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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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司马迁在《报仁安书》中交代自己创作《史记》的意愿:“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一自序,成为后世叩启《史记》丰富宝藏的突破口。其中“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及其具体表现方式,历来阐述者不少,但可探讨的空间仍多。

  如果单从字面上讲,“究天人之际”即探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天”这一概念,有学者讨论,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时,其含义大致有四:一是自然之天;二是天帝的代称;三是天命神道的代称;四是义理之天,强调天与德的同一性。而“人”的含义,笔者认为应当包罗复数的人(人类)与个体的人两个层面。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既意欲探讨“天”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亦欲探讨“天”与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他的“欲以究天人之际”创作意图的形成,与他的家族传统、史学职业背景、《史记》史学思想、所处时代思潮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究天人之际”与司马迁史学家族传统

  司马迁《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主要来源于他的家族传统。他的《史记》创作初衷,是完成父亲的遗命。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反复言明。《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父亲临终前叮咛司马迁承继太史之职,完成史学论著,方是“大孝”之举。这是司马迁《史记》创作的原始动机,已为学人熟知。而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则是承继先祖“典天官事”的具体表现。

  司马谈所说“余先周室之太史”“典天官事”的先祖事迹,《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甚详:“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这是司马迁先祖“典天官事”的由来。《国语·楚语》也记载:“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司马迁先祖的职责是“绝地天通”,协调与沟通天、人关系,这也是史官的原始职责。而这一职责,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从重、黎时代,一直延续至司马迁。而作为重、黎之后,司马氏父子均是自觉地以沟通天地为神圣使命。确切地说,司马氏仅是黎的后代子孙,为什么司马迁重、黎并称呢?是“绝地天通”的家族传统使命使然。正如司马贞《史记索隐》所说:“亦是太史公欲以史为己任,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称重耳。”

  此处的“欲以史为己任”,准确地说,应是如司马迁自己所说“欲以究天人之际”为己任。

  正是这种自觉,父亲司马谈在对司马迁的教育成长与培养中,有意识地强化“绝地天通”的家族色彩。《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汉初著名的天官学大师,《史记·历书》记载:“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史记·天官书》也载:“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的苦心不言而喻,意在承继先祖,复“典天官事”。果然,唐都之后,司马迁复典天官。

  同时,司马谈“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亦见他意欲复兴“绝地天通”家族传统的苦心。《易经》与道论之学,均与天地的关系甚为密切。《周易·系辞》开篇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些思考,均是他融合“究天人之际”与《易经》、道论所学的结晶。由此可见,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的《史记》创作思想,承传于他的父亲司马谈。《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创作,凝聚着他们父子两代苦心孤诣的心血。

  司马迁的学问根基,先得益于家学,尤其是父亲的口耳相授、潜移默化。其次得益于名师传授、教诲。他的父亲安排当时的顶级学者董仲舒、孔安国等,传授儒学、古文。凭借个人的努力和聪敏悟性,在父亲和名师的指点、引导下,司马迁“几乎尽读了当时所有的书籍”,自觉地担当起家族的使命,复兴先祖“典天官事”“绝地天通”的灿烂与辉煌。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一再表述自己的决心。父亲临终前,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继任太史令后,他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情意拳拳,溢于言表。司马迁这一责任与使命的自觉形成,主要是为了践行“大孝”家族本分,其次才是史官的职业职责。

  二、“究天人之际”与史官的职业传统

  重、黎之后,史学继兴,史家继巫之后,掌管天人之学,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史记·历书》云:“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史官作为远古“五官”之一,“典天官事”的职业传统与责任,汪荣祖先生曾论之甚详,他说:“远古蒙昧,史官兼施祝巫之事。

  所谓巫分医、卜、祝、史,则史即巫也。观射父以史与巫、觋、祝、宗,同为五官。《左传》有言,‘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太史公犹谓其先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斯非仅中土为然,泰西初民载纪,亦唯重‘教仪、宗庙、祷词之属’,是知古史兼掌祭司,中外略同;史者之任,冀能预知未来。降及近古,皇权渐张,朝廷是尚,史者之任,遂以兴亡为意,示治之鉴,冀能维护政权。”

