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自由思想的发展历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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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作为自我意识觉醒的传统本体论的自由观

  人类最早的自由观是伴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这与哲学的产生是同步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说哲学始于惊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二卷中进一步提到:由于惊异,人们才开始哲学思考。惊异是从无知到知的"中间状态".人们惊异于大自然的奥秘,惊讶于自身的奥秘,于是立志要探索隐蔽在自然和人类思想深处的秘密。这个探索首先从思考"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开始。从此,人就认识到自己与外在世界的不同,人类的自我意识就逐步觉醒。然而,人类的自我意识尚未成熟到直接探究自我意识的奥秘,而是诉诸对象性的意识来实现这一探索。自我意识的觉醒将世界二分化为自我与对象、自我与外在世界,人类可以通过把握对象或外在的世界来反观其自身,而对自由的追求一开始就与获取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密不可分。只有掌握了知识,人类才能解释一切纷繁复杂的现象,获得永恒不变的真理,进而获取最大限度的自由。古代哲学家通过探索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来实现对自由的追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自我意识觉醒的传统本体论的自由观才得以展开。

  西方传统自由观是围绕哲学上的本体论而展开的。本体被看作构成世界的本质,世界本身是必然存在的、某种绝对的、终极的东西,而现象背后蕴藏着普遍的本质,这是本体性思维的基本信念。以寻求本体为出发点,通过理论说明和逻辑论证在思维中建构一个由本体构成的世界。不少哲学家认为,只要找到了真正的本体,一切现象就能够从中得到解释和说明,一劳永逸地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人们也就找到了关于事物和现象的终极原因,人类的自由由此就得以实现。这一设想的提出也为本体论哲学的建构赋予了浩大的工程,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开端直到中世纪神学哲学家们的致死努力都在寻找世界的阿基米德支撑点---本体。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自然界的起源,并将某种自然物质或者自然物质抽象化作为世界的本原。然而这种判断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猜测性和自发性。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同样武断地认为精神性的理念才是世界的本原。物质抑或精神构成世界的本原都难以完美地解释世界的本质问题,本体论以后的发展就在物质或精神构成世界的争论中富于逻辑地展开。本体论思维这种哲学形态终结于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的争论,唯名论者认为只有名称是实在的,实在论者认为只有现实中实有的存在才是实在的。他们之间的争论使得哲学上的本体论陷入了危机,哲学大厦的支撑点受到了质疑,他们尚且不知离开对主体的认识与考察,直接面对客体去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将只会导致毫无根据的独断论,即"没有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是无效的".然而,传统本体论关于世界本原的论断表明,人类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但尚未达到自觉,人类寻求自由的脚步刚刚开始。在传统本体论的讨论中,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尚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无论对传统本体论困境的突围还是探寻人类自由真谛的重任都落到了近代理性主义的肩上。

  二、作为自我意识自觉的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自由观

  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危机促使哲学家不得不另寻出路,对本体论中断定"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因此人们转而考察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正确。近代哲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达到了对于自我意识的自觉,进而转变为一种认识论或主体性思维方式。近代哲学在自我意识的自觉中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并在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中把握其统一性。

  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上唯名论与实在论无休止的争论之后,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大门。随着人类理性的启蒙与解放,人类主体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与强化,科学的发展与理性力量的展现打破了上帝统治一切的局面,同时也使人的主体能动性不断增强,人类的自信开始膨胀,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由理性解决,人可以借助理性自由地应对一切问题,"知识就是力量"就是这一思维方式的生动诠释。近代的理性文化在哲学上体现为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以认识论为核心的哲学将其研究的对象由对客体研究---"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转向对主体思维的考察---"思维如何把握存在",由对客观世界探求转向对人本身的反思。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转向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即主体如何认识与把握客体。这种把握有两种途径:一种认为知识的来源是人的感觉经验,即经验论的路线;一种认为来源于理性,即唯理论的路线。这使得人们在追求自由的问题上出现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一种倾向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将自由理解为对自然因果规律的遵从,认为自由就是顺应感性世界的因果必然性,自然因果规律是人类认识自由和实现自由的前提条件。正如霍尔巴赫所认为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没有一个行动、一句话、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一个个体不是必然的。"[1]

  另一种倾向是从人的主观意识出发,用理性来统筹一切,认为人的理性思维活动是不受自然因果必然性限制的。如斯宾诺莎认为,自我决定是支配一切存在物的实体的本性,这种自主性即自由。他说":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反之,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做必然或受制。"[2]

  因此,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哲学唯理论的发展受到了经验论的巨大挑战,在知识的起源上理性与经验之争愈发难以调和,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古典哲学合乎逻辑地应运而生。德国古典哲学的开拓者康德,为了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将必然与自由划分成不同的领域,将必然归于理论理性领域,他称之为"纯粹理性";而把自由归于道德实践领域,他称之为"实践理性".必然和自由的矛盾直接表现为认识和行动的矛盾,在认识领域中人必须服从必然性,但受意志支配的行动却服从人的内心自主的"绝对命令",即意志自律,也就是自由。至此,康德把理性自由推向新的高度。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克服了康德二元论的矛盾,用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将康德的实践领域的自由贯彻到现象世界。他认为自由和必然不是绝对对立的,从必然到自由的过渡就是概念发展的过程,概念的自我运动过程就是必然和自由统一的过程。黑格尔自由观尽管克服了康德二元论,但却使自由主人变成了"绝对精神"而不是现实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统的自由观是建立在实体本体论基础之上的,它悬设一个终极的本体,并通过获得对本体的真理性认识来达到自由。而近代西方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把思维与存在、心物、主客、理性与感性等问题分立开来,以此为前提所理解的自由是在知识论视域下的自由,是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认知理性的自由。

