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治年间李凤奎举事的原因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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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同治年间,东北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下层民众武装起事事件,学术界基本认定其为“农民起义”。

  这些事件始发于咸丰末年,其中朝阳李凤奎举事影响最大,后来的一支支反清武装的出现,几乎都与之有或多或少联系。然而,当代著作大多语焉不详,有些关键性细节尚需澄清,观点需要商榷。目前,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公布、出版,为落实此项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

  一、李凤奎其人

  界普遍认为,咸丰同治年间东北地区系列“农民起义”之源头,系奉天义州王达举事。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王达纠众500余人,进攻义州城,被清军击败,退至广宁县,复败,王达被俘,押赴省城处死。可以说,此次起事稍成规模,然其影响并未显现,与李凤奎举事不可同日而语。

  李凤奎事迹,民国《朝阳县志》记载最详。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兴起后,清政府四处用兵,军费浩繁,财政拮据,除大肆搜刮,就是遍寻金银矿藏,冀度时艰。贫苦下层民众,努力寻找着谋生之路,其中的绿林之辈,亡命之徒,不惧清朝禁令,亦将私采金矿作为实现发财梦想的手段。金矿,由此承载着复杂的利害冲突关系。热河地区矿藏丰富,私采者麇集乃必然之势,因而形成了另类社会。这些采金者,不只是勤劳于矿场,他们组成不同的实力帮派,相互争斗,亦时或打家劫舍,扰及四邻。据载,李凤奎,朝阳县要尔营子人,“家不中资,好烟赌,广交游”,在金夫矿徒中渐有影响,同时引起他人挑战。一次宴会上,“其怨家突以刀尖插肉,向李凤奎口中填塞,而李某毫无惧色,即张口将刀尖咬住,持刀者虽欲向喉伸刺,竟不能动,由是群贼皆起调节,两人嫌怨从此消化,共拜李凤奎为首,以老大哥呼之,而李某之威名由此大振矣”。此段颇有传奇色彩的描述,无论其是否属实,皆可说明,李凤奎在当地已是绿林魁首。

  朝阳县与奉天锦州府地接疆连,其间虽有柳条边阻隔,然封禁废弛,边墙形同虚设。嘉道时期,盛京将军辖区社会治安恶化,沈阳以西地区及锦州府、边外昌图厅等之“东荒”一带尤甚。各色绿林武装,穿梭于柳边内外,使辽西、承德府、东荒成为搅动东北地区社会秩序的螺旋桨,举事武装任意驰骋的天堂。朝阳县,亦随之进入多事之秋。咸丰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京津之战,更推动着北方社会进一步失衡。

  咸丰十年十月,上文所提王达,与蒙古族白凌阿、朝阳县人刘珠,率众赴朝阳县,“借银数百两始去”。不久,便发生了李凤奎起事。关于此事,《朝阳县志》有具体叙述。“先是,永平府昌黎县廪生才宝善,屡应乡举不第,数为不法,惧被执,率匪十余赴奉天,途经新民厅,以面生可疑被执,递解永郡监禁。其党劫狱救出,潜伏滦州之倴城,树旗哨集,欲为大逆。既而难抗官军,遂出口投李凤奎于要尔营子,凤奎匿之于古槐山寺中,以谋不轨说李凤奎。该李凤奎本系土棍,焉知天下大事,惟才宝善虽品行不端,而学问智识奸谋诡计颇可称许。”适时内忧外患纷至,清朝统治岌岌可危,“才宝善以为有时机可乘,屡次说李凤奎举行大逆,自立为王”。凤奎心动,于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率50人,由要尔营子向县城挺进。

  知县闻讯,亲迎说抚,凤奎等表示归降。初五日,因疑知县诈许归降,遂攻县署监狱,举事造反。

  就此文,李凤奎系才宝善鼓动,揆度天下形势,武装举事,欲成大业,颇有政治抱负。这部成书于民国的县志之记载,核之档案资料,令人生疑。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即李凤奎举事失败近一年半,吉林将军景纶上奏,汇报审讯被俘人员情况。有名张广义者,“讯系关外积年巨盗”,“即伯拉,系科尔沁王旗蒙古;赵起士,系锦州民;韩汶,系昌图厅民”。咸丰五年正月,张广义即投入李凤奎、白凌阿伙内,“邀劫俵分,聚散靡定”。十一年正月,赵起士加入到李凤奎团伙。李凤奎“因伙匪张姓在朝阳县监禁,商同柴宝善、刘猪、陈万亮、张广义、白凌阿、滚地雷王五等,帮助劫牢,共凑一百五十余人,乘马携带枪炮器械,于二月初四日夜闯进朝阳县署,劈开狱门,抢出张姓并监犯数百名,焚烧衙门税局”。此间档案透露出如下信息:其一,李凤奎久已名扬,且不免打家劫舍勾当;其二,李凤奎与奉天、东荒等处绿林,有着广泛的联系,名声在外的白凌阿、滚地雷王五等,即其同伙;其三,李凤奎举事,系为救狱中之友的“行侠仗义”,而非胸怀天下的政治行为。

