数时候会认为外国人的说话方式令自己难以接受,这样语言应用价值观就产生了差异,也就是不同民族的交流方式存在基本的差异。语言应用与思维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关系,‘已不仅仅是思维价值观的载体,也是思维价值观的表现形式。   在绝大多数英语国家,语言的应用受到了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希望在语言应用中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益,他们对于语言应用强调的是演绎式。首先,他们利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基本观点,然后在语言的作用下分析自己观点形成的原因,同时对自身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总结,这就是最基本的演绎式,也是他们对于语言应用价值的认识。在英语国家,价值观决定人们的交流形式,同时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当然,在英语国家,人们认为只有不断地去解放语言的束缚,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语言,实现自身的价值需求。   而在中国,对于汉语的应用是一种传统的社会观念,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交流方式的判定。这主要是由于儒家思想对中国语言应用以及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交流的影响。儒家思想认为,语言应用的价值过程主要是对他者作用的体现,同时,语言应用也是展现自身需求,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汉语语言应用代表的是一个关系群体,而非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方式。汉语语言的应用影响价值观的改变,应用过程中体现了是非观念,同时体现了对传统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内涵的一种凝练。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思维代表了整个民族语言哲学的意义,同时体现了民族的思维魅力,这就表现了其语言应用的价值观团。   自从语言应用价值观理论提出之后,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二者的单个研究或者对立性研究上,对于二者的关系则研究较少或研究不深。著名语言学家朱永生认为,语言应用价值观是客观存在的,学界今后的研究重点应转移到对语言应用价值观理论在何种情况下排斥或共存上。结合这些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语言应用价值观理论并非是单纯的联系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屑。认可象似性不是对任意性的完全排斥。以不同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均可以在音义层面找到大量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现象,但同时也不难发现,语言应用价值观与所指对象的意义问,除了任意性的一面外,也具有不同程度的象似性。毋庸置疑,任意性属于语言符号认知以及形成中的关键性因素,但是象似性也体现出了语言系统与认知系统之问的某种联系。   二、中英语言应用价值观相关性   我们说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地选择,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相对的。语言符号是一种社会范畴的符号,因而应当以集体行为和约定俗成作为基础,然后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巩固和传承。语言符号和客观事物之问虽然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和固定的联系,不过语言的制约性规定是明确存在的。索绪尔则更为明确地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划分成两种,即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所谓的绝对任意性,是指符号的创制和使用没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而相对任意性则是指符号的创制和使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比如英语中的“show”依据发音译成中文的“秀”,同时借用了英文中的展示、展览的意义,具有明显的音义联系。再比如“facebook",在翻译时将其分成"face”和“book"两部分,译成“脸”和“书”,整个词语翻译成“脸书”,"grass roots”与“草根”,“empty nes-tern”与“空巢老人”,"wild kids”与“熊孩子”都与此类似。借助语言符号的音义联系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记忆英语原词叫。   美国著名的符号学家C.S.Peirce根据语言符号与能指对象问的关系将语言符号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象似符、指示符以及象征符。Haiman则认为,语言象似性是指如果某种语言表达式的外形、长度或者构成成分问的各种关系与其所编码的概念或者交际策略等具有平行性,那么该语言表达式就具备了象似性。Haiman还指出,自然语言的图像符号实际上是以意象和图表为主体,于是他对Peirce的象似性进行了简化,提出了意象象似和图表象似。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反映出,语言结构是对人类某些经验结构的一种对应,换句话说,象似性所体现的就是语言结构和经验结构之问存在着必然和自然联系。   象似性主要体现为两点,首先是语音象似性,即语言符号的音与义具有某种客观联系。比如“fans”与“粉丝","neet grop”与“啃老族", "manhunt”与“人肉搜索”。其次是数量象似性,也即是说,语言符号需要表达的概念量和单位数量之问存在正比关系。   在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研究中,我们对于某些有偏差甚至错误的观点要重点关注。事实上,人类语言首先是作为一种有声符号系统而出现的,也即是说,人们首先是通过听或者说进行吸收和传播的。   而书写系统也即是文字,是在之后的发展中才出现的,一些较为落后或者闭塞的地区甚至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因而从本质上来看,语言符号的有声性应是其本质特征,且是首先出现的,而文字系统出现后,语言符号才具备了象似性的特征川。然而在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中,不少学者在对索绪尔的任意性进行批评时,大多是从书写系统而非语音系统出发来对象似性作考察的。英语中的复合词和派生词在构成上具有一定的依据,但是大部分词的语音并非与所指的客观物体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这种理解明显具有牵强性。也有人将单个字的意义割裂出来,寻找二者的关系。比如“toy boy”的汉语翻译为“小白脸”,在翻译时有人提出,玩玩具的孩子皮肤比较嫩,因而将“toy”译为“白”,这种解释显然更显滑稽。   总之,中英语言应用价值观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以及任意性来说,中英语言应用价值观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汉语应用与英语应用的差异是不同国家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表现,随着时问的不断变化,对于语言的应用将会不断地深化。   参考文献:  [1] 詹海玉.跨文化视角下中英语丙交际的差异及对策[J].宜宾学院学报,2013(3).  [2] 左立.从中英语丙的文化语境差异看翻译教学[J].凯里学院学报,2012(1).  [3] 关薇.论中英语丙的文化趋同性和差异性[J].长江人学学报(礼会科学版> ,2011(9).  [4] 刘扬.英汉思维方式差异在语丙中的映现[J].牡丹江人学学报,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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