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开罗宣言》对中国、日本乃至亚洲和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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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自日本野田佳彦内阁于2012年9月10日通过对钓鱼岛悍然实施所谓“国有化”的方针以来,中日关系降至新的冰点。与此同时,日本政坛的右倾化也骤然加速,否定侵略历史,刺激邻国感情,煽动日本民众,获取政治利益,成为许多日本政客青睐的手段。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竞选过程中,也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示强硬立场等手段积聚人气。第二次安倍内阁于2012年12月26日成立之后,热衷强化日美同盟,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围堵中国,并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制造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绑架日本国民,推动其整备日本战争体制的基本战略。

  实际上,日本内政外交近期的变化并非突然而至,只有放到更长期的历史视野中考察,才能够真正把握问题的本质,找到切实有效的应对之道。2013年12月恰逢《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笔者希望能够通过重新思考这份重要历史文件的现实意义,为改善中日关系、维护东亚和平与安全提供一些思路。

  一、《开罗宣言》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国际法依据

  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开罗宣言》为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根本的国际法依据。

  近年来不断升温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之争,发端于1971年美日之间的私相授受,但其真正的历史根源则在于二战后对日本的战后处理的不彻底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步确立了对内保守专制、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钓鱼岛是日本乘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利之际从中国侵占的。①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明确显示了日本窃取钓鱼岛的经过。

  1941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布废除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讨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问题。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之后,1943年12月1日,美、英、中三国发表《开罗宣言》,确定了盟国的对日基本方针,其中关于领土问题的规定,构成了战后处理日本领土问题的国际法依据。《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开罗宣言》以国际协定的形式公布,表达了同盟国家打击侵略,维护正义的共同意愿,其作为国际法之严肃性和重要性不容置疑。

  1945年7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又称作《波茨坦宣言》,促令日本投降。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但当时苏联尚未对日本宣战,故没有在公告上代表苏联列名签字。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波茨坦公告》中添补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名字。这篇公告的主要内容是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关于对日战后处理方式的决定。其中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明确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承诺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受降典礼在台北举行,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应与台湾一并归还中国。1972年9月29日,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8年9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确认“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实际上,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对立迅速激化,冷战格局逐步形成。美国为了谋求世界霸权,逐步改变了其亚洲政策,特别是其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美国占领军主导下的日本战后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发生急剧逆转,尤其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整肃”虎头蛇尾。战后日本实施的和平宪法,本来是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制定的,但是,美国出于冷战需要,从50年代开始,不断敦促日本重整军备。

  1951年9月8日,美国违背战时盟国绝对不与敌国单独媾和的庄重约定,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与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苏联也没有在此条约上签字。《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等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其中所规定的交由美国托管的西南诸岛并不包括钓鱼岛。

  1952年2月29日、1953年12月25日,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先后发布第68号令(即《琉球政府章典》)和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的地理界限”布告),擅自扩大托管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划入其中。

  在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中国政府于1951年8月15日发表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1951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再次声明,《旧金山和约》是非法无效的。根据国际法中“条约不拘束第三国原则”,日本政府以《旧金山和约》等为根据主张对钓鱼岛的领有权,实为无稽之谈。解决中日之间领土争端的合法依据,只能是中日两国此前就《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所形成的国际协议。

  遗憾的是,由于二战后美国对《开罗宣言》等的根本精神的背离,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余孽得以苟延残喘,并伺机复活。在此背景下,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得到充分的审判和惩罚,中日之间领土问题的处理也受到了极大干扰,至今仍未得到妥当的解决。中日之间产生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历史根源即在于此。

  二、《开罗宣言》规定了战后亚洲和平秩序的基本框架

  《开罗宣言》由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这一事实本身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即向世界昭示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大国,将在战后亚洲和平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近代以前,东亚国际秩序的主体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和册封体制。但在近代以后,尤其是随着军国主义日本的崛起,中国成了倍受欺凌的一方。开罗会议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作为世界大国参加的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国大国地位的回归。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

  从1943年开始,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推行所谓“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战略。他认为:“战后之太平洋和平,必须着重于中美之合作。然欲求中美合力保障太平洋和平之有效,则首宜增高中国在亚洲之地位。”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参加《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10月30日,四国共同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提议要尽快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此后开罗会议的召开也与罗斯福的积极筹划密不可分。蒋介石作为大国元首被邀请参加开罗会议并共同发表《开罗宣言》,标志着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得到了美英苏的承认。此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日益重要。与此相对,日本则逐步丧失了其作为远东政治大国的地位,直至今日亦未能恢复。正是在此意义上,《开罗宣言》奠定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亚洲和平秩序的基础。

