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犹国君重视智伯所赠大钟的缘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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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仇由国是春秋晚期由狄人建立的政权,亦被称为仇犹、厹由、夙繇等。虽然《左传》《国语》等史籍对其记载付诸阙如,但是在战国时期的着作中却有生动的记述,《史记》更转用了《战国策》的记载。其实关于仇由国的记载仅为一事,即智伯赠送仇由国君大钟,仇由国君不听忠臣赤章蔓枝谏言,被智伯亡国之事。这个故事历来被人们视为贪欲亡国的典型,用来警诫后世。它被记入史册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鉴古诫今的史学传统,但也为我们了解春秋时期戎狄民族的历史保留了珍贵的史料。
  《吕氏春秋·权勋》记载:“中山之国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夙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维则定国。”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月而夙繇亡。”这是关于仇由国族属的唯一记载。中山国是白狄建立的国家,既然仇由是中山国下属的小国,那么其族也当属于白狄的一支。但是仇由国偏安于晋东山地一隅,长期不被人重视,很可能是这个原因,他无法与肥、鼓、鲜虞等白狄大支相并列,而被世人忽视。直到智伯要攻灭白狄的最强支鲜虞时,方才着眼消除这个必经之路上的障碍。智伯用赠送大钟的计策,使仇由人开山辟路,不仅减轻了行军的困难,而且降低了这个白狄小国的戒心,从而灭亡了仇由。智伯策略的成功源于智伯明了当时狄族的文化心理,即对华夏文化有着强烈的渴望。
  一 戎狄蛮夷是西周以来对华夏族以外的民族的泛称。最初对北方的民族都称为戎,后来随着认识的加深,戎狄开始有所区分。西周时期关于狄的记载很少,见于《诗经》的记载主要是关于猃狁(犬戎)的。但是戎在当时并不只代表猃狁,而是当时西北方所有与西周王朝对立的敌对势力。《左传》中最早称狄是在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但这并不表示狄不存在,很可能在华夏族的认识中,狄还只是戎人中的一个分支,同时对于敌对势力也没有必要厘定清晰。鲁庄公三十二年起,狄人竟敢攻击西周早年的封国———邢国,引起了华夏族国家的恐慌,这时华夏族才开始正视狄人的存在。此时狄虽然第一次见诸记载,但已被视为北方民族的泛称,而戎则成为西部民族的泛称。
  关于狄族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狄族起源于西北部。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分布在陕西境内的白狄与河北境内的白狄可能并非同族,河北境内的白狄可能是子姓商族后裔。我们比较倾向于狄族起源西北说,这不仅是因为它得到了大量文献记载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青铜器铭文的支持。狄族向东发展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从商代起,狄人便不断地向东迁徙,其间,受到了商王朝的阻挡。进入西周前期,周族实力强大,狄族东进势头减缓。西周中期后,随着周王室势力的下降,猃狁与周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猃狁胜出,开启了西北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狄人的一支也在此形势下,大规模向东迁徙,最终遍布河套内外和太行山东西。