  二、李凤奎余党的反清武装

  李凤奎举事未久即败,然其余党分赴各地,纠集武装,驰骋纵横,清代东北地区开始了空前的社会大动荡。同治年间东北地区的反清武装,主要有才宝善、白凌阿、王五与李维藩、葛成隆、王起与马振隆、张玉各股。白凌阿系东荒蒙古人,较早从事拦路抢劫之事。

  李凤奎失败后,白凌阿与王五向奉天方向溃逃,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至闾阳驿,焚烧民房三家,抢劫当铺两处。后复败于清军,同治元年,遂由新立屯分伙,白凌阿、才宝善率100余人奔昌图,王五、张广义等80余人奔八面城、买卖街。白凌阿部遭奉天清军追击,队伍分散,损失惨重。同治七年正月,白凌阿在吉林弓棚子落网。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其余党仍活动于热河地区。才宝善于同治四年在义州被俘。

  同治二年十月,王五等联合李维藩(绰号乌痣李)一股,攻占榆树台,毙清军佐领、骁骑校及兵役30余人。旋至梨树城,“肆行讹索铺商钱文”,随后潜入长春厅属靠山屯等处。据昌图厅绅民呈报,王五等在榆树台等处“强抢五十余社财物,共有二千余家”。王五队伍200余人,先后败于吉林属界半拉山门、双榆树、砬子沟,随于牤壮沟地方,王五被长春厅捕役擒获。据其供:“系直隶宁河县菜园民,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赌博游荡,不务正业。咸丰十年春间,在于朝阳,会遇白凌阿等,各道贫难,商允抢夺。在山海关外红墙子屯,劫得饷车宝银五十锭,俵分而散。后又纠同乌子李等四十余人,在昌图属界到处抢劫。”加入李凤奎举事失败后,“分窜各处抢夺”。迨与白凌阿分伙,王五更名王玉,东躲西藏。同治元年秋,见清军搜捕稍松,王五纠合李维藩等,复于昌图一带抢劫。二年九月,王五聚集了五六百人,“互相结盟,众推王五为首”,齐秀、齐海、牛泳武、李维藩为副头目,“车拉枪炮刀械起身,到处抢劫,莫敢拦阻”,直至王五被俘。

  王五死后,李维藩成为清军追缉的重点。三年四月,清军侦知李维藩聚集200余人,盘踞于边外热闹街地方,遂往缉捕,连续获胜,李维藩逃入吉林境内,经桦树林子奔向辉发,旋退入围场一带。据同治四年九月吉林将军皁保奏,李维藩一股势力,“起于奉天围场内三道花园地方,设立二寨,以为老巢。占据山林,号召党羽,纠集既众,出没靡常。始则不过五六百人,继则罗至一千数百人,以二十一人为一队,共分七十余队,有马二千余匹。置造旗帜,拉运枪炮,到处裹胁,大肆凶横,滋扰村屯,地方受害。焚劫驿站,文报不通,抗拒官军,直同叛逆。由昌图而延扰长春,由长春而回窜昌图,复奔吉林赫尔苏、大孤家子等处,近又向蒙古霍罗站及开原一带西窜”。

  不久,这支聚合无常的队伍发生了变化。与李维藩共同活动的绿林头目,还有王起、徐占一(又作“许占一”)、顾洛七等。四年十月间,徐占一通过商人,提出向清军投降,声称:“感慕候补知县海盛之居官廉正,其投诚之举,非有海盛之言则不敢相信。”于是,海盛往见徐占一等诸头目。王起、李维藩等心有顾虑,率队离去,徐占一遂降清军。后来,李维藩亦降,编入徐占一勇队,开赴直隶,参加镇压捻军行动。据同治七年六月初七日上谕:“据称,刘景芳前由奉天所带投诚马勇许占一队下勇目李维忠,原名维藩,绰号痦痣李,李振隆绰号李老疙疸,勇丁徐万良、丁万福、董勤、李恒等共六名,自到直隶以来尚属安分。许占一战殁后,此项勇队所剩无多。

