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治史观流变的原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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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西汉时期,政治史观几经变化。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下》中对西汉时期的政治史 观 进 行 梳 理道: “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

  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

  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 不亦正乎! ”班固将西汉时期政治史观的发展脉络加以廓清,让后人对西汉政治史观的变化有了清晰的了解。此后历代都有学者对此加以论述。清末到近代的康有为、廖平、皮锡瑞、崔适等,当代老一辈学者周予同、顾颉刚、杨向奎、钱穆等,都在其着作中对汉代的德运问题加以论述。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汉代德运问题加以研究,如杨权、陈苏镇、蒋重跃、庞天佑、冷德熙、王葆玹、汤其领等,都在其着作或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对汉代德运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探讨。

  ①前人论述虽多,但仍有剩意可寻。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汉政治史观流变的原因加以探析,并结合出土汉画像石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一、汉初政治史观的演变及其社会背景

  刘邦的政治史观是模糊而功利的。在起事之前,他为自己营造天命图谶。据《汉书·高祖本纪》记载: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 ‘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 ‘壮士行,何畏! ’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 ‘人杀吾子。’人曰: ‘妪子何为见杀?’妪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刘邦斩白蛇,成为他起义的起点。汉画像石中有描绘这个故事的图像:人手拿长斧,斧子从中上部折断,此人惊慌失措,身子后倾,险些跌倒。右边的人被一条蛇缠绕,他手持长剑,做拔剑出击状。很多学者认为这幅图是“高祖斩蛇”[1]图版说明7,因无榜题,我们不敢断言。但高祖斩蛇的故事,在汉代应该影响很大,画像石中刻画这一故事不足为怪。在汉画像石中,有不少斩蛇的画面,这些画面的寓意之一,应当和高祖斩蛇相关。

  刘邦斩蛇,是他为举事而造的图谶。此图谶果然引起了社会效应,“诸从者日益畏之”。刘邦起事不久,就被众人推举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爨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在五行中,赤代表火,刘邦色尚赤,说明他要建立的是火德的政权。白代表金,按照五行相克的原理,火克金,刘邦为赤帝子,他杀了白帝子,代表火德代替金德之意。但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宣布为水德,色尚黑,这一点刘邦应该知晓。按照五行相克的原理,克水的应该是土,但为什么他要把自己化身为赤帝子,而不是和土相关的帝王之子呢? 《宋书·历志》对此解释曰: “汉若为火,则当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义况乎? 盖由汉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则汉以土为赤帝子,秦以水德为白帝子也。”按照《宋书·历志》的说法,赤帝子,就是赤帝的儿子,赤为火,火生土,赤帝生的儿子当为土德。白帝子,白为金,金生水,白帝生的儿子应为水德,这正和秦为水德相符。赤帝子杀白帝子,就是汉以土德代替秦的水德。《宋书·历志》确实为我们理解刘邦制造的图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这只是后人的臆测而已,刘邦宣称为赤帝子,但他并没有实行土德之制,从他被称为沛公起,他便宣布色尚赤,说明他承认的是火德之制。刘邦的政治史观存在着矛盾,在他立为汉王后,“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十月为岁首,这是水德的正朔,而他又色尚赤,采取了火德之服色。我们知道,一个新王朝兴起时,“改正朔,易服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新王朝标榜自己为何德运,就应建立起相应的正朔和服色,正朔和服色应该和德运规定的形式一致。刘邦采用的正朔和服色不符,他之所以以十月为正朔,是因为“十月 始 至 霸 上,因 故 秦 时 本 以 十 月 为 岁 首,弗革”。此时尽管刘邦以十月为岁首,但他的政治史观倾向于火德。

  从汉王二年( 前 205) 开始,刘邦的政治史观发生了变化。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 汉王)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 ‘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 ‘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 ‘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 ‘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刘邦自诩为黑帝,立黑帝祠加以祭祀。刘邦“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故袭秦正朔服色”。在刘邦确立德运之制的过程中,计相张苍起到重要作用,他“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在群臣的共同认可和努力下,汉初建立了水德之制。

  刘邦沿袭了秦代的正朔服色,实行水德之制,或许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当时西汉政权刚刚建立,国力衰微,据《史记·平准书》记载: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当时刚经历战乱,经济衰败,民不聊生,此时最应该做的,是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正因为“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刘邦只有无为而治,继续沿用秦制,而不能急于追求“玄黄旌旗之饰”。

