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读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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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我国民族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分支学科的民族史研究不仅仅拓宽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而且由于民族史的研究突破了长期占垄断地位的 “华夏—王朝”为圆心的 “中心史观”的单一视点而相对确立了一个新的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立足点,从而极大地深化了对中国历史与多元一体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近日捧读新近出版的 《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让笔者耳目一新,它展示出的跨学科的广角学术视野、纵深的历史透视、独特的历史视角、对学术前沿的萃取、新的观点都令人受启发,获益匪浅。

  回溯学科史,民族史学的出现、形成并非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 “瓜熟蒂落”之学科分化的自然结果,尽管以二十四史为表征的正史中不乏大量的少数民族史志,但作为学科现象,民族史学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确切地说,是近代中国知识界回应西方民族主义 (nationalism)挑战的一种文化战略的学术选择,也是 “王朝”中国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学术文化现象。近代中国在欧美的坚船利炮之下被迫卷入西方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史悠久的 “王朝”中国被拖进了半殖民地的历史境遇,遭遇的不只是一系列失败之后的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而且面临的是 “中体”与 “西用”之进退维谷的文化危机,尤其雪上加霜的边疆危机,迫使精英们在世界体系的语境下将关注的目光从 “中心”——— “汉族—儒家”转向 “边缘 (地)”——— “边疆—少数民族”,将其纳入了学术文化视域的中心,特别是那些深受近代 “西学”熏染的知识精英按照西方民族主义的逻辑,从学理上开始用多元一体的 “王朝”中国之历史资源诠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巨大社会转型过程正如政治思潮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思潮由 “驱逐鞑虏”转向 “三民主义”与 “五族共和”一样,学术文化的理路也同样顺水推舟,从传统历史学中脱胎出新史学,民族史学也随其产生了。这一学术文化转向以20世纪初梁启超 《新史学》的发表为界碑,正如后人所评价的:“《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史学完全结束了 ‘治乱’史观支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由 ‘进步史观’笼罩下的新阶段,特别是中国史学从此变成了 ‘世界史’叙述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其后出现了多少名目繁多的史学流派,如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各种实证主义史学派,其基本的认知出发点均未完全偏离 《新史学》所铺设的 ‘进化史观’的轨道。从这一点来说,《新史学》已远远不仅与梁启超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而且已成为中国近世史学发生根本转型的象征性文献。”

  作为新史学组成部分的民族史学是以他的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作为学科开山奠基之始。从20世纪20—40年代,民族史研究成为史学的热点,出现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民族史学家,在民族通史研究领域以吕思勉的 《中国民族史》、林惠祥的 《中国民族史》、吕振羽的 《中国民族史》、王桐龄的 《中国民族史》等为代表,在单一民族史研究方面同样是百花齐放。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民族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确立、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全面调查为民族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史研究承前启后,成果丰硕,尤其是55种少数民族简史的出版堪为标志性的成果。在民族通史研究方面,有翁独健主编的 《中国民族史纲要》、江应梁主编的 《中国民族史》、王钟翰主编的 《中国民族史》、费孝通主编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罗贤佑的 《中国民族史纲要》等为代表;在区域民族史、单一民族史研究方面亦是硕果累累。西北地区由于其重要的地缘位置、众多的民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影响,西北民族史研究一直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重点领域。杨建新先生是西北民族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 (1988年)、 《西北民族关系史》(1990年)以及主编的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2008年)堪称标志性成果。正是在继承前人丰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一书的作者基于个人多年研究的积累和萃取学术前沿成果而推出的一部最新的西北民族史论著。在笔者看来,它有以下特点:

  第一,着眼于中华民族宏观历史视野下的西北少数民族史的书写。民族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客观历史事实本身决定了民族史书写的历史视域与参照系,无论是民族通史、区域民族史、单一民族史,都无法离弃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与不同时期的具体历史语境来思考和表述,其中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心与边地、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关联性都决定了民族史的写作绝对无法在域分群离的历史中来表述,任何孤立的历史视点都会一叶障目而失去对历史慧心的理解和把握。因为这样的历史被长久地卷入在大一统的王朝政治和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种独特的历史发展正如学者所言的: “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 ‘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为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再到秦汉时代及其以后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这一有准确时间、空间框架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历史的主体结构,在世界史上是举世无双的。”

  因此,这样的历史恰如主流与支流互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河系,它决定了民族史的写作必须在历史的网络关系中来展开。追本溯源,这种历史书写的 “春秋笔法”滥觞于 “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 《史记》,司马迁的这部纪传体通史首开民族史传的先河,它作为历史写作的规制影响到了以后几乎所有 “正史”的写作, 《二十四史》中几乎都有少数民族史传。因为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和文明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决定了历史的记录无法在孤立中书写,尽管 《二十四史》确立了一种 “华夏—王朝之中心史观”,但这样的历史解读犹如圆心与圆周的互相定位一样,理解中国历史、理解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必须置入这种复线的历史网络关系之中。近年来,研究中国历史与社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向,那就是从边缘 (地)来观察、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既拓展了学术视野,又深化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理解,呈现出了横看成峰侧岭的学术景致。

  《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正是立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大历史背景,从中心与边缘 (地)之互位视角来书写西北民族史的。正如作者指出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活动息息相关,中国古今众多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思想是该书立论的核心———立足于中华民族的高度来写作西北少数民族史,从而摆脱了以往不少民族史论著中的少数民族 “非主体民族”的历史偏见。