  都兴阿前在盛京将军任内,深知李维忠、李振隆等不法情事,惟业经投诚,姑俟其戴罪立功。兹览该大臣所奏,该犯等无故潜逃,是稔恶性成”。十年冬,李维藩于吉林黑嘴子被俘,清廷命处决。

  当王五、李维藩活动于柳边内外,三姓地区发生了葛成隆举事。葛成隆被俘后,供称:“系热河朝阳县民,在县城东土默特旗贝子府地方居住,现年三十四岁,祖父母、父母俱故,并无伯叔弟兄妻子。早年在热河矿场谋食,与李凤奎认识。咸丰七八年间,因素识之高喇嘛等盗马案内牵连,监禁朝阳县狱。”后被李凤奎劫出,随从才宝善,战败逃散,同治元年夏潜至三姓,于黑背金矿谋生。年底,与李凤奎之子李玉等举事,“欲至朝阳,为其同伙李凤奎复仇”。终因聚众乌合,未久即败。

  另有张玉为首的举事武装,似乎与李凤奎起事没有联系。但众所周知,张玉起事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距李凤奎失败不久,白凌阿、王五率余部进至柳条边一带,亦有未随大队行动者,加入了张玉武装。例如,清军俘获人员中,董汶僖、朱庭详、田井玉、冯砚聋,即系随才宝善举事,失败后逃亡边外,参加了张玉起事,从拉林欢喜岭进军长春太平庄。虽不能由此断定,张玉起事系由李凤奎残部人员鼓动,至少可以存疑。

  同治四年开始壮大的王起、马振隆(绰号“马傻子”)势力,将本时期下层民众武装举事推向了高潮。

  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尚无法完全证实王起等起事,与李凤奎之举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然间接证据还是存在的。据朝阳撤任知县庆康称,其于同治四年十月抵任,“即闻奉省大股马贼猖獗,已至县界,并声言欲入县衙,为李凤奎报仇之信”。这支武装,正是王起、马振隆队伍。此条史料虽乏佐证,我们仍可判断出,一部分李凤奎残部,或者李凤奎当年的挚友,即在这支队伍中,并且不是普通的走卒,而是能够影响或左右集体行动方向者。

  三、李凤奎举事的原因与影响

  通过对以上史实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大致脉络。

  咸丰年间,清朝陷入前所未有之窘境,面临大厦将倾之势。乾隆后期以来累积的诸种矛盾,在此时大爆发。首先是内乱。清文宗初登基,洪秀全便在广西揭竿而起,不数年奠都天京,发动北伐。北伐军虽败,却几乎敲开京师大门,令清朝君臣魂飞胆丧。

  尤其重要的是,战场延至北方,动摇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小规模的武装举事及匪盗帮伙随之滋生,四处蔓延,其中捻军的实力借机发展,日益壮大,成为咸丰末、同治初年对清朝统治的重大威胁。其次是外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英法侵略军开辟了京津战场,兵锋直指皇都,清军败北,文宗逃往热河。战争不仅造成生灵涂炭,而且土匪蜂起,社会失控,难民与流民奔逃四野,使畿辅、热河、奉天等地几乎无卡可据,连成一片。这种状况,为东北地区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压力。而内忧外患不绝,东北八旗兵纷纷奉调入关,导致防务空虚,更是雪上加霜。兼之吏治腐败,上下欺蒙,剥削加重,民不聊生,下层民众之武装起事频发,遂为无法避免之事。

  李凤奎武装举事,便是特定时代的一个突出镜像。在他起事之前,辽西地区有王达,东荒一带有白凌阿与其外甥弥勒僧格,直隶永平有才宝善的活动。

  不过,他们大多是打家劫舍,讹索钱财,轻易不与清军直接对抗。即如王达攻义州,规模不大,影响未远。相较于王达,李凤奎成为朝阳一豪主,更显名扬遐迩。才宝善、刘珠来投,白凌阿、王五参加举事,说明李凤奎的影响力,或者称之为势力范围,不只是在朝阳,而这是经历了一个构建过程的。虽如此,倘若认为李凤奎举事有何政治目的,实在勉强。即或有称帝封官之举,亦不过为激鼓军心,难掩其劫狱救党、仗义行侠之真实意图,至多存一个“山大王”心态。

