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言语规范理论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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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论语》中含有丰富的言语规范理论,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理解:一是从行为约束角度看,作为“礼”之要求;二是从德性修养看,作为“仁”之表现。本文以这两个维度为出发点,挖掘出《论语》中言语规范理论的现代意义,对当今社会言德脱离之反思、巧言盛行之批判均有启发。

  一、《论语》中言语规范思想的基本内涵

  《论语》包括三部分内容:(1)孔子自述或孔子回答各界人士的言论;(2)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有的为儒家经典著述人)的论述;(3)儒家对客观事物的描述。“言”字在《论语》中共出现126次,《论语》中“言”的含义一是作动词,指说、说话,二是作名词,指语言、言辞,所说的话。

  (一)谨言慎言,非礼勿言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1]44意思是说,孔子说古人不轻易说话,因为以自己做不到为可耻。“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44意即,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1]95意思是说狂妄却不正直,无知却不谨慎,表面上诚恳却不守信用,我真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孔子还强调仁者的前提即是说话谨慎:“仁者,其言也讱。”“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1]139孔子同时强调说话必须谨慎,否则就会自找其辱,而且还会被朋友疏远。说话谨慎还表现在“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1]184。

  孔子说:可以同他谈的话,却不同他谈,这就失掉了朋友;不可以同他谈的话,却同他谈,这就是说错了话。有智慧的人既不会失去朋友,又不会说错话。

  做有道德修养、博学多识的君子是孔子及其弟子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孔子认为,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18,只有先做后说,才可以取信于人。“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1]172说话如果大言不惭,那么实现这些话就是很困难的了。

  与谨言慎言相应,孔子尤为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138,意思是: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这是约己以礼在言语方面的体现,因为“恭”“慎”“勇”“直”等德目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以“礼”作指导,只有在“礼”的指导下,这些德目的实施才能符合中庸的准则,否则就会出现“劳”“葸”“乱”“绞”。“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1]90

  (二)崇尚质朴,反对巧言

  “巧言”一词最早出于《书·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2]35-36禹认为“巧言”是影响统治者正确判断是非的干扰因素,只有“哲而能惠”的人才能够认识人之善恶。

  《论语·学而》讲:“巧言令色,鲜矣仁。”[1]3在《论语·公冶长》中也有类似的话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1]57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好看的脸色,摆出逢迎的姿势,低三下四地过分恭敬,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把怨恨装在心里,表面上却装出友好的样子,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孔子针对他人对冉雍的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1]48孔子认为人只要有仁德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能言善辩、伶牙俐齿,善说的人肯定没有仁德,而有仁德者则不必有辩才,要以德服人,不以言服人。

  (三)言行一致,不偏听偏信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判断一个人的正确方法:“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1]50。这实际上是将言行一致作为判断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孔子在谈到言论与道德、勇敢与仁德的关系时,也谈到了要言行一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164。有道德的人一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道德。仁人一定勇敢,勇敢的人都不一定有仁德。那什么是君子呢?孔子认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1]188。《论语·卫灵公》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1]188孔子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于别人的诋毁、赞美,必须是被考验过的,也就是不偏听偏信,以免被现象所欺骗。

  (四)时然后言,时然后行

  这主要是讲言语的时机。“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1]198孔子说:侍奉在君子旁边陪他说话,要注意避免犯三种过失:还没有问到你的时候就说话,这是急躁;已经问到你的时候你却不说,这叫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而贸然说话,这是瞎子。

  “时然后言,时然后行”是儒家“时中”思想在言语行为中的体现。“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1]168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说:“先生他不说、不笑、不取钱财,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道:“这是告诉你话的那个人的错。先生他到该说时才说,因此别人不厌恶他说话;快乐时才笑,因此别人不厌恶他笑;合于礼的财他才取,因此别人不厌恶他取。”“时然后言,时然后行”还包括言语的对象要适当,正所谓“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1]184。

  (五)不记旧怨,事后不言

  《论语》载,鲁哀公问宰我,立社应该用什么树木,宰我回答:夏朝用松树,商朝用柏树,周朝用栗子树。用栗子树的意思是使老百姓战栗。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1]33。意即已经做过的事不用提了,已经完成的事不用再去劝阻了,已经过去的事也不必再追究了。