  分布在太行山东西的狄人又分为白狄、赤狄和长狄。其中赤狄与华夏族国家距离最近,文化发展的程度最高,实力也最强大,曾灭邢伐卫,公开向山东姬姓诸侯国挑战。而白狄自从鲁成公三年(前588年)晋国击灭赤狄廧咎如后,成为北狄的盟主。白狄分为两部,一部居于西河,一部居于晋东,晋东白狄主要是指肥、鼓、鲜虞、仇由等部。当白狄成为北狄盟主后,也成为晋国扩张的主要对手。因此,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晋国灭肥。《左传·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鲁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年),灭鼓。之后,便是智伯灭仇由,进而攻鲜虞。
  虽然史书记载反映的多是华夏族与狄族之间连年征战,交兵不已,但是这并非华夏族与戎狄民族社会生活的常态。战争只是各民族生活中的插曲,即使是当时的统治者也希望运用非军事的手段拓展其政治地理空间。如晋国就采用“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治策略,与戎狄和睦相处,后期更有魏绛和戎,实现了不战而拓土的政治目的。因此,华夏族和戎狄之间的交流才是历史的大势。
  晋国是山西地区被分封的元侯级诸侯国,其统治者一直遵守周人“同姓不婚”的婚姻原则。在坚持与姬姜两大集团通婚的同时,实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治策略,积极开展华戎联姻。晋戎之间的通婚主要在各族的统治集团之间进行。早在周初,晋国就与戎狄有往来,狐氏为北狄一支,在唐叔虞封地之内,从周初到晋献公之世,和姬姓相处四百余年。到晋献公时,狐突的女儿狐姬做了献公的夫人,生公子重耳,狐突和他的儿子狐偃做了献公和文公的辅臣,其文化之相互渗透不言而喻。小戎彼氏在晋国也是如此,献公娶小戎之女小戎子为妻,生公子夷吾,后为惠公。娶骊戎之骊姬生奚齐。到春秋时,姬姓诸侯及其大臣的女儿也有嫁与戎狄贵族的。
  如晋景公之妹嫁与赤狄潞子婴儿为妻,赵鞅的女儿嫁与北狄代王为妻等。这种以政治为基础的华戎联姻,主观上满足了不同统治集团各自的利益,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晋与诸戎间的政治和文化交流,加快了戎狄与诸夏的民族融合。历史的发展显示各民族的交流和冲突最终都转变为相互的影响。春秋时期,许多狄人部落和晋国订立盟约,甚至联合作战,如晋与众狄盟于函,晋与白狄伐秦等。在合作中举凡涉及有关军队调动、粮草接济、战利品分配诸事,都促进了戎狄与华夏的同化。此外,春秋时,晋国的农业生产在列国中处于发达的行列。当时夏熟和秋收都已完备,并实行轮作制。晋国实行“启土”政策,积极对外拓殖,把大量的土地开垦为农田。原本处于半牧半农经济的戎狄,在其影响下开始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由于晋人和少数民族杂居,其建都修房的技术也被少数民族吸收。汉代贾谊《新书·退让篇》说:“狄王之自为室也,堂高三尺,北阶三,茅茨弗剪,采椽弗刮。”
  此外,晋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制陶技术也颇受戎狄青睐,逐渐被其接受。至于列鼎制度、棺椁制度、随葬制度等包含了大量礼制在内的制度也被戎狄所仿效。同时,少数部族的文化也使华夏文化产生了异化,《墨子·公孟》记:“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不仅服饰如此,而且骑射技术也被华夏族吸收进来。此外,二者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生活的细节上,如太原赵卿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带耳的扁壶,其腹部一侧有一桥形耳,颇似游牧民族的汲水器,而腹上的器耳,可能是为方便流动作战而设。另外出土一件甑、釜配套的青铜虎形灶,灶是晋人的典型炊器,但把灶铸成带有提链的青铜器,全国尚属首例。这种灶形体较大,但可以拆卸,便于军旅和游牧中使用。在忻州的定襄、原平还连续发现了许多北狄、山戎首领墓,随葬青铜器多为仿晋系青铜器,只是保留了一些戎狄风格。1996年,在山西盂县发现300枚左右的尖首刀,其中铭文可辨识的多为地名,如肥、鼓、九、斿、壬、勺等,类似的尖首刀在河北藁城、平山灵寿城等地也有出土。这些尖首刀所载地名多在白狄范围之内。而在春秋中晚期,尖首刀也是燕国铸造的重要货币类型,且流行于中国的北方地区。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彼此的承袭关系,但至少说明二者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在相互影响中不难看出,虽然华夏文明吸收了戎狄文化的新鲜血液,但是相对先进的华夏文化对戎狄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吸引力,华夏族的礼乐制度尤为戎狄贵族所向往。

