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公众技术风险认知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生活经验等文化建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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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风险社会中,风险认知的研究一直是风险沟通的主要议题之一。近年来,随着各种新兴技术的出现,公众对新技术带来的后果充满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恐惧。公众对新技术的风险认知不再局限于单向的专家向公众传播知识,随着社会复杂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风险沟通已经转变为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当决策一项新技术是否能被应用、产品化时,专家和决策者要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公众参与决策已经融入到技术评估与管理的过程中,公众对新技术的风险认知就成为专家和公众进行双向沟通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当前,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运用理性行为理论和心理测量范式对风险认知进行了一些研究,但社会文化建构对技术风险认知的影响研究还较少。
  
  DeborahLupton指出,“对于风险的认知、理解和知识,都是透过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而被建构形成的,同时这些对于风险的认知和理解会随着行动者的社会位置和其所处的不同背景而有差异。因此,公众和专家对于风险的认知都是由潜在的社会、文化进程所建构产生的,专家对于风险的判断未必就比公众更为中立和正确”.技术风险不是一个价值孤立的问题,认知的主体--决策者、科学家、企业家、研究机构、媒体、公众等都是社会的组成要素,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对技术的风险认知可能会带有个体价值取向和利益偏向性。因此,技术风险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是技术风险在社会范围内的公众的可接受性问题,研究影响技术风险认知的社会文化建构因素有其重要意义。
  
  一、技术风险认知:概念化与研究意义
  
  技术风险,是指与新技术或正在出现的技术相关的各种技术问题。对一个新技术而言,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可能导致一系列风险事件的发生。一个风险事件如果具有较大的危害性,比如对受害人的生命或财产造成较大损失,而且涉及的面也比较广,就可能成为公共风险事件;如果同时该事件还具有恶化速度快的特点,人们对该事件的相关信息或知识缺乏了解,那么该事件就会成为对社会影响巨大的公共风险事件。有些风险事件是不可预测的突发性事件,我们只有在事件发生后才去认识这样一个事实;而有些事件是新技术一经应用就可以预测未来可能性结果的,这些事实以及其中的科学和技术相关知识是可以学习的。技术风险事件在现代社会中频频发生,不确定性和后果的严重性是技术风险的最突出的特点。
  
  有些技术风险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后果不可逆,其发生时间、概率均不可预测,并且一旦发生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甚至毁灭性的后果。
  
  为解决新技术带来的风险问题,对技术风险的认识和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公众往往依靠直觉对风险事件进行知觉和判断,这种依靠直觉的认识和判断被称为风险认知。PaulSlovic将风险事件解释为一种信号,信号本身的性质与传播过程都会影响受众个体对事件的接受与解释,影响公众对技术风险的认知。风险事件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新技术或风险事件本身的特性;二是受众体个人特征,比如个体的某些人格特征或者认知偏差的影响;三是两者的交互过程所产生的作风险事件本身、受众个体及二者关系影响,还受到教育背景、职业、生活经验等社会文化建构因素的直接影响。在社会建构理论体系下,研究公众技术风险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对于建立公众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信任度,增强二者之间有效的风险沟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技术风险认知的社会文化建构理论研究
  
  技术风险认知的研究历史主要集中在风险认知研究方法上:一是理性行为者模型,包括经济收益模型和价值期待模型;二是心理测量范式,这是风险认知领域研究最多、运用最广泛的模型;三是情感意向分析法,旨在从情感偏好、直觉联想等角度剖析人们对新技术的风险认知水平;四是社会建构理论,主要从文化角度解释公众对技术风险的认知。社会文化建构理论根据公众对风险的态度将其分为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级主义和宿命论四种人群,并将四种类型人群放在群体和网格坐标中分析。建构论注重从群体层面上分析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理解和相关知识,并指出公众的技术风险认知是透过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而被建构形成的,这些对于风险的认知和理解,会随着行动者的社会位置和其所处的不同背景而有差异。反过来,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也会影响其对风险事件的判断,从而影响公众对风险的评估和相关政策的制定。
  
  依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专家们经常指责公众无法正确判断风险的概率,因此常常低估和忽视了一些真正的风险,却对另一些并不严重的风险反应过度。在专家们看来,公众的风险认知是非理性的。然而持风险建构论的学者指出,“公众不能理性地认识风险”其实是一种偏见,普通公众都具有理性,并且公众的理性比专家的理性更为充分,这种理性使他们对风险的判断更合理,因此公众的风险判断值得尊重。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所谓在风险认知上“专家-公众的差异”,并非意味着公众缺乏对风险的知识,而只是缺乏与专家一致的共识基础而已。如此,就不能简单地将专家和公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差异归结为知识和理性的欠缺,两者只是不同文化和社会的特定产物。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社会文化建构因素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
  