  西汉初期,很多制度都和水德之制相符,甚至在宫殿建筑中,也掺入了这种理念。在汉刚刚建立,还没有统一全国之时,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建立了壮丽的东阙和北阙。《史记·高祖本纪》索隐曰: “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无西南二阙者,盖萧何以厌胜之法故不立也。”

  萧何在建阙时,依据厌胜之法,只建了东阙和北阙,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苍龙、玄武为四神中的二神。在五行中,水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阙,而没有建南阙和西阙,应该和刘邦沿袭秦的水德之制有关。

  刘邦开始为火德,后又改为水德,这种矛盾的政治史观,为西汉时期政治史观的演变埋下了伏笔。汉文帝时期,围绕汉为何德运发生了激烈争议。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以鲁人公孙臣为代表,认为汉应为土德。持另一种观点的是丞相张苍,他认为汉应该为水德。汉文帝并没有改变汉初以来的水德之制,但在举行郊祀上帝大典时,“衣皆上赤”,他似乎倾向于火德之制,或许由于他父亲刘邦制造“赤帝子”图谶及刚举事时的“色上赤”,对他的政治史观产生了一定影响。汉景帝时期,“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纵观文景时期,政治史观并没有太大变化,基本延续了汉初的水德之制。

  二、西汉中期政治史观的演变及其社会背景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经过几十年发展,出现了社会安定,人民富庶的盛世局面,这就为汉武帝构建上层建筑奠定了物质基础。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人,勇于改变旧制度,构建新制度。他否定汉初以来的统治政策,罢黜黄老之术,独尊儒术。对于汉初以来的政治史观,汉武帝自然不满意“色上黑”的水徳之治,他喜欢的是华彩。这一点从他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可以充分表现出来: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 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他向董仲舒提出为政是应该简朴还是华饰的问题,他希望得到的答案,当然是“造玄黄旌旗之饰”。董仲舒果然不负所望,回答道: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 ‘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 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这正迎合了汉武帝的心思,“改正朔,易服色”,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要改变汉初沿用的水德之治,而选择其他的政治史观。根据“五德终始说”的原理,秦为水德,土克水,汉必须以土德克了秦的水德,土德之治成为必然之选。

  汉武帝实行土德之治,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其个人因素也是重要方面。汉武帝对神仙很向往,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史记·武帝本纪》中记载了汉武帝20 多次大规模求仙活动,可见他升仙的渴望是多么迫切。皇帝亲为,“方士言祠神者弥众”,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求仙之风日趋兴盛。西汉中后期画像中大量出现西王母等仙界画面,正是求仙之风影响的结果。

  黄帝在先秦秦汉时期有个逐步被神话的过程。

  先秦至秦代偶尔出现神话黄帝的情形,如《韩非子·十过》中曰: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黄帝成了驾驭鬼神、操纵神仙世界的神人,这为后世神话黄帝奠定了基础。黄帝虽然在《韩非子》中被神话,但在先秦至西汉中期之前,大多作为圣王形象出现。如《庄子·天运》曰: “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淮南子·览冥训》曰: “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 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 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 道不拾遗,市不豫贾; 城郭不关,邑无盗贼; 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

  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术,为战国至汉初人们的假托。这里的黄帝也是作为圣王,而非神仙。到了汉武帝时期,黄帝却被彻底神话,成为仙而不死的形象。齐人公孙卿给汉武帝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须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这个故事令汉武帝非常向往,他感慨道: “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

  黄帝弃鼎升仙,令汉武帝倾慕不已,并愿意为之抛弃一切。

  出土汉画像石中有很多“泗水升鼎图”,兹举一例:这是山东邹城博物馆馆藏的画像,画面正中是一座石拱桥,上有栏杆。桥顶竖两高杆,杆顶有枕形横梁。

  有绳索通过横梁,一端拴在桥下的鼎上,另一端握在桥两侧捞鼎力士手中。鼎在即将被捞出时,一条龙从水中跃起将绳子咬断。桥的正中央站立一个高大的人,他似乎在等着龙飞跃上来。图中所表现的,或许就是弃鼎乘龙升仙,和黄帝弃鼎升仙故事相类。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认为: “咬断系鼎的绳索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象征着升仙之前,必须先切断世俗权力和富贵的牵绊。画像里绳断鼎没,龙腾而出; 在旁或在上观看和等待的主人,遂得如愿,骑之上天。”