  有感于先祖“典天官事”的传统,《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临终遗命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此种心态,正如姚苎田所评:“孔子时列国犹有史职,至战国兼并,日寻干戈,史职始废。”“盖谈承前秦流弊,记事之言疑于诽谤,一切废弛,而巫史卜祝之官,遂沦于倡优待诏之亚,故习气所流,不能自振”。而司马迁也誓志完成父亲的遗命,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可谓一篇三致意焉。他先是“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继而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最后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以时代的使命,用“有司之过”“堕先人所言”等,敦促自己完成《史记》的创作,来完成史官职责与家族使命。因而从这层意义上看,司马父子的“欲以究天人之际”,实欲以中兴史官的光荣传统,履行史官的职责与使命。

  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夫司马谈掌天官,迁之为书,‘观象于天’,‘法类于地’,良有以也。盖太史公之观天也,推古察变,明天人之际,固未尝以古之天犹今之天也,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司马父子的“欲以究天人之际”,在于复兴先祖的“典天官事”的史家大任,继重、黎之后,孔子以降,“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探“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以“成一家之言”。

  三、史官与天文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内涵,在《天官书》中得到全面的肯定和发挥,并且强调《天官书》是研究“究天人之际”问题的主要视点。这些说法,虽然不免片面地夸大了《天官书》的内涵,却强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与天文之间的关系。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可惜司马谈既掌天官后,留滞周南,不得参与封禅大典,“故发愤且卒”。姚苎田评叙说:“此事是天官所掌,故以不与为恨,然实是习气。”

  姚氏的评论,深中司马谈心病。其中关键,可用司马氏父子自己的话语作为注脚。《史记·天官书》云:“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

  又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史公在此阐述了史官、天文、天人之际三者的密切关系。故吕思勉先生由此强调说:“古重天道,史官既记天事,故其职甚尊。”又说:“据《续汉书·百官志》,太史令之职,实以天文为重,然其所藏图籍极多。”

  这其中的渊源,要追溯至巫史同源时期,“远古蒙昧,史官兼施祝巫之事”,故“史者之任,冀能预知未来”,司马迁《史记》创作“欲以究天人之际”实源于此。而司马迁之后,史家与天文家分化,成为两种职业,三国时期以降,史职虽然天文,“而阔于注记”,亦“非专重天象者矣”。这一变化,实际亦如汪荣祖先生所说:“降及近古,皇权渐张,朝廷是尚,史者之任,遂以兴亡为意,示治之鉴,冀能维护政权。”司马迁以降,随着史官职责与天文的分离,后世史学家与天文渐趋分离,“欲以究天人之际”的史学创作主旨,完全让位于“通古今之变”的“通鉴”之旨,注重史书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现实功能,距离史官“典天官事”的原始职责越来越远。

  四、司马迁面对“天”“人”的困惑

  汪荣祖先生曾说:“迁精神所贯注者,乃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耳。究天人之际,盖欲明‘史中之动力’。西洋中古之世,耶教鼎盛,基督史家,莫不以‘上帝’为史之动力……故史者乃‘上帝选民之圣事’,而由圣事以见‘无尚天帝之筹划’。”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在涉及“天”、“人”关系的具体阐释时,往往会遇上一些困难,或引发他自身的困惑,或招来后人的误解,甚或是露骨的批评。

  首先,在天道与政治的关系上,即人类社会发展与天道的关系,他认为:“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史记·天官书》)他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继而以规律总结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他认为秦朝的统一,是上天之助,并非人力。对此清人蒋湘南批评说:“天命乌在秦哉!”“盖以天助归之而自乱其例,误矣!”

  又如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说:“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在他看来,刘邦能在秦末众起义军中崛起,建立汉朝,也是天命的眷顾。

  其次,人类个体成败与天道的关系上,司马迁表现复杂。有时,他将个体的成功归结于“天幸”。如《穰侯列传》通过须贾之口说:“《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

  《留侯世家》论赞:“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傅靳蒯成列传》论赞:“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攻项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以十数,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其余如《卫将军骠骑列传》、《高祖本纪》等,皆以“天幸”作解,这些例子,学者论述颇多。而其撰述不幸者,如《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伯夷列传》等篇,堪称典型,其情感最为复杂。