  1.文化背景。
  
  根据风险的社会文化建构理论,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理解和知识都是透过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而被建构形成的,并且会随着行动者的社会位置和其所处的不同背景而有差异。文化理论强调了风险的可说明性和允许过失等方面,但是不太重视-拥有成员较少的一般性群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在社会水平上应考虑风险认知的研究正在从对文化背景的一般化描述转到更加具体的文化背景描述,比如职业、受教育程度等。JulianWilliamson等人指出现阶段大部分关于风险文化理论的工作在本质上都是质的研究,该理论的实证研究一直很贫乏,需要进一步扩展实证调研,研究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背景等方面。PaulM.Kellstedt等于2008年通过电话采访的形式对年龄在18-90岁(平均47)的1093人进行了调査。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技术风险的认知程度越髙;相反则风险认知程度越低。UrsulaWeisenfeld和IngridOttb对德国1355名大学生以问卷调査的方式研究专业和职业对风险认知的影响,研究得出不同专业背景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对技术风险的认知,学生的职业选择也决定了受访者对相关专业领域工程和技术的风险认知程度。
  
  2.价值观。
  
  公众对风险的反应不但取决于风险的背景环境,而且与个人的价值观密不可分。价值观的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公众对技术的可接受性、对风险的承受性、对技术运用的支持力度等方面测量。Ad提出,人们生活在复杂的社会里,对特定风险的态度很少孤立存在。相反,注定要被社会信念、环境、宗教信仰以及科技先进与落后等因素所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态度反映出公众的个体价值观。wikipedia认为价值观的种类包括伦理道德观、理论和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的)观念、社会价值观和美学价值观,可以从人们的语言、态度、行为等外在形式表现出来。MaryDouglas认为,心理学家的研究忽略了社会与文化网络对人的影响,实验室中所得出的结论能否应用于充满价值和偏见的现实世界是很令人怀疑的。MaryDouglas和AaronWildavsky提出的文化理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风险进行研究的一个早期尝试。该理论认为,人们所处的文化群体能够通过他们共同的价值观来部分地解释群体成员的风险认知,并用文化偏差和社会关系来解释风险认知中存在的差异。根据AaronWildavsky和KarlDake关于风险的文化理论,人们能够预知和说明哪一种人将感知到哪一种潜在的危险,并且说出这种危险有多么可怕,这种对风险的判断和解释是社会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3.生活经验。
  
  Giddens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称社会化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文化。人们已经变得更本能地怀疑风险,但是也包容它们。随着新技术日益渗透人们生活中,人们也越来越依靠高新技术生存,运用高新技术并承担着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后果,虽然这些高新技术没有人能完全理解,但其确实会产生多种未来不可预测的可能结果。MichaelSiegrist和HeinzGutscher通过邮件问卷的形式调查了瑞士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对洪水风险的感知和态度,结果显示,居住在低风险区的公众比起住在高风险区的公众风险感知要低一些。在高风险地区的公众相对于专家评估来说会高估洪水的风险,甚至对风险的评估会超出实际的风险,导致有些居民由于过分害怕洪水的危害而提前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那么公众采取的预防行为就是多余的;而其它地区人们对洪水的风险预估要低于专家评估,这些地区的人们就没有提前做好预防风险的行为,可能会遭受洪水突袭的侵害。公众的生活经验决定了公众对风险的估计、风险决策和应对风险的行为,是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关于社会文化建构因素的实证研究
  
  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心理学范式下考察个体因素对技术风险认知的影响,关于社会文化建构因素对技术风险认知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公众对垃圾焚烧技术风险认知为例,从文化背景、价值观和生活经验三个方面分析社会文化建构因素对公众技术风险认知的影响。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文化背景影响技术风险认知已有研究表明,文化背景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等方面,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决定了个体的知识水平、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与技术风险认知紧密相关。
  
  研究假设2:价值观影响技术风险认知价值观从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态度可以得知。公众对风险的态度决定了公众对新技术的可接受性和风险决策。
  
  研究假设3:生活经验影响技术风险认知生活经验主要指人们是否经历过技术风险事件以及受到的影响。经历过类似风险事件越多,公众的风险认知越高,相反则风险认知越低。
  
  1.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公众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技术风险认知,直接反映出以建设和改造自然界为核心的人类活动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反映出被调査者对技术风险事件的态度,因此进行公众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技术风险认知的调查,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为了调查社会文化建构因素对我国公众技术风险认知的影响,本文选取北京作为调查地点,选取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公众作为调查对象,并以问卷和访谈为调查形式。通过调查,了解我国公众技术风险认知的情况,分析影响公众技术风险认知的社会文化建构因素,有利于提高公众的技术风险认知水平,有助于政府和企业等有关部门制定措施和政策,并促进政府、企业、媒体、专家和公众之间的风险沟通。
  
