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天命观的内涵、作用及继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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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军国大事主要体现在战争和祭祀方面。而祭祀与思想家的天命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古代各种政治活动中,天神崇拜和祖宗崇拜与之密切相关。舜承尧位及武王伐纣时,皆以天命来论证其新政权的合法、合理性。不仅如此,在之后的中国封建历史中,每逢朝代更迭,新的统治者都要找到与天命有关的理由来说服天下的臣民,让百姓相信当权者的行为是顺应天意的行为。从五帝到先秦时期,这期间所经历的权力更迭有禅让,有征服,也有讨伐。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权力更换,统治者都免不了祭祀上天或者祖先,来求得上天或者祖先的保佑。为了保证统治的长治久安,统治者要向臣民阐述天命是什么并使之信服。周朝时期,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天命可以表示为老百姓的赞成与否。为了得到民众的支持,统治者必须让他们对当前的生活满意,这就要求统治者有德。统治者有德则天下大治,否则就会天下大乱,甚至失去原有的天命。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里面如是说。尽管如此,面对颜回的离世,孔子痛心疾首---“噫!

  天丧予! 天丧予! ”在孔子那里,“天”更多地表达个人的情感。“命”在《论语》一书中出现的地方不一样,所表达的意思也不一致。例如“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二过,不幸短命死矣”( 《论语·雍也》) ,这里的“命”指的是寿命;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论语·尧曰》) ,这里的“命”则是指命运; 除此之外,“命”在《论语》中还有命令等意思。总而言之,天命在孔子那里更多的是一种自己无法解释、无法回避的问题。与孔子所讲的天命相比较,孟子的天命观有了一些新的内涵。虽然孟子也认为天命是无法言说与预测的,但他更加强调人在天命面前的积极有为。孟子所生活的时代距离孔子已经有 100 多年,但国家分裂的社会状况并没有改变。

  孟子所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基于此,其天命观的提出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尽管《孟子》一书中表达天命观的地方并没有表达仁政的地方那么多,但其天命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孟子》中有很多关于天命的语句,如: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1]284“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1]314因此,孟子的天命观包含以下三点重要认识。
  
  一、孟子天命观的内涵
  
  ( 一) 天命表达的是一定的社会发展趋势
  
  孟子处于一个礼坏乐崩、各诸侯为了一己私利相互征伐的时代,臣弑君、子杀父的事件屡见不鲜。当此之时,各诸侯相信凭借强大的武力就可以征服比自己弱小的诸侯国,而弱国面对强国的欺凌与压迫时往往在顺从和反抗之间处于两难境地。面对此种社会现象,孟子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礼仪和次序,孟子给统治阶级以及被统治阶级构建了一个有自由人格意志的神,即最高的社会主宰者---天命。他认为天命就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也就是说,“天”是一种社会必然性,人们对天的认识就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人类只有把握这种社会认识才能发展,否则就是逆天行事。为了给自己的仁政学说创立基础,孟子的得天命与否可以表现为民心的向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1]313孟子将老百姓的拥护与否作为统治者是否得天命的依据。在对历史作出总结的基础上,孟子认为只有实施仁政的人才会得到百姓的拥护,从而使国家安定。追求统治权力长久的诸侯必须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达成所愿,而老百姓的拥护是天命观表达的最直观形式。

  ( 二) 天命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命运说
  
  孟子的天命观,除了可以解释为一种必然的社会发展趋势之外,还可以解释为一种无法解释的命运说。

  孟子因乐正子的引见而将要与鲁平公会面时,鲁平公因听信臧仓关于孟子厚葬其母而薄其父的谗言而不与之相见。孟子却只是感叹道: “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1]227.乐正子认为孟子不能与鲁平公见面完全是因为臧仓人为的阻止才不得相见,然而孟子认为并非如此,他觉得这是天意,即命运。天命不受人为的影响,天命如此,人们只能选择接受。尽管孟子的天命观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在面对天意时所采取的“不怨天,不尤人”的积极态度也是其思想中的瑰宝。孟子还说: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也”[1]357.在这里,孟子除了阐述仁义礼智和富贵利禄之间的重要区别外,还表达了一种“富贵在天”的思想。“人爵”并非后天努力就一定能拥有,天定的富贵利禄亦无法感知与言说。