  笔者赞同这一说法。“泗水取鼎画像”所包含的文化元素,正反映了汉代人的升仙愿望,应该是汉武帝仰慕黄帝弃鼎升仙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的文化表现。

  据《汉书》记载,武帝一朝,黄帝被君臣多次提及,大多与神仙有关。大批方士不断重申着黄帝成仙不死的话题。汉武帝在这样的氛围中,对黄帝成仙之说深信不疑,为了自己也能如此,便在行动中效仿黄帝。公孙卿说: “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于是武帝便“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有方士说: “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名曰迎年。”武帝便“许作之如方”。方士少君曰: “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济南人公玉带曰: “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

  汉武帝时着名的封禅大礼,究其原因,是听信了方士们关于黄帝封禅不死之言。在祭祀上帝时,汉武帝不再像汉文帝一样“衣皆上赤”,而是“衣上黄”。汉武帝在感情上倾向于黄帝,支持和崇尚土德之制,这应该是他最终选择土徳的原因之一。

  三、西汉中后期政治史观的演变及其社会背景

  西汉中后期,政治史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五行相克为基础的五德终始说被弃,转而变为五行相生理论,汉为土德渐渐被汉为火德所取代。

  其实,从汉武帝后期,政治史观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据《汉书·外戚传》记载: “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 ‘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汉武帝将儿子比附为尧,并将其生门称为“尧母门”,这为后来的“汉为尧后”思想提供了思路。

  汉武帝后期,因为对匈战争持续时间太长,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汉武帝刚刚即位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真是一个富庶强大的盛世局面。而到了汉武帝后期,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悲惨局面。连年的征伐,使人们疲于应付,反战情绪日盛。汉宣帝时,想为汉武帝立庙乐,夏侯胜反对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这恐怕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心声。

  汉武帝晚期政治的衰微,引发了人们对刘汉王朝的失望和不满,激进者甚至怀疑其德运已尽。汉昭帝时发生了一系列怪异现象,泰山上大石自立; 昌邑枯木复生; 柳叶上书有“公孙病已立”的文字,这一系列怪异现象肯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经学家也趁机以天人感应说来附会政治。公羊家眭弘“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 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眭弘认为,这些怪异现象是上天对人间的暗示,预示着将有新天子从民间诞生。

  汉家是尧的后代,应该效仿祖先,找到新天子,将帝位禅让于他。眭弘应该是西汉中后期第一个提出“汉家尧后”的人。汉武帝实行土德之制,若要否定其制,必然要以另一史观替代。眭弘的“汉家尧后”,或许是受了汉武帝“尧母门”的影响。武帝把昭帝比附为尧,则刘汉应该是尧的后代。“汉家尧后”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否定了武帝的土德之制,并宣布汉的天命已终,应该改朝换代了。眭弘的汉家尧后,使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产生了根本变化。眭弘“汉家尧后”思想,崇尚禅让制,为西汉后期政治史观提供了新的思路。禅让制推行和平移权的相生,而反对武装夺权的相克。西汉后期延续这种思路,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渐渐代替了相克的五德终始说。

  汉武帝晚期到汉宣帝前期,帝位继承制一直是个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汉武帝违背嫡长子继承制而立幼子,在当时肯定引起了很大轰动。汉昭帝英年早逝,没有子嗣,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在位的短短 20 多天里,是政治最为敏感的时期。刘贺即位后,经常出游,大臣夏侯胜敏感地洞察时局,拦住昌邑王的车子劝谏道: “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天久阴不雨,是一种灾异现象,夏侯胜将其和臣下谋上相比附,正是用天人感应理论来劝谏昌邑王。只可惜昌邑王没有听取夏侯胜的谏言,没有采取应对措施,致使他很快就被霍光废黜。