  本抽样方案采用分层三阶段PPS抽样,根据六里屯垃圾场周边区域范围分层调査。六里屯周边8km内共计10万人,将样本量500按照2km内、2~4km、4~6km、6~8km、8km外五个区域人口各占总人口的比重分配于各个层中去(即比例分配),在每一层中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抽取指定的居民社区或单位。本次调查收回有效样本影响技术风险认知的社会文化建构因素475份。
  
  2.认知指数的构造及评价方法。
  
  认知指数是反映公众对垃圾焚烧现状、相关知识、带来危害的了解程度。本文采用交叉列联分析的方法。分析公众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垃圾焚烧认知的影响,指数的评价等级采用如图表1的四级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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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关垃圾焚烧的技术风险认知分析。
  
  根据调査结果,我国公众对“b.金属、玻璃、电池可以被焚烧”这一观点判断正确的比例最高,为84.20 %,而公众对“e.我国垃圾焚烧的排放气体标准是l.OngTEQ/m3”和“h.欧盟垃圾焚烧的排放气体标准是O.lngTEQ/m3”这一观点回答为不知道的比例最高,分别为83.80 %和82.90 %,而回答正确的分别为5.35 %,13.30 %,这与公众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国家对电池处理方式的科学知识从小学教育就开始普及,宣传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影响也相对较大,相反,公众对于国内外颁布的垃圾焚烧的相关技术指标了解甚少;对“c.垃圾焚烧产生的气体对人体的主要影响是致癌”一项回答正确的比例位居第二,为62.70 %,对“a.垃圾焚烧主要会产生二恶英”回答正确的比例位居第三,为55.80%,这说明公众对垃圾焚烧产生的气体极其危害有所了解;对“d.我国处理垃圾主要采用生物制沼技术”回答正确的比例也较髙,为33.70 %.在所有测试题目中,公众对“g.垃圾焚烧发电是国内最先进可行的垃圾处理技术”这一观点判断错误的比例最高,为23.00 %,判断正确的比例为26.50 %,不知道的比例为50.50 %,说明公众对垃圾焚烧是否在我国可行存在疑虑,公众对待垃圾焚烧技术的可接受性、可执行性和带来效益的态度有很大不同,态度差异影响公众的风险认知。另外,对“f.我国规定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与居民区距离为700 m”回答不知道的比例也较髙,为62.70 %,回答正确率仅为23.20%,说明公民对国家规定的相关技术标准和政策知之甚少,这与国家的政策实施和媒体的宣传力度相关。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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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回答问题的平均正确率仅为38.09%,说明大部分公众并不关注建设垃圾焚烧厂的信息,对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不了解。公众对垃圾焚烧技术的风险认知处于偏下水平。
  
  4.风险认知指数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公众整体答题准确率最高的是答对8个,仅占总人数的13.34%;答对7个问题的占15.30%;答对6个问题的占16.32%;答对5个问题的比例最高,占20.30%;答对4个问题的占16.00%;答对3个问题的占10.08%;答对2个问题的占6.26%;答对1个的占2.40%.如果换算成指数综合评价级别的评分制,则每个题按12.5分计算,那么被调查者中风险认知得分最高为100分,最低为12.5分,个体认知差异较大。只有65.26%的被调查者技术风险认知得分在60分以上,达到中等以上水平,说明公众整体技术风险认知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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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公众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风险认知的影响,如表3所示。通过交叉列联表分析,单因素PearsonX2检验表明,学历、职业、公众态度和生活经验对认知指数的影响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的。
  
  5.影响因素分析与讨论。
  
  从学历来看,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答题平均分数稍高些,60分以上占84%,80分以上占50%,本科以下学历稍微低一些,60分以上占70%,80分以上占25%.说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公众技术风险认知的一个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其技术风险认知要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高,则相对知识面广,对技术风险的认识会更全面;另一方面由于拥有高学历的群体会更主动的获取新技术相关知识,更愿意去了解新鲜事物和发掘兴趣点。
  