  二 乐文化在我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其发生甚至要早于人类较为成熟的巫术及早期宗教行为。它很可能是“上古社会中礼之赖以产生并获得充实与发展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周代,这一礼乐文明的鼎盛时期,乐虽与礼并称,而其地位已经下降到礼之后,开始充当礼的补充和辅助的角色,丧失了原先独立的社会身份。“反映出远古独立形态的乐文化的衰落与最终消亡”。尽管如此,周代的乐文化仍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礼乐的结合,显示出新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即通过礼乐制度来配合宗法制度实现国家秩序的重建和周人文化观的落实,从而保障周王朝权力运作的顺畅。
  在远古乐器中,鼓是最重要的乐器,但是随着远古乐文化的消亡,钟逐渐取代了鼓的地位。钟在商代就已经出现,称为庸。到了周代钟成为祭祀祖先神明或宴飨宾客时最重要的一种演奏乐器,也是金属乐器的统称。《孟子·万章》:“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根据《古今乐录》记载:“凡金为乐器者六,皆钟之类也:曰钟,曰镈,曰錞,曰镯,曰铙,曰铎。”
  《白虎通》引《乐记》中也说“金曰钟”。迄今发现的钟,总数在900件以上。足见,钟在周代乐文化中的重要性。从考古发现看,西周时期的编钟和石磬是当时乐器的核心,不仅在周王室所在的陕西地区多有出土,而且在诸侯国中也有发现,如天马—曲村晋侯墓M9出土编钟4件,M91出土编钟7件,M6和M33盗土中出有编钟残块,其他晋侯墓也出有编钟8或16件。据说最早的M114中也曾有编钟。至于石磬,在侯马晋侯墓地的每座墓中都有10件以上。
  而这些乐器在卿大夫墓中很少能见到。可见,在西周时期,编钟之类乐器的使用严格地限制在周王和诸侯的范围内,也说明礼乐文化被严格地贯彻和落实。但是自从周王东迁、王室衰微后,诸侯竞起,礼乐制度受到冲击。这不仅反映在周王权威的丧失,而且在青铜器铸造上也有反映。青铜礼器被三代国家视为国之重器,但是到了春秋中后期,却部分沦落为诸侯国之间进行贸易的重要商品。侯马铸铜遗址发现了大量青铜礼器,这些青铜器制作大都华而不实,在用料上和工艺上,都讲求省工省料,如为了节省铜料,在原料中加入了一定比例的铅,而且绝大部分铜器的器耳、足和捉手等部位只有表层2—5毫米用铜制作,内部则为泥土填充。而在生产工艺上,则采用模板翻制、严密拼装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在侯马铸铜遗址Ⅱ号区发现大量铜礼器范,整范有461件,已经达到了批量生产的规模。无独有偶,在此处还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带钩范,有整范719件。
  可见,侯马铸铜遗址制造的青铜器专业化和标准化程度已经很高。苏秉琦先生认为:“商品化的礼器铸造,在青铜时代晚期是重要行业。这种商品化的礼器大概已成为交换流通中的大宗,至于带钩类生活用器物当时已是热门货。这类器物的生产与流通,在当时晋国经济中可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青铜器作为商品进行生产,并加入商品流通领域,打破了此前青铜器流通主要靠战争掠夺或者馈赠的途径。江苏六合程桥、河北怀来辛堡、山西太原金胜及潞城潞河等地都发现了春秋晚期刻镂图像的铜器。江苏六合程桥的战国刻纹铜盘、河南淅川和尚岭的卷云纹填漆鼎、四川成都京川饭店的战国兽纹铜镜以及山西浑源李峪代国墓出土的春秋中晚期晋系青铜器,时代上虽有早晚的不同,但是都能在侯马陶范中找到渊源。而这些青铜器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通过商业贸易的方式到达当地的。