  汉宣帝是汉武帝原太子刘据的孙子。刘据在巫蛊之祸中被杀身亡,儿子也一起罹难,只有孙子被大臣丙吉所救,后流落民间。看一下《汉书·宣帝纪》,我们发现,宣帝在成为皇帝人选之前,都被称为曾孙,直到霍光立帝的奏议中,才提到孝武皇帝曾孙名病已。宣帝是被丙吉所救,《汉书·丙吉传》中,在昭帝驾崩之前,宣帝一直被称为“曾孙”。“昭帝崩,亡嗣,大将军光遣吉迎昌邑王贺。贺即位,以行淫乱废,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吉奏记光曰: ‘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壹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 位列) 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昭帝驾崩,昌邑王被废,选谁为新皇帝,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当时武帝的几个儿子尚在,他们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新皇帝的合法性必须非常过硬才能使人心服,这是以霍光为首的政治集团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汉昭帝时期“公孙病已立”是代表天意的一种谶言,皇曾孙名病已,正和这个谶言相合,由他当皇帝正应和了天意。刘病已之名是从小就有,还是霍光利益集团所伪造,因无文献印证,我们不敢妄言。但霍光巧妙地运用了谶言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确实为真。

  西汉后期政治史观的彻底改变,源于其国力衰微,民心思变。从汉元帝开始,汉王朝如江河日下,各种社会弊病越来越严重。元帝时光禄大夫贡禹指出:“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 所) 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

  从贡禹的上书可以看出,汉元帝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官乱则贪敝,民贫则思变,下层民众对统治者的失望、怨恨情绪,是形成“汉德已衰,当有新天子代替”这种社会思潮的原因所在。从汉昭帝时的眭弘发端,至汉成、哀帝时,这种思潮已到了成熟阶段。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宣扬汉家运气已尽,应当再受命于天,这一论调是眭弘思想的延续。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他声称这是天帝派使者真人赤精子下凡教授他的。赤精子,就是火德。甘忠可来不及详尽阐述其思想就被朝廷下狱致亡,不过他的学生夏贺良帮他实现了夙愿。据《汉书·哀帝纪》记载: “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

  夏贺良所言“赤精子之谶”,就是甘忠可所说的“真人赤精子”,他们认为这就是汉再受命的图谶。应劭指出: “高祖感赤龙而生,自谓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谶文。”

  夏贺良等所造的图谶,目的就是和汉高祖赤帝子的故事相应和。夏贺良秉承其师思想,也认为汉已中衰,应当再受命。成帝不顺应天命,所以天惩罚他,让其绝嗣。他奉劝哀帝要改元易号。此时,西汉社会危机非常严重,刘汉王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低,再不想办法改变,必然导致覆灭的命运。哀帝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危机,为了挽救刘汉王朝,他不得不下决心进行改制。在宣示天下的诏书中,哀帝表示汉之大运已终,但上天垂爱,让“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所以要改元易号,“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哀帝所说的受命之符,就是甘忠可的“真人赤精子”。杨权先生曾指出“我们可以推定实行火德制乃是此次改制的主要内容”,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哀帝的改制,并没有完全否定土德之制,也没有实行火德的正朔服色,这是一次非常不彻底的改制,没多久即被哀帝自行取消。

  从眭弘以来,“汉家尧后”“汉为火德”一直被强调,汉哀帝改制也默许了这一点。但“汉家尧后”“汉为火德”的高调宣扬者,则是王莽。王莽一方面大力宣扬汉为火德,是尧的后代,另一方面“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 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 二) 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王莽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完美的家谱,他自称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为土德,按照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火生土,他要建立的政权将取代汉。王莽又将家族谱系上溯到舜,是因为汉为尧后,他为舜后,尧禅让给舜,汉亦应禅让给他。王莽的用心可谓良苦,设计也极为精妙。王莽之所以宣扬汉为尧后,是希望在夺取政权时能省力些,让刘氏主动让出政权,不费吹灰之力而夺得天下。这是王莽多年苦心经营政治的目的。有个叫哀章的人伪造铜匮,上刻“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赤帝代表刘汉王朝,黄帝代表了王莽政权。图谶正合了王莽的心思,被王莽采用,作为天命的符应。王莽还指使人制造了很多图谶。他“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王莽为证明汉为尧后,自己为黄帝后费尽了心机。在成功地做过大量舆论宣传之后,王莽宣布建立新政权,下诏书曰: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只畏,敢不钦受! 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王莽取代了汉的火德,确立了土德之制。