  从职业来看,学生对技术风险的认知程度要高于其他职业,答题60分以上的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77%,其次是政府、事业单位和自由职业者,分别占63%、61%、61%;企业占57%;农民所占比例最小仅有42%,且农民在40分以下所占的比例也最大达到23%.数据说明,职业的分布很大程度上影响技术风险认知。学生处于汲取知识阶段,对于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具有好奇心并最先希望了解到相关信息。政府、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最先接触国家政策,关于科技政策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最为了解,并且所在单位的性质要求他们必须按照政策措施严格执行,全面服从国家的制度安排,所以他们的技术风险认知也是较高的。自由职业者关心技术风险,一方面由于他们希望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以发展自己的业务,另一方面他们也要预防由于技术运用不合理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企业家的风险认知也较高,企业的效益与国家和企业家的利益都息息相关,一项新技术的引进可能会让企业扩大再发展,也可能令企业倒闭,企业家们不仅要看到技术收益更要了解技术风险,更好的规避风险。农民的分数明显低于其他职业,由于农民生活在农村,接受知识的渠道相对单一,并且农民运用新技术的机会很少,本身也没有了解新技术的迫切需求。
  
  从公众态度来看,不赞成建厂的公众答题准确率在60分以上的占比最多为76%,且80分以上占37%,约是赞成建厂和持中立态度的人群达到80分以上百分比(18%和20%)的两倍。相比于赞成建厂的公众来说,持反对态度的公众会更积极地去了解关于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比如排放指标、带来的危害、居住距离要求等,甚至会向政府和媒体反映关于垃圾焚烧厂建设的风险,阻止可能风险事故的发生,所以他们对垃圾焚烧技术的风险认知水平相对较高。
  
  影响技术风险认知的社会文化建构因素多,达35%,因为这部分人对垃圾焚烧这一技术及其运用漠不关心,相应的对于垃圾焚烧的知识的了解相对较少。
  
  从生活经验来看,经历过类似风险事件的公众对垃圾焚烧知识的了解程度较高,60分以上占73%,而未经历过类似风险事件的公众60分以上仅占51%.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有些公众参与过环境保护组织举行的反对破坏环境、反对危害人类健康的活动,比如反对某些危害性较大的化学工程、生物技术等,他们从类似的活动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技术风险的知识。还有一些公众深受垃圾焚烧带来的危害,身体健康和居住环境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亲身体会到了风险带来的严重后果,所以技术风险认知相对高于未经历过的人。
  
  由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高则风险认知度髙,不同职业的群体风险认知水平不同,而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直接决定了个体的文化程度并形成特有的体文化背景,所以不同的文化背景直接影响了公众的技术风险认知水平;公众对于技术风险的态度差异很大,不赞成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公众技术风险认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公众,这种态度差异反映出个体的内部价值观的差异,所以价值观显着影响了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生活经验积累于社会化生活的过程中,是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经验不同则对风险的直觉性反应不同,风险认知水平也不同。
  
  四、结论与建议
  
  文化建构因素对公众的技术风险认知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通过研究社会文化建构因素的具体组成及影响过程,才能从根源上探寻提高公众技术风险认知的措施和途径,提高公众的技术风险认知,有利于政府和相关机构更有效的制定和执行技术相关政策,有利于各主体间进行良好的沟通,以更好的预防和应对科技风险事件。基于上述相关分析和总结,针对公众的技术风险认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政府应加强技术风险知识教育受教育程度严重影响公众的技术风险认知,政府和教育部门应从学生教育抓起,向学生讲解新技术的相关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对企业员工进行技术风险相关培训,使企业人员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避免因操作失误和技术不熟造成技术风险事故;加强社区居民教育,组织风险知识竞赛、征文等文化活动。
  
  2.加强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有利于提高全体公众的技术风险认知水平,应发挥媒体、公益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力量,加强技术相关知识的传播。比如对广大农村的公众要加大力度进行科普宣传,一方面要采用多种渠道进行知识传播,另一方面积极将新知识、新技术带进农村进行实验和应用,提高农民的技术风险意识。
  
  3.倡导公众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我们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技术,同时还应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参与意识,积极参与政府的决策制定,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积累各种社会经验,有助于价值观的再塑造,这样才能提高抗击风险的力,才能提升技术风险认知,才能更好的应对和处理技术风险。
  
  4.加强政府、媒体、企业和公众的风险沟通风险沟通已经从专家-公众的单向沟通发展到双向沟通和交流的协同演化模型。决策者要想做好风险管理,既要从专业风险评估中获得科学信息,也要考虑科学的风险评估可能被不同社会、经济、政治所影响,同时还要综合影响风险发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做出可行性和可接受性良好的风险决策。媒体是科学界、政府和公众的沟通桥梁,应该充分完成好上传下达的使命,保证风险沟通更加顺畅。企业与公众之间要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企业的利益与风险与公众的生活紧密相关,必须建立土者之间的互助关系。双向的风险沟通始终连接着科学与决策以及每一个阶段涉及到的外围的利益相关者,所以要形成政府、媒体、企业和公众之间的良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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