  当然,罗斯福的主旨是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大国。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美国计划落空,转而扶植日本,遏制中国。美国逐渐偏离了《开罗宣言》所奠定的战后和平框架。目前亚洲的国际秩序,依然在很大程度处于美国的一国支配之下,日本则追随美国,支持其在亚洲的霸权,同时借助作为美国亚洲盟友的身份,谋求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优越地位,企图以附属美国霸权的方式来延续战前日本帝国的旧梦。亚洲这一国际关系基本格局,是冷战局势对二战后期盟国所约定的战后安排的扭曲发展。钓鱼岛问题的表面化,正是起因于此。

  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简称“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台湾当局对此也表示坚决反对。

  1971年10月,美国政府表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他们将这些岛屿施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施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1971年11月,美国参议院批准“归还冲绳协定”,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该群岛的施政权交还日本,但是在中日双方对群岛对抗性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

  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的问题上,貌似中立,实则偏袒。美国一面声称在中日主权争端问题上中立,一面又声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在给日本某种限制的同时,更以其军事力量为后盾,给予日本以巨大的支持,并借以向中国施加压力。钓鱼岛问题成为美国打入中日之间的一个楔子,发挥了绑定日本和遏制中国的双重功能,为冷战后美国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致力于重建其一强主导的世界秩序,沉重的军事负担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也驱使美国对经济上活力四射的亚洲地区日益重视,尤其是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更是高调重返亚洲。但是,战后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一直是一种对抗性的秩序。冷战时期是与苏联对抗,冷战之后则拉拢、控制日本与中国对抗。美国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煽动和利用日中矛盾,从根本上妨碍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将地区主要大国排除在外的和平框架,是虚伪的和平框架。

  虽然有着诸多周折,二战结束后至今,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维护和平与秩序的重要力量,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地位越来越重要。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以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搁置争议的原则,避免了钓鱼岛争端问题被日本右翼政客所利用,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近年来,日本不断对钓鱼岛采取单方面举措,特别是野田佳彦内阁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以及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的强硬政策,否定和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共识。钓鱼岛“国有化”是日本战败以来尝试侵占他国领土的重要一步,这是一个危险的起点。如同2012年9月10日中国外交部声明中所指出的:“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中国维护钓鱼岛主权,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维护本国主权,也是维护亚洲和平,坚持反对侵略、反对暴力的国际正义。

  当下钓鱼岛之争的僵局,反映了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亚洲战略对地区和平的根本制约。然而,冷战已经结束,不应该再用冷战思维看待当今国际问题。美国应该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不应尝试把中国排除在亚洲和平框架之外,更不应刻意将中国塑造成冷战后美国的新敌人。日本则应该放弃帝国迷梦,接受中国在亚洲获得应该获得的地位,摆脱对美国的附属,追求本国真正的独立自主。与中国和平共处符合日本国民的根本利益,敌视中国的外交姿态无助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

  三、《开罗宣言》奠定了战后日本繁荣的基础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开罗宣言》对日本而言也是意义重大,奠定了战后日本繁荣的基础。

  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纽芬兰的军舰上举行会晤,发表了美英两国关于战争目的的联合声明,表达了反对纳粹暴政,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和各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以及致力于战后和平与合作的共同立场。此即《大西洋宪章》。它得到了苏联、中国等国的赞同,奠定了反法西斯国家联合的原则基础。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建立。《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明确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根本宗旨。

  到1943年,盟国的胜利日趋明朗,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正式提上日程,《开罗宣言》应运而生。《开罗宣言》申明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旨:“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又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这是战后日本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的前提。盟国战后处理的主旨不在于报复日本,而是改造日本。正是《开罗宣言》的基本精神,保证了战后日本长时期的繁荣。

  尽管许多日本人认为战后改革是由占领军强加给战败者的惩罚,实际上,近代日本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对外关系的紧张和对内政治的专制是相互促进的,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带给日本国民的不是幸福,而是苦难。1956年12月组阁的石桥湛山,在战前就一直提倡“小日本主义”,反对日本拥有殖民地,主张以工商贸易立国。石桥首相主张改善中日关系,发展两国贸易。遗憾的是,他不久便因病辞职。更遗憾的是,像石桥湛山这样的有良知有见识的政治家在日本只是少数派。大多数日本政治家是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美国的改造,并伺机卷土重来。