  青铜礼器商品化的同时,一部分玉质礼器被石质礼器代替,如在晋秦分布广泛的石圭。石圭在商代遗址中就有发现,西周时期晋国的小型墓中也多有随葬,但是到春秋战国时期,石圭的产量大增。位于牛村古城铸铜遗址附近的侯马石圭作坊遗址面积在4000—5000平方米之间。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灰色石片、石料及石圭残片,还有制作石圭的刀具和磨石。该作坊出现于春秋战国之交,止于战国中期,历时百年。规模如此之大,历时之长,说明石圭生产也已商品化。
  礼器的商品化并不代表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相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设法拥有它。与礼器相辅相成的乐器亦然。因此,礼乐器的僭越现象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非常普遍。反映在墓葬领域,礼器方面是用鼎者往往使用超过自己身份的用鼎规格。如河南辉县琉璃阁属于晋国范氏的M80和M55都随葬7鼎,而郑韩故城青铜礼乐器坑发掘显示,当时的郑国国君已经使用9鼎8簋。山西太原金胜村M251的赵氏墓主也已使用7鼎。而乐器方面亦是如此。曲沃上马墓地M1004和M5218两墓共随葬铜编镈3组22枚,其中2组9枚,1组4枚。M1004随葬石磬2组,各10件,M5218随葬石磬1组10件188,193。M1004和M5218两墓都随葬5鼎,但仅有3鼎为列鼎,因此这两个墓应该属于大夫墓。太原金胜村春秋晋国赵卿大墓则出土两套编镈共19件和一套13件石磬。赵卿用7鼎制,其级别明显高于上马墓地M1004和M5218的墓主。
  辉县琉璃阁范卿墓地、万荣县庙前村墓地、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都有僭越性质的乐器随葬品出土。在社会生活中,诸侯、卿大夫僭越用乐,同时雅乐受到排挤,而民间音乐的地位上升,乐的娱乐化功能加强,教化功能相对下降。据《论语·八修》记载,季氏居然公开在自己家的庭院中让人表演天子级的八修舞,使孔子大声疾呼:“是可忍,孰不可忍。”《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则记载,鲁国要为襄公进行祭祀,但是跳万舞的人都被季氏带走,只剩下两个人。与此同时,郑卫地区的世俗音乐也流传到上层社会。《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郑人在贿赂晋侯的大量物品中,就有乐师和“歌钟二肆,女乐二八”。郑卫的世俗音乐通过这一渠道进入晋国的上层社会,并迅速受到国君的青睐。《国语·晋语八》指出晋平公不仅好“新声”,而且还命师涓演奏《清商》曲调,此曲被晋国的音乐大师、雅乐的守护者师旷视为“亡国之音”。师旷还告诫迷恋新乐的晋平公:“公室其将卑乎!君之萌兆衰矣。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
  在师旷看来,古乐传播礼教,有教化作用。新乐则不合礼乐规范,不登大雅之堂,有违礼教之本义,祭祀、吟咏皆不能用。因此,沉溺于“新声”,会使国君淫溺丧志,是国家衰败的征兆。其实,音乐最初的用途便是娱乐,而在礼乐制度下,教化功能的加强,使音乐变得呆板和神秘,反而降低了人们对其的热衷。而礼乐制度遭到冲击,艺术形式开始多变,反而使没有过多约束的世俗音乐成为音乐的主流。因此,世俗音乐地位上升,雅乐受到排挤有其必然性。
  诸侯卿大夫在乐器上的僭越和世俗音乐地位的上升,虽然使礼乐制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也为春秋中晚期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乐器成为上层贵族生活中的时尚用品。《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郑国执政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宋国左师向巢“每食,击钟。闻钟声,公曰:‘夫子将食。’既食,又奏”。都反映出在上层社会中,击钟奏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这种氛围下,乐钟的数量增加,组合增多,使乐钟的音阶更加完善,音域更加宽广。这一时期发现了大量的钮钟,以9件组合为常制,不同种类的钟之间相互组合,从而使乐队的规模扩大,加之当时非金石因素出现,使得春秋时期的乐文化出现繁盛壮观的景象。