  孔子时常向各地的人们宣传他的思想主张,但他认为,很难与互乡那个地方的人说话,但互乡的一个童子却受到了孔子的接见,学生们都感到迷惑不解。这时孔子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1]84孔子意思是:我是肯定他的进步,不是肯定他的倒退。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改正了错误以求进步,我们就肯定他改正错误,不要死抓住他的过去不放。

  二、理解《论语》中言语规范理论的两个维度

  (一)行为约束:作为“礼”之要求的言语规范

  在孔子看来,人们的日常行为应受到“礼”的约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所以身处“乡党”场合、宗庙朝廷,孔子恭信肃穆、言语收敛,“便便言,唯谨尔”[1]111,人们的言语行为应以“礼”为标尺,根据不同场合而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生的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成功与失败、尊贵与卑贱、辉煌与暗淡,最终是通过人的生命在社会的整个实践运作中而体现出来的。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发展,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而展现出生命的全部价值和人生的完整意义。人不能仅为“名望”而生存,人生的真正成功应表现在行为上脚踏实地的勤奋实践。正所谓孔子极力主张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44。一个具有高尚仁德修养的人应该是在其人生的实践中努力做到言语要谨慎不乱、明白无误、有条不紊,而对工作却要勤劳敏捷。“讷于言而敏与行”是儒学十分重视强调的一种行为修养原则,这一原则同“敏于事而慎于言”[1]9的思想一致,一个注重德性修养的人言语不慎、说话不思虑,往往会在人生行为过程中造成许多不必要的过错。“身正而后令行”是《论语》倡导的又一人生行为修养原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1]152从人生行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孔子表述着这样一种思想:一个人在其人生实践过程中,自己的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以身作则,不需发号施令,事情也行得通;如果其自身行为不正当,违背一定的道德规范,以身行恶,纵然三令五申,人们也不会信服和跟随,当然也就谈不上为人称道,被人颂扬,而使其人生取得成功了。

  《论语》中强调人生行为修养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应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82。在人生行为实践过程中,与他人相处时,一定有可以为自己借鉴取法的人。一个善于加强行为修养的人,会选取其优点而学习,发现缺点而改正。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实践态度,一个人是不能凭空就成为圣人、贤人,人只能去亲自实践,不断地在自身的行为修养过程中总结他人的经验、吸取他人的教训,才能有所得、有所收获,才能成为“学而知之”的贤人、君子。

  (二)德性修养:作为“仁”之表现的言语规范

  “仁者爱人”[5]185,“仁”贯穿于言语、行为各个方面,其在言语道德中具体体现为“讷”:“刚、毅、木、讷近仁”[1]161。一个人客观人生实践形式的好与坏,往往取决于这个人主观道德修养境界的高低,这是儒学“内圣外王”人生哲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孔子的学生子路曾去请教孔子一个人如何成为有德性的君子时,孔子非常认真地回答说:“加强自己的德性修养,使自己能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子路又问:“一个人这样去做就可以成为君子了吗?”孔子说道:“还要加强自己的德性修养,使别人对你所做的事放心。”

  子路再问:“一个人如果这样做了,就真能成为君子吗?”孔子深入回答说:“修养自己的德性,以使自己的一生所为让天下百姓得以安乐。这是一种至圣的境界,修养自己来使天下百姓安乐,像尧舜这样的仁德君主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了!”

  孔子把加强人自己的德性修养看成是一个人成为至人至善的道德君子的重要途径。在孔子心目中,一个人最理想的人格就是将自己一生的目标确立在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上,即“内圣”的造就之上,而绝不是在其一生中只追求一种外在的装饰,一种只供他人赏赐的形式。正如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173古代学者(孔子一生所仰慕的理想人格)的学习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现代学者(孔子一生最反感的伪学之人)的学习目的却在于用知识装饰自己,显示给别人看,以图功名。

  《论语》中记载樊迟曾陪同孔子在舞雩台下漫游。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1]146樊迟向孔子问道:“请问一个人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品德,怎样才能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怨恨,怎样才能辨别出人生中的哪种事是糊涂事。”孔子回答说:“问得好!

  一个人首先付出了劳动,然后收获,不就提高品德了吗?一个人善于批评自己的坏处,不乱去批评别人的坏处,不就消除无形的怨恨了吗?一个人因为偶然的愤怒,便忘记自己,甚至也忘记了爹娘,不是人生的糊涂事吗?”