  与王达不同,李凤奎起事虽败,他的伙伴、余部携带火种,奔赴各地,点燃几乎遍布东北地区的烈火。在各支主要举事武装那里,时常会看到李凤奎的身影闪现。才宝善、白凌阿一支,王五一支,是李凤奎残部的主力。才宝善与清军周旋四年,白凌阿则历经七年;王五联合李维藩,势力一度强大。王五死后,李维藩与徐占一、王起等形成新的势力。而当徐占一、李维藩先后降清后,王起与马振隆,将武装举事推向高潮。王起与马振隆攻打朝阳,声言为李凤奎报仇,证明时隔多年,李凤奎的余党仍未放弃复仇行动,具有典型的绿林性格。从李凤奎失败之日起,到王起、马振隆武装覆没,这一性格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最典型的是葛成隆,从遥远的三姓起事之目的,就是“欲至朝阳,为其同伙李凤奎复仇”。

  发生于咸丰末年、高涨于同治年间的东北下层武装举事,即使没有李凤奎的发动,也会爆发的。如前所述,吏治败坏,民风下移,长期战乱,经济萧条与民众贫困,边疆防务空虚与封禁政策失效,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必然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秩序失衡,小规模打家劫舍行为的日趋普遍,遂演变成为较大规模的武装举事。贫困造成叛逆,这一命题,存在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即为合理,自然包含有正义。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远超出任何缜密的推理与繁琐的公式。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乱世”是下层民众最苦难深重的时代,是他们奋起反抗剥削压迫,为推翻旧世界并为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理想的时代,是他们展现自己不屈不挠精神而受后人泣泪讴歌的时代。当然,“乱世”也是绿林崛起,匪患横行的时代。

  面对生存的压力,并非所有人都恪守着道德、人伦与理性,以仁义谋果腹,以正义求遮体。弱肉强食,是那个时代身处乱局中多数人之不二法则。于是,“起义”与“叛乱”共生,劫富济贫与盗抢掳掠并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除非我们刻意追求那个时代的社会仅存“非此即彼”之纯粹行为。咸丰同治年间的中国,就是这种复杂社会的缩影。另一方面,对历史事物性质的判断,首先看其主流而非末节,观其行为而非言论。清代东北的山场、矿场,往往是游民汇聚之地,他们的目标各有不同,小到解决生存与温饱,大到发财致富。不过,人的理想如同贪欲,随时会膨胀,由利益的争夺发展为以控制他人为欲望,由物质的追求上升为憧憬地位与荣耀的精神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山场、矿场,较其他地方更容易滋生拉帮结伙的不同帮派,且相互之间时常火并之原因。李凤奎之辈崛起之行迹,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推论。

  再者,游民集聚的地方,亦是不良习气盛行处所。山场、矿场生产的季节性,以及游民生活的不稳定性,生活方式的特殊性,更促使他们肆无忌惮地将不良习气推向极致。忙时为工,闲时为盗为匪,绝非偶然与个别之事。甚于此者,就咸丰同治年间东北状况以观之,赌博系首当其冲的社会祸患。因赌而行盗作匪,而杀人越货,游民社会中常常聚集着一批这样的亡命徒,他们往往会成为绿林社会、一方势力的豪酋或头目。根据档案资料,我们看到,李凤奎就是这样的一方势力之主宰,其所依靠的骨干,多系亡命之徒、义气之辈。翻翻清朝档案,那些被俘人员的供词,他们以往的行径,除了赌博,就是劫掠。而这一切,恰是我们评价咸同时期东北地区下层民众武装举事性质的事实依据,而非发挥想象的理论演绎。

  李凤奎等人举事,不能说不含有对社会不公之抗议,但他们的行为,本质上不能与代表苦难的农民阶级利益,怀抱着农民阶级政治理想的农民起义相提并论。继李凤奎之后,其余党成为各股举事武装的主要人物,他们寻找机会为李凤奎———或为自己———复仇的同时,继续其劫财掠食的惯性,离“农民起义”的概念更加遥远。后人之所以评价其为“农民起义”,无外乎清王朝腐朽没落的背景,及举事武装与清军对抗,使其站到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此系对主、客体的颠倒。在“阶级斗争史观”盛行时代,“农民起义说”是可以理解的。倘若深入研究,我们无法否认,这一系列武装举事,基本上就是乱世之匪患。李凤奎举事,揭开了同治年间东北之乱的序幕;而近代时期东北地区匪患难治,恰恰肇端于同治年间那一系列武装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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