  第二,首创大时段的西北民族史之分期。以往的民族通史、区域民族史或单一民族史论著似乎都不论及民族史的分期问题,而是 “顺理成章”地将民族史放入了王朝纪年体系之中,即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成为了民族史的 “自然”历史分期,而没有考虑到民族史本身绵长的历史过程,或言之,民族史本身研究的主体即 “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在这种王朝纪年体系的历史分期中被边缘化了,其历史被碎裂了。因为历史上很多的北方民族历史并非随着中原王朝的更迭而断裂的,其历史活动往往是连续了多个中原王朝的历史过程。因此,这种王朝纪年体系下的民族史本身表明我国民族史的研究仍然没有走出 “华夏—王朝之中心史观”的桎梏。而该著首次讨论了民族史的分期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如作者指出的: “中国民族史的分期,应该有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兴旺、衰落或消失的客观过程及各民族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发展、巩固进程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方法,从而有助于客观地认识中国各民族和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对历史过程本身的洞见,中国历史上的 “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周期往往是与中原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的每一次接触混合乃至融合的过程相一致的,而并非只是中原政权的改朝换代,因此,民族史的分期应该按照众多民族如何形成统一国家以及各民族所起作用及其兴衰消长的基本轨迹来划分,而不是王朝纪年体系的断代。

  作者将西北民族史分期划分为三大历史时段:一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北各族。这一时期长达逾8百年,揭示了西北各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的具体历史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二是唐宋时期的西北各族。这一时期长达近7百年,通过对突厥、回纥、吐蕃、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历史活动及各民族间的大交融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强盛和发展;三是元明清时期的西北各族。这一时期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其显著的特点是边疆民族蒙古族、满族先后两次统一全国,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和各民族大分散、相对大集中、小聚居分布格局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历史作用。总之,三大时段的民族史的历史分期的观点是作者的首创,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不仅集中把握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主题特征,而且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示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生动历程。

  第三,基于三大空间板块与族系结构的历史叙事,充分反映了西北民族历史演进的鲜明阶段性特征。三大板块作为地域空间是分析西北民族史的区域坐标,也是西北民族历史活动的大舞台,它们分别是:一是蒙古高原———历史上阿尔泰语系的诸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骑马民族相继兴衰沉浮的区域;二是西域地区———历史上既是乌孙、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活动的天堂,也是绿洲农业民族生活与城邦文明发展的胜地,更是东西方文化的荟萃之地;三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西部———历史上是汉藏语系的各民族活动的空间。这三大板块呈现了西北地区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就是高原大山、绿洲河谷、沙漠草原等,为历史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生存发展与交流提供了天然的栖息地。正是在这三大板块上展现了西北民族史的清晰脉络与轨迹即历史上纵横交织的六大族系结构,成为我们认识西北民族史的基本线索。它们分别是东胡-蒙古系、匈奴族系、丁零-突厥族系、古西域诸族系、氐羌-藏彝族系和回回族系,这些族系之间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历史,而是彼此之间经纬交织的复线历史网络,他们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每一历史分期都有某一民族主导着民族关系的走向,决定着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反映出民族关系的横向发展和阶段性特征。”

  这些历史特征主要反映在四大过程之中:一是鲜卑化-汉化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显线是北方游牧民族首次大规模南下,其隐线是佛教跨民族的传播而打造了文化共性的地基,其结果是北魏统一北方,隋唐统一全国,多民族在中原融合形成新汉人———唐人;二是突厥化过程,此过程的历史显线是突厥-回鹘的西迁和蒙古西征的历史推动,其隐线是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和各民族逐步伊斯兰化,两线表里合一而形成了新的突厥伊斯兰文化,其载体是新疆操突厥语族的各民族;三是吐蕃化过程,其历史显线是吐蕃王朝的兴起发展,其隐线是藏传佛教的形成与传播,这一复线的历史动力不仅推动了青藏高原上多民族的融合与藏族的形成发展,而且奠定了藏族分布的基本格局;四是蒙古化过程,13世纪蒙古族的崛起及其大规模的西征与南下,引发了横跨欧亚腹地的民族大迁徙,这是此历史过程的显线,一方面是元朝的建立和空前大统一,将西藏等地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另一方面是扩大了蒙古族的分布范围和催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如属于蒙古语族的保安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以及操持汉语的回族等。其历史隐线一方面是蒙古族皈依藏传佛教而形成横跨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的藏传佛教文化圈,另一方面是伊斯兰教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进一步传播而形成横跨新疆的伊斯兰文化圈。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多条文化的隐线将西北民族历史活动的三大板块紧密地编制在了一起,构成了一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生动的历史图谱。

  第四,揭示了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丰富内涵及其重大贡献。该著共三编16章,论及古今30多个民族,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西北各民族的历史活动、历代民族思想、民族政策、管理制度、民族关系、民族文化、经济活动以及民族文献等方面的丰富内容,从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视角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揭示了西北少数民族对我国的重大贡献,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拓展和巩固国家的疆域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等方面的杰出贡献。

  第五,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运用。民族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在立足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就开放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特别是对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借鉴,如林惠祥的 《中国民族史》、55种少数民族简史、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皆为代表。本书的3位作者都是史学背景出生,又受过系统的民族学训练,因此,他们将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很好地运用于本书的研究之中,这既是该著的成功之处,又是一大特色。总之,通览该著,通俗而不失学术水准,简明而不失学术厚重,汲取前人之成果而不失独到的学术新见,定位于 “教程”但并不落于教材之俗套而不失对学术前沿的把握和萃取,着眼于宏观历史的大视野而不遗微观之处的生动描述,立足于历史学的根基而不弃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时,在西部大开发和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现代化战略实施的当下,该书对于理解西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和探寻西部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的路径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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