  在《项羽本纪》中,他一方面批评项羽“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另一方面又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在相貌上,项羽和舜帝一样,都是“重瞳子”。按理说,这一吉相是应该享有天命的,可为什么项羽失败了?司马迁感到迷惑,不得答案。在《淮阴侯列传》中,对于淮阴侯韩信的遭遇与命运,亦只能归于天道。“淮阴侯乃史公所痛惜者,观其起处详写贫时落魄景况,遂与《孟子》‘将降大任’一节一样摇曳,其意中固以汉初第一人目之”。

  姚苎田由此继而作评说:“余以为信之工于谋天下,而拙于谋身者,在成功身退之后,而不在未遇之前。未遇之前,落魄无憀,动而获咎,是有天焉,非人之所可为也。至于后车囚废……受诛儿女,一身瓦裂,三族诛夷,谓非自谋之至拙者乎?嗟乎,盖亦有天焉,信亦无如之何矣。”

  在《伯夷列传》中,他对于“天命”最为迷惑。传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陷入了“天”“人”关系的迷惑之中,不能自答。

  对于这层“天”“人”关系,马其昶的评述,最中鹄的。他说:“抑伯夷匪独穷于人也,天实厄之。天命既改,易商而周,悲夫伯夷饿死,颜渊早夭,人能宏道,无如命何。……然而人事之穷极,天道之不可必知如此。……太史公发愤著书褒讥贬损以赓续孔子之为,傥所谓明于天人之际者邪?”

  对于这些“天”“人”关系的探讨,对于《史记》中所寄蕴的“究天人之际”奥义,后世多不能解。他们轻则误解,重则指责。古贤即使如刘知几这样的史学巨擘,亦不能免。他批评司马迁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现代学者又多归因于司马迁受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恰恰相反。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不是由于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而是要借助“究天人之际”的《史记》创作,探寻真正的“天”“人”关系,肃清“天人感应”思想的迷信与局限。

  正如齐思和先生所说:“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和他的父亲不同。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中心的,而司马迁则是一位儒家……司马迁对于儒家的尊信,在《史记》中充分表现出来……但西汉儒家盛行‘天人之学’,相信上天直接监视、支配人间的行事,把一切自然现象都解释成上天意志的表现。当时的董仲舒即是这种思想的提倡者。司马迁虽是董仲舒的学生,但他不相信这种迷信的说法,也没有把他的学说写到《史记》中去。”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思想,意欲绍承远古史官的原始职责,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天人感应”思想。汪荣祖先生说:“当司马迁之世,天人感应,五德终始,方士求仙,皆风尚不衰。作史者不可不记,而迁独疑之,别究天人之际,其识可谓高矣。……迁或仍采信天象气数之事,为古人所难免,然其不以宿命论史,殆无可疑者也。”

  他也指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不仅不是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影响,而且高于这一思想。由此可见,欲以探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奥旨,绝非易事。总而言之,“究天人之际”为自颛顼时代民神分离后,重、黎掌司天地,以沟通民神以来史官的天职。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初衷意欲“究天人之际”,正是司马迁对这种天职的一种自觉传承。司马家族世代掌司其职,依《史记·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归根结底仍然是司马迁对于世代祖职的一种家学传统的自觉继承,而非司马迁所独创。后世有拔高的趋向,把这一贡献独归功于司马迁,实在是抹煞了其先人的功绩。

  司马迁《史记》创作的意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体现了他三种不同的职责使命与人生追求。“究天人之际”,意欲承继家族传统,以沟通神民(天人)为天职,重视天地沟通,履行史官原始职责,恰切地说,是巫史同源时期从巫那里剥离分化而来的神圣使命;“通古今之变”意欲承继史官的职责传统,尽心本职,“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成一家之言”意欲承继孔子私家著述的传统,立言以不朽,发愤而著书。因而,从这层意义上看,司马迁所强调的《史记》创作意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囊括了巫、史、士三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独特的家世、独特的时代、独特的个性,司马迁成为身兼巫、史、士三代知识分子缩影的唯一幸运者。他的“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他的《史记》也因此而奔腾澎湃,广大万千,“纵贯上下数千年,横及各国各阶层,举凡人类全体之活动,靡不备载”,使后来的史学家远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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