  ( 三) 人的性理禀受于天命
  
  性善论是孟子学说的核心。孟子认为人的德行是先天的,“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1]342.“天爵”指的就是人的先天道德。天是道德的源泉,一切善良德行皆是天自然的、无意识的产物,人生而禀受于天,拥有这种良好的德行。人性中的恶则是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耳目之官蔽于物和心之官不思而导致的结果。

  只有修养和保持内在的天爵,公卿大夫所拥有的社会爵位才不会因为物欲的蒙蔽而丧失。孟子还提到: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278.孟子口中的“诚”指自然规律,而追求诚是人的社会活动规律,人只有发挥自我的本心去思诚,才能达到“诚”的最高道德境界。孟子认为人的寿命也是由天命决定的。“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1]357人尊崇禀受于天的道德,积极践行道德实践,而后寿终正寝才是正命; 不发挥自我的本心,作恶而死就是死于非命。

  在孟子这里,天命起码含有两种特征。首先,命是上受于天的。舜将天下传给禹是遵循天命,禹将帝位传于子也是遵循天命。其次,天命是无常的。天命将帝位传给贤德之人,帝位就由贤德之人继承; 天命将帝位传与子孙,帝位就由其子孙继承。

  二、孟子天命思想的积极含义
  
  孟子天命观的最大魅力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天命面前有所作为。面对天命,孟子认为既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在把握规律的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君子创业锤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 强为善而已矣。”[1]225弱小的藤国面对强大齐国的入侵时,孟子积极劝说惶恐的滕文公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即不应该在大国的强大压力下消极无为,而应该“强为善”,努力地实施仁政,赢得民心。

  先秦时期,很多人认为尧舜是上天所注定的生而知之的圣人,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孟子则不以为然。曹交问“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 “然”[1]345.孟子认为尧舜虽为圣人,但其之所以为圣人,并非上天注定,而是因其懂得发挥仁义礼智的四端之心并努力践行,直到其所言所行皆发乎本心。由此可见,尧舜为圣并不是由天注定的,而是由自己主观努力而实现的,每个人生下来都跟尧舜一样具有此四心,因此只要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去身体力行,则人皆可为尧舜。

  三、荀子对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天命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荀子继承了其以天为最高主宰的思想,说“皇天隆物,以示下民”.

  荀子对于天命的创新发展表现在对人的作用阐发上。在《天论》中,荀子对于天的思考有了一些唯物主义观念的萌芽。“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2]191.尧和桀秉承相同的天命而为王,尧以仁德治理天下则天下大治,而桀以暴虐统治导致天下大乱,因此治乱之象在人而不在天。荀子还说: “故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2]191.在错综复杂的天人关系上,荀子主张“明天人之分”,即天人各有其职,不重视人治而想要参透天的功能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懂得天人各司其职、努力尽人事就可以做到“至人”.而天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呢?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谓之天职”[2]192,说明天的一切让万物之所以然的行为都是无意识的,并非出于某种特殊的目的。“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2]192.天、地、人三者的关系鼎足而三,人的行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这种和谐的模式被荀子称为“能参”.在荀子看来,人的能动性是十分重要的,只要人能做到自己的本分,便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与其迷信歌颂天的权威、等待天的恩赐,还不如在尊重天道的情况下积极有为,让天命为己所用。

  《天论》表现出一种只重视人治而忽略对大自然研究和探索的态度,对此我们不应过分地加以苛求。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有其局限性的,何况是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战国时期。

  孟子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孟子的天命观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学者总是能从中吸取一些东西,或直接利用,或加以改造然后为己所用。直到今天,孟子的天命观及其主观能动性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日趋深刻。尽管我们无法改变客观规律的发展方向,但我们可以选择在规律面前的态度。

  积极有为、开拓进取正是孟子天命思想所要表达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2012.
  [2]杨倞。 荀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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