根据测音资料,春秋晚期的编钟已在西周音阶基础上增加了商音,形成了完整的徵、羽、宫、商、角五声音阶,同时在中鼓音为徵与商时,将侧鼓音调成大三度音程的“变宫”“变徵”,从而形成了以“徵”为首的七声音阶结构。太原金胜村所出19件编镈,依据镈的形体和纹饰分为两套。一套是形体硕大的夔龙夔凤纹编镈,共5件,外形尺寸大小相次。另一套是形体较小的散虺纹编镈。这两套编镈皆为复音,即正鼓和侧鼓可各发一个音,两音相差三度。从夔龙夔凤纹编镈中最大者到散虺纹编镈最小者共可奏出38个音,从而形成4个半八度的宽广音域,同时还在镈口唇内侧设置了四个音脊来解决复音镈及合瓦形状容易产生声音混响的问题。同出石磬一套共13件,虽有断裂,但黏合后音色却未受影响。有人用这套编镈和石磬成功演奏《康定情歌》和山西民歌,证明镈不仅可以击节,而且还能演奏旋律。
  音乐的娱乐功能增强又促成了乐钟铸造大型化的趋势。有关大钟的铸造在晋国的记载很多,《韩非子·说林下》记载:“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说,除道将内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来,卒必随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听,遂内之。赤章曼枝因断毂而躯,至于齐七月,而仇由亡矣。”《吕氏春秋·长见》也记载:“晋平公铸为大钟,使工听之,皆以为调矣。”侯马铸铜遗址曾出土一件编钟舞部陶范所复原的编钟,若为镈钟则通高138.4厘米;若为甬钟通高则有2米有余,比曾侯乙墓出土的最大的钟都大。太原金胜村春秋晋国赵卿大墓出土的夔龙夔凤纹编镈与前代编镈相比已经颇显硕大,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46.5厘米,铣长34.4厘米,舞修27.5厘米。因是随葬品,形体还是受到了一定限制,但也已显现出大型化的特征。万荣县庙前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齐国的素命镈通高也有65.8厘米,同出的晋大夫钟铭文有“大钟八聿”之句,可见即使钟的通高增加,但是由于要配合奏乐,一套钟的数量却是固定的。我们推测之所以当时的钟被称为大钟,除了通高增加外,很可能是因为与西周时期的钟相比较,确实显示出了大的特征。
  而智伯赠送给仇由国君的大钟,也应该是一套通高较高的大钟,运输时需要横放。这套大钟需要方车二轨。所谓方,《说文解字》云:“并船也。”《尔雅·释水》:“大夫方舟。”郭璞注:“并两船。”既然并两船就是方舟,那么方车很可能是并两车的意思。《史记·苏秦列传》:“车不得方轨。”《正义》:“言不得两车并行。”可见方车二轨就是两车并行。从赵卿墓出土的战车看,车宽2.4—2.7米,而仇由国地处晋东山地,道路险绝,因此,智伯要求仇由国君斩岸堙溪以迎大钟。智伯送大钟是为了灭仇由,因此仇由至少要修通宽2.4米的大路。那么方车二轨应不窄于2.4米。

  三 总之,仇由国君如此重视智伯所赠大钟,是数百年来戎狄族与华夏族相互交流的结果。在相互的交流过程中,华夏族的一部分观念逐渐内化为戎狄民族观念的组成部分。礼乐器乃国之重宝的观念更是已固化在戎狄统治者的头脑中。同时仇由国深居晋东山地,境内战争相对较少,国家安定,人民乐业。
  兼之晋国实行戎索政策和和戎政策有年,仇由国君也对晋文化颇为向往。众所周知,宫廷向来是社会时尚的引领者,在当时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乐文化鼎盛时期,仇由国君内心深处也希望能同华夏族国家的国君一样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而拥有这样一套大钟更加可以显现仇由国君的权威,对内对外都有震慑意义。不仅如此,乐器大钟和礼器不同,在当时它是实用器,其娱乐功能要求其必须真材实料,不能像礼器那样在内部填充泥土或加入其他金属。因此大钟的实际价值要远远大于同体积的礼器。故而,迎取一套大钟不仅可以满足仇由国君引领时尚和巩固权威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可以积攒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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