  三、孔子言语规范理论的现代意义

  言语规范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神文明进步的标志,它反映了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论语》中的言语规范理论对反思言德脱离现象、批判巧言盛行之风具有借鉴意义。

  (一)言德脱离之反思

  言语交际和道德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何德,必露于文,发为何文,即征其德”,“‘文’‘德’虽相区别而相表里者也”[3]1504。在一定场合,言语交际彰显道德魅力,而道德修养又提升言语交际水平。“周言弃德,不淑也。”言谈周全却抛弃德行,叫做不淑。“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禹厌恶酒而喜欢有道理的话。“凡人莫不好言其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矣也。故仁言大矣。”[6]50也就是说,言语交际过程中应该体现“仁”,言语交际的质量应以“仁”和“德”作为衡量标准。陈平原甚至认为,“《论语》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孔子的‘道德’而非‘文章’”[7]27。因此“德”在言语行为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重要的言语规范。

  纣王听信谗言杀了忠臣比干,以至于身死国亡;楚国贤士受到诬陷外逃,致使“楚材晋用”,导致晋楚争霸中楚国失利;楚平王听信费无忌谗言,废除太子建,杀死伍子胥父兄,迫使其逃往吴国,为吴楚争霸中楚国失利埋下伏笔;秦二世听信赵高“巧言”斩杀朝臣后被篡皇位,“指鹿为马”闹剧也因此出现;后唐庄宗李存勖听信优伶景进之言枉杀功臣郭崇韬,致国中大乱;岳飞千古奇冤致使“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南宋军事家余玠受谗言所害被逼服毒自杀;明末宦官掌权虚报成风,东厂掌权人人自危。种种事件数不胜数,可以说每次亡国必定有谗言作乱。

  现代社会中言德脱离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在行政决策中造成的损失较为严重。据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2年全国审计机关查出由于违规担保等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72.3亿元的损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决策者偏听偏信。河南省某明星村党委书记听信“专家”建议,一意孤行,给项目造成4000万元浪费。针对这些言德脱离状况,必须从思想高度进行深刻反思,要把“言德统一”作为一种修养,作为提高各级干部思想境界的一项内容。

  良莠不分、是非不明,才会言德脱离;言德脱离,就会疏离群众、背离人心。

  (二)巧言盛行之批判

  “巧言”就是花言巧语工于辞令,“巧言乱德”[1]189。朱熹曾注云:“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8]48一个人刻意组织语言来伪饰自己,就会丧失真诚,不利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有违仁德的本意,就会过于追求表面的东西,而不重视道德的实践。孔子认为天下称得上大恶的有五种,“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9]11。连盗窃的行为也不包括在内,其中一种就是言语虚伪却又能言善辩。因此“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哼哼。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哼哼,诞也”[9]。任命官职时不要选拔花言巧语的人和狂言妄语的人,因为这些人多贪婪无比、扰乱是非。

  太平天国十分重视文风的改革,新政权建立后发布了改革文风的布告《戒浮文巧言谕》,主张“文以纪实”。其要点有二:“一是‘弃伪从真,去浮从实’,主张文章要记实;二是‘语语确凿’‘朴实明晓’,主张语言要朴实。”

  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还曾借用太平天国诗文“永立新天朝”,但在新闻报道中却任意捏造事实,用假话蛊惑人心,利用“浮文”“巧言”搞阴谋。

  “巧言”之风一旦形成将会祸害无穷,所以自古以来大到国家社会,小到集体个人,“巧言”多受道德反对。《尚书·冏命》中有言:“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当谨慎简选汝僚属侍臣,无得用巧言无实、令色无质、便辟足恭、侧媚谄谀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

  《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曰:“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

  其诗旨在讽刺周王听信谗言,酿成祸乱,小人厚颜无耻,搬弄是非。

  当今社会,巧言之风令人担忧。有上级对下级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其实在瞒与骗;有下级对上级歌功颂德、唯命是从,其实是谄与媚;有商家对消费者天花乱坠、信誓旦旦,其实是蒙与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巧言之风无形中已经触及社会的各个行业与阶层,这导致了社会主义道德底线一再被冲破,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必须对巧言之风进行批判,习近平主席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巧言盛行之风的严肃批判。

  参考文献:
  [1]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尚书[M].慕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3]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国语[M].尚学锋,夏德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5]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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