  在西方传统哲学视阈下,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对世界的哲学思考,从根本上看是为了人类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本,对形而上学本体的理性设定,表达了人要为生存活动寻求到一个可靠基础和牢固支撑点,它将理性从人的身上提取出来,独立于人之外,并使之成为超越人之上的世界本体,并将它理解为决定现实世界一切的终极根据。这一方面表明人试图用人类理性表达人的超越本性,并用理性来统摄一切,进而对世界的必然性、确定性进行理解和全面把握;另一方面,在西方传统哲学将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和整个世界的主宰时,将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从而为西方哲学对理性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埋下了伏笔。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们,始终将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理性作为其追求目标,也构成了西方理性主义自由观的传统。在理性主义西方传统中,自由常常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行动",自由以理性为基础,并依靠理性的指导来实现。而这种自由观所导致的结果势必将人工具化、片面化,使人变成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的人,人的自由也必将沦为一种抽象的理念,这为超越理性主义的自由观留下了发展空间,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基础,马克思的自由观就以超越理性主义作为其发展趋向。

  三、作为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自由观

  在马克思看来,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导致了现实人的抽象化,抹杀了人的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超越性,使人的自由沦为理性"工具".与此同时,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的多重性的生命却被还原成单一的、终极性的存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感性和理性、自然和超自然、感情欲望与理想信念的统一体。

  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视域下,将人的本质或者归结为物的本性、或者归结为精神本性,这都是对现实存在的人所具有的丰富性的简化,是对人的历史性和发展性的抹杀,使人成为抽象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以前的西方哲学自由观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去理解自由,他们的自由观总是带有一种虚幻性和神秘主义色彩,总是从本体论意义上去理解自由,缺乏现实的客观性。

  马克思认识到西方传统自由的内在困境,以能动性的实践为基础构建自己的自由观。在马克思看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的矛盾需要现实的媒介,而这一媒介就是现实的感性活动---实践,抛开实践的自由只能在天国中实现。实践作为马克思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也是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西方传统哲学自由观的根本区别之处就在于,他抛弃了"直接从思维的维度去探寻自由"的思维方式,转而在思维之外探寻实现自由的现实条件和途径。在马克思看来,自由首先是物质生产劳动的自由。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3]

  由此可见,人与动物不同,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而自由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终极目标。

  这种自由的本性在于人能够不受到肉体需要的限制而进行独立的生产实践活动,在于人通过有意识的人类劳动将自己的劳动本身变成反思的对象。这样的劳动是现实的、具体的,它不会脱离一定的现实外界条件,这些外在条件也不能成为自由的限制,因为人能够将这些条件变成自身无机的身体,这也是自由所在。然而,在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类的自由之路却是困难重重,自然分工和私有制、城乡二分、阶级对立、观念禁锢等都束缚着人类的自由。

  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人类处于自然分工的状态下,没有剩余产品,人类的劳动只是为了糊口,为了生存,整个人类社会都处在不自由的状态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分工和私有制,私有制的出现使人类劳动成为异化劳动,人的自由越发难以实现,但是恰恰因为异化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使人类的自由得以可能。自由的前提源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当旧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就必然会被淘汰。由此可见,当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其他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必然取而代之。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制度。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才有摆脱各种不自由的状态并实现人的个性的解放的可能,这些束缚人的自由的外在条件才能够加以扬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也就是人的解放的过程。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73"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 (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4]82并且通过积极的扬弃,"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5].综上所述,共产主义自由是马克思为人类所设想的一种高级的自由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中,一切限制人不自由的因素被消灭,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矛盾,实现了个人的自由与全人类的自由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立足于实践,立足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不自由,根本原因在于异化劳动,而要扬弃异化劳动,我们必须铲除使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异化劳动的根源,因而必须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使人在现实中得以解放,这是人通达自由的前提。至于人如何达到自由的境界,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并不是十分丰富,这也给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就此而言,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可能性的后现代主义自由观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结语

  自由是人类永恒不变追求的主题,也是人类最高的价值旨趣。西方哲学对自由这一主题的探讨贯穿于整个哲学发展史过程中。自由从人对于外在世界的认知发展到人的理性能力,再被理解为打破外在条件的束缚,实现解放,最后发展为对未来的可能性的指向。

  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会发现,真正的自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崇高道德的自觉遵守。在对西方自由观的演进逻辑分析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对自由的认知与体悟呈现出外延的不断扩大与内涵的不断深化的趋势,在对自由的探讨中也使人的思维不断地发展和深化。对自由的理解在这样的富于逻辑演进过程中,展开了自由的无限可能性和人的创造能力的无限性。同时,世界和人的发展都展现了一种无限的开放性,人类要发展、要自由,就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可能,打破一切束缚,去发挥人的创造性,自由和世界就无限地向人所敞开,人的价值、自由的价值就在其中。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95-596.
  [2]斯宾诺莎。 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9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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