  在战后最早尝试复活日本帝国旧日风光的急先锋是岸信介。他在战前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战后曾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入狱,1957年2月担任日本首相。岸信介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阻碍中日贸易往来。但他尚能接受二战的教训,采取在“对美协调”的前提下争取“独立自主”的折中路线,致力于修改1952年生效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谋求建立对等的日美军事同盟。为了镇压预料中的反对意见,岸内阁在1958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试图扩大警察镇压群众运动的权限,结果引起社会党及众多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被迫收回该法案。尽管如此,岸信介内阁依然在1960年1月正式签署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对战争的灾难记忆犹新的广大日本国民担心被卷入美国的战争,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史称“安保斗争”.自民党不顾国民的反对,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新日美安保条约,而岸信介内阁也被迫总辞职。

  ①如今担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正是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有意识地煽动日本国民的对外危机意识,同时推进国内政治的保守化专制化,其手法与岸信介如出一辙。安倍晋三以其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回应选民的经济期待,领导自民党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又于2013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胜,消除了2010年以来日本政治的“众参逆转”状态。安倍内阁确立了自民党主导的“一强”体制之后,依靠议会多数的力量,强行推进多项政策,鲜明地再现了对外紧张与对内专制的互动关系。为了煽动日本国民,安倍不断强调中国以及朝鲜对日本的威胁,并打着“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旗号,致力于摆脱日本和平宪法的束缚,扩大日本的军事机能。为了和美国加强军事合作,推进机密情报的交换和共享,安倍政权不顾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对,①于2013年12月13日深夜,强行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这一法案允许行政机关垄断情报,严重限制国民的知情权和采访、报道的自由。《朝日新闻》连续发表社论反对这一法案,并批判参议院承认此法案,称之为日本“民主主义的葬礼”.

  2013年12月17日,安倍内阁又决议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NSS),取代了1957年的《国防基本方针》,同时决定了新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日本长期以来把“专守防卫”作为其安保政策的核心,而安倍晋三作出了决定性的转变,致力于强化和行使军事力量。新防卫大纲还以防止中国方面“侵入”钓鱼岛周围海域为由,敦促加快将防卫资源部署到日本的西南诸岛。《朝日新闻》2013年12月18日社论对此批判道:“偏重军事的动向,向近邻诸国传达了敌对信息。如果陷入了军备扩张导致军备扩张的’安全保障困境‘,反而有损地区安全。没有地区军备管理的构想,直接踏上军备扩张竞争的道路,在这样的思考中,恐怕感觉不到战略性。”安倍政权下一步的目标是通过改变宪法解释而行使集体自卫权。届时,安倍晋三将基本实现他所追求的日本的“强韧化”.诚如《朝日新闻》2013年12月18日社论所言:“那时,战后的和平主义将从根底崩塌。”在安倍晋三这一连串的行动中,中日钓鱼岛问题的争端,被其所充分利用以煽动绑架日本国民。

  而当年激烈抵制岸信介的日本民众的战争体验已经逐渐风化,失去了阻止安倍内阁的敏感性与行动力。当此之际,日本国民也许会有人想起日本着名学者井上清于20世纪70年代初写下的这段话:“我们现在之所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钓鱼群岛,是因为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前侵略的目标,一旦得手,这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的起点。”反对日本侵占钓鱼岛,“并非全是为了中国,而首先是为了日本人民本身”.曾有日本学者认为,吸收50年代岸信介、80年代中曾根康弘等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教训,90年代以后日本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于为了维护对美协调而消除民族主义,清算战前影响,突出“国际贡献论”.

  然而,21世纪以来日本政坛的演变却显示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有一路涨潮的趋势。2013年12月26日,曾以“侵略未定义”论招致广泛批判的安倍晋三,突然参拜靖国神社,更昭示了战前日本旧民族主义复活的巨大风险。早在1951年,日本着名学者丸山真男就曾预言,因战败而销声匿迹的日本民族主义有很大可能会通过“与更高层次的政治力量--恐怕是国际上的某种政治力量--相结合,作为后者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手段--比如说冷战的世界战略--而被加以利用”,将民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对特定的国内或国外的替罪羊的憎恨”,那意味着放弃“国民独立”这一民族主义的“最高命题”,“仅仅继承与反革命相结合这一过去的最丑陋的遗产”,并与“其他亚洲民族主义的动向背道而驰”.

  被丸山真男所不幸言中,当前日本保守主义政客为了私心党利,置国民整体利益于不顾,挑拨对外紧张关系,煽动日本国民,并借以强化其对国内的统制,严重威胁到亚洲的和平与安宁。日本民族主义终将何去何从?亚洲各国人民应该如何应对?当此之际,回顾《开罗宣言》这份经历了70年风霜的历史文件的现实意义,不为无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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