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对三种人生之乐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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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邵雍(1011-1077 年),字尧夫,是北宋着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宋代理学诗派的代表诗人。邵雍一生既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又兼受道家文化的影响,既关切社会现实,又追求逍遥自在的安乐人生。邵雍终生不仕,过着读书闲居的生活,并且在这种生活中体验着人生的自由与快乐。他称自己的宅第为“安乐窝”,自号为“安乐先生”,并用大量的诗篇来表达他对人生快乐问题的思考和体认。
  
  后人在羡慕邵雍安乐人生的同时,必然会追问,我们如何才能保持快乐心境,收获安乐人生呢?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生活的真正成就来自于我们需要的满足,特别是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的满足。高级需要满足了,主体就能够获得深刻的幸福感。马斯洛把人的需要由下而上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感情需要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高一级的需要,人在满足高一层次的需要之前,至少必须先部分满足低一层次的需要。高一级的需要属于生长性需要,为人类所特有的,是一种超越了生存满足之后,发自内心的渴求发展和实现自身潜能的需要。满足了这种需要的个体就能够进入心理的自由状态,产生深刻的幸福感。
  
  那么何为邵雍之乐,他又是如何能乐呢?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说:“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生死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眼也。”[1]可见“人世之乐”、“名教之乐”、“观物之乐”为邵雍人生的三重乐,邵雍对三种人生之乐的排序,既表达了三者在他安乐生活中所占分量的悬殊,也暗示了三者获得满足的递进关系。
  
  一、人世之乐
  
  “人世之乐”主要指人的自然性、世俗性需求满足时获得的愉悦。它对应了马斯洛低一层次需要获得满足时所带来的快乐与幸福。
  
  从物质层面来讲,邵雍的经济来源主要有讲学收入、田地收入和占卜收入。邵雍举家迁洛后主要以讲学为生,先是在天宫寺三学院讲学,居所安定后,开始居家讲学;其次还有田地收入,据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邵雍先后在叶县、延秋等地拥有田产,可以保障其最起码的生活开支;再者邵雍精通易学,为他人占卜也是邵雍贴补家用的一项经济来源。《邵氏闻见录》还记载,嘉佑七年(1062),洛阳府尹王宣徽、富弼等人还为邵雍修住宅、建花园,营造“安乐窝”.由此可见,邵雍尽管没有进入北宋官僚系统,但晚年有房可住,有地可种,有园可游,而无生存之虞。物质需求的保障,能够避免生存焦虑带来的不安,使人获得基本的安全感。
  
  从情感、归属层面来讲,邵雍虽一生未仕,却仍然以他儒道贯通的学养和洒脱乐观的人格魅力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宋史·邵雍传》记载,邵雍在洛阳居住时名气极大,外地名士有造访洛阳的,官府可以不去,但必拜见邵雍。当时许多社会名流都是“安乐窝”的座上常客,司马光晚年居洛阳,与邵雍相交甚好;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居住,世间事无所不谈;富弼晚年居所与“安乐窝”相近,二人交往频繁;吕希哲更是直言“予屡造其隐居”[2].另外,邵雍还经常参与洛阳当时文人士大夫组织---“洛社”的诗会、交游活动。这样的社交圈子使邵雍在士大夫群体中得到身份认同,获得归属感。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情感需求毕竟是较低层次的需求,邵雍虽然不否定“人世之乐”,但因儒家提倡安贫乐道,道家主张清心寡欲,在兼具儒道风骨的邵雍看来,“人世之乐”是人生境界的最低层次,他认为“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他对物质生存层面的要求很低,在邵雍眼里,斗室容身即可,布衣御寒则行,胸中有天地,室中自芳华。因为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物质生活只要获得基本的满足即可获得快乐的体验。
  
  二、名教之乐
  
  名教是“以名为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名教之乐”实际上就是实现道德功名境界之乐。“名教之乐”一方面在于个体对儒家道德规范的自觉认同与践履,通过自我修养、提升涵养、精神的自我充实获得“道德人格之乐”;另一方面,又能把这种内在精神扩大化,影响民众和社会,做到“修己安人”.“名教之乐”不仅关涉个人心理内省得到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还包括社会认同的快乐。这种快乐源自于高一层次需要的满足,即个体自尊需求和部分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
  
  邵雍少年便刻苦好学,有功名之心,济世之志,他曾在《代书寄有人》中写道:“当年有志高天下,尝读前书笑谢安。”[3]可见,他自幼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潜心自励、修身养性。在个人修养上邵雍自言一生要做到“心无妄思,足无妄去,人无妄交,物无妄受”[4].《宋史·邵雍传》记载邵雍气质非凡,一看便是贤人雅士,他心胸坦荡,与人为善。别人向他请教,他都耐心回答,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人无论贵贱老少,都以诚相待,因此贤德的人都欣赏他的品德,不贤的人也拜服他的教化。那时的邵雍已堪称一代大儒,颇受世人尊敬。司马光敬重邵雍学问人品,“以兄事邵雍”[5];其政敌王安石也评价:“邵尧夫之贤不可及矣。”[6]程颢甚至:“以‘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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