  黄帝,在汉武帝时期被神话,但在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其地位几经沉浮。汉武帝时黄帝被祠祀,但到了汉成帝时黄帝祠的被罢废,一方面缘于成帝要收缩庞大的开支,另一方面反映了黄帝地位的下降。这或许和西汉中后期政治史观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此时汉为土德的政治史观逐步瓦解,汉为火德的政治史观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到了王莽时期,黄帝的地位再次上升。但这次,黄帝不再作为汉的德运之祖,而摇身成为王莽的德运之祖。

  王莽对于黄帝成仙更为仰慕,他也和汉武帝一样,处处模仿黄帝,希冀也能成仙。王莽多次举行大规模求仙活动。郎阳成修对他说“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王莽听信此言,“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 人 分 行 天 下,博 采 乡 里 所 高 有 淑 女 者 上名”。有人说“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于是王莽“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这些行为很是荒唐,但王莽很虔诚地去做,目的就是想效仿黄帝升仙。先是汉武帝时敬仰黄帝弃鼎升仙,再到王莽仿黄帝建华盖求仙,统治者的示范作用,对汉代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画像石中关于升仙的题材很多,我们仅举其中一例:这是山东省鱼台县文物保管所所藏画像石。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最右部画像描绘的场景与图 2“泗水取鼎画像”非常相似。上文已经提到,这种图的寓意,是效仿黄帝弃鼎升仙。值得注意的是,“泗水取鼎画像”左边,树立着一个建鼓,两个人骑在虎上,正持捶敲击。击鼓者左上部,有两个持剑的力士。建鼓的上面,高高竖立着一个华盖,华盖下飘扬着长长的羽葆。

  图像所描绘的建鼓图,和王莽求仙时的场景非常相似,两者都建有高高的华盖,都有羽葆,而且都有人在击鼓,只不过王莽求仙时的车子在画像石中变成了双虎,三百力士变成了象征性的两个力士。建鼓图和王莽求仙场景具有如此相同的意境,加上“泗水取鼎画像”的文化含义,可知,建鼓图也应和升仙有关。在这幅画像中,作者是想将建鼓图和“泗水取鼎画像”相结合,它们描绘的场景,都和传说中的黄帝升仙相类。

  王莽新朝后期,政治史观再起变化。王莽的改制没有成功,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人心向背再次发生变化。王莽当灭,新王将兴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呼声,这从当时出现的各种童谣、图谶中充分反映出来。据《后汉书·公孙述列传》记载: “蜀中童谣言曰: ‘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蜀中童谣中的“黄”,指的是王莽政权,黄代表土德之制。“白”是金德之色,土生金,代表将由金德政权取代王莽政权。这一童谣被公孙述利用,他自称为金德之运,并大量援引图谶为自己寻求依据。“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

  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 ‘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 ‘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 ‘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

  公孙述为了论证自己是金德,将要取代王莽的土德,真可谓煞费苦心,他将孔子的《春秋》及大量谶纬作为理论依据,以此证明自己立帝的合法性。除了公孙述标榜金德之运外,当时还存在另一种政治史观,那就是刘汉当复兴,重新建立火德之运。蜀中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就有人解读为“五铢钱,汉货也,言天下当并还刘氏”。可见人心思汉情绪非常浓厚。刘秀正是利用了这种思汉情绪,积极复兴汉室。公孙述认为《录运法》“废昌帝,立公孙”中的公孙指的是自己,在当时谶纬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刘秀给公孙述的书信中曰: “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 ”

  刘秀指出,图谶中的公孙,是指汉宣帝,而不是指姓“公孙”之人,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公孙述政权的合法性。刘秀在否定公孙述的同时,积极为自己寻求复兴汉室的图谶。“谶记曰: ‘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河图赤伏符》曰: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河图会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只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着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合古篇》曰:‘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图提刘予》曰: ‘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书甄曜度》曰: ‘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 ‘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

  这些都是以刘秀及群臣为新政权寻找到的图谶。这些图谶,充分论证了刘秀政权的合法性,汉为火德的政治史观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始正火德,色尚赤”,正式建立了火德之制,这种政治史观在整个东汉时期都没有改变。

  汉为火德,发端于汉高祖刘邦的赤帝子斩白蛇的传说,汉武帝时的“尧母门”为“汉家尧后”提供了思路。此后,眭弘的“汉家尧后”,汉哀帝的改元易号,王莽的篡汉成功,从而确立了汉为火德这一政治史观,使汉武帝时汉为土德的政治史观产生根本性转变。西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其实就